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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天龙说：“反正不是我，我也不便说。”
郑天良拍桌子了：“是你儿子需要，当然不便说。”
耿天龙说：“郑县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些调拨彩电不是在你分管期内发生的，从组织纪律的角度，我是不能对你说的。”
郑天良火了，他指着耿天龙的鼻子：“你胆大包天，贪赃枉法，七八万的差价就在你批的条子下被套走了，你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我把你送到牢里去！”
耿天龙说：“那好，你让公安局来把我抓走吧！”
郑天良向县委陈书记汇报了情况，陈书记说：“我同意让检察院介入，黄县长从省城回来后，我再向他通报。”
当晚，耿天龙就被“隔离审查”了，等到黄以恒三天后从省城回来后，耿天龙已经全招了。他说给他儿子批的彩电是二十六台，冰箱十一台，自行车三十六辆，其余都是黄县长、前分管刘副县长、于部长还有其他县领导调拨走了。耿伟强倒卖的彩电都是夹在县领导的调拨单中每次扣留几台，从来没有单独为儿子批过彩电。
耿天龙放出来后，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郑天良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就耿天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结论是耿天龙在“隔离审查”时的交待是基本准确的。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黄以恒在会上说：“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钱的。这些彩电冰箱都用于我们县里的工作中去了，不送能行嘛，项目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有时去送这些紧俏商品还得我这个县长亲自送上门，在这个小范围里我讲句难听话，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送上门的婊子。东西送了，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人讲出来呢？如果陈书记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就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下来后，我就辞职，因为此后县里的什么事也别想办成了。这次去交通厅也少不了要活动活动的，具体内容我能讲吗？反正现在八十万已经批下来，柳河大桥就要上马了，两岸六万多群众再也不需要坐船过河了。”
黄以恒一通慷慨陈词后，常委会上大家都不支声了，陈书记说：“我今年马上就要下了，平时我主要是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县里工作以恒抓得多，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今天这个会不是要大家来交待问题的，以恒这一点你要明确。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说清楚就行了。主要是讨论耿天龙处分的问题，检察院在等我们的批示，只要县委同意，他们马上就可以批捕。”
郑天良说：“我认为一切按法律办。除了县里工作调拨的外，他私自截留给他儿子耿伟强倒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差价案值近三万块钱。”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让耿天龙将差价部分退出来，然后再给予一个党纪处分。郑天良站了起来，他声音提高了八度：“如果耿天龙不依法处理，将来还会有许多个耿天龙接着贪赃枉法。”
黄以恒说：“老郑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这个案子比较复杂，许多东西拿到法庭上，我们县委县政府也要当被告的。如果觉得这不会有损于县委县政府形象，如果我们当被告有利于我县的改革开放的大业，我倒不在乎上法庭为自己辩护。”
陈书记摆摆手说：“这件事，我看就这样处理吧，让耿天龙将差价款退出来上交县财政，然后让他提前退休，反正他也快到了。组织部于部长代表县委将这一决定向他通报一下，把问题讲透，他应该是能接受的，也不再搞什么党纪政纪处分了，都一辈子下来了，晚节不保，可惜了！”
黄以恒说：“为了淡化处理这件事，最好叫他打一个因健康原因而提前退休的辞职报告，影响要小一些。”
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郑天良没说话，他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发生在梦中，又像是发生在来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马路上，馄饨挑子敲着竹筒发出了单调而孤寂的声音，一些打麻将回家的人在夜色中匆匆经过，夜风掠过他们赌输了的脑袋。
耿天龙的政治生命在这个夜晚的宁静中，被馄饨挑子的竹筒声敲碎了。那天晚上，放出来的耿天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里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空气特别潮湿，春雨蒙蒙中树在悄悄地发芽，县城和县城人们的脸上终日裹一层雨雾，湿漉漉的，能拧出水来。
我父亲带着老家的村支书洪宝和一个穿伽裟的僧人提着一壶香油和两只鸭子敲开了我舅舅郑天良家的门。我父亲放下鸭子向我舅舅介绍迦裟僧人说，“这就是玄慧寺刚来的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双手合十行佛门大礼。
我父亲说悟能法师是从九华山过来的高僧，修行极高，能看来世，能断生死，在他眼里“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世上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父亲说得深情并茂，一脸的虔诚和膜拜的表情。我舅舅郑天良对家乡来的人总是很客气，他让坐递烟并招呼舅妈上茶。只是对眼前这个僧人并没有什么良好印象，他不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而这个外来的和尚不仅会念经，还念出了让我舅舅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愤怒的歪经。悟能法师双手合十，稳如泰山地说：“自此经年，吾国时运不济，郑先生也逢乖蹇，故玄慧寺当重兴千载之佛法，镇邪驱恶，方国泰民安，逢凶化吉。”
我舅舅被悟能法师文白夹杂的凶言咒语逗得笑了起来。
村支书洪宝说：“郑县长，玄慧寺要显灵，最少得先修十二间大殿，还得将佛像重塑，观音佛如果不能做成铜的，就先用水泥做胎再刷金粉，然后才能正式开光。”
我父亲接着说出了此行的实质性的目的：“实在要是不能全建的话，最少也得批六万块钱。”
我舅舅郑天良脸色挂不住了，他对洪宝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带头搞这些名堂呢？”
洪宝脸涨红了，他说：“郑县长，我们知道你为官清廉，村里从来没找你开过后门，我是以村支书的身份向你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费。我听收音机里讲，中央还拨钱修西藏的布达拉宫哩，在悟能法师那里叫支持宗教自由，在我们共产党员这里，就是保护文物了。”
我舅舅说：“你这是乱弹琴嘛，县里的经济建设都没钱搞，现在还搞什么修庙。你说中央支持，你就找中央要钱去，反正我这里没有。”
我父亲、洪宝和外来的和尚碰了一鼻子灰，落荒而逃。
这一年还真出事了。先是胡耀邦突然去世，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就有了许多学生上街游行，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些长着胡子的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打着这些旗号，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党和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现在要让我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全国人民都不愿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更何况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还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合安县六十八万亩小麦在田里开始抽穗的时候，北京戒严了，一些学生提前回到了家里，他们带来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消息，脸上的表情非常恐惧。又过了一些天，在麦收的日子里，人们在电视里听到了北京的枪声，闹出了人命，反革命暴乱一个晚上就被镇压了。小县城里人心惶惶，而乡下的农民们不管外面多么热闹，他们继续收割小麦，他们的未来在希望的麦田里。
省里的魏廷旺副书记也从电视上消失了，据说他与这场动乱有关，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郑天良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多少震惊，尽管小县城政界的人们都说郑天良是魏廷旺副书记的人，后台比黄以恒的市委书记梁邦定要硬得多，但郑天良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后来黄以恒和梁邦定都发现魏廷旺副书记跟郑天良确实没有多少联系，但官场上的事很难说，有时无中生有，有时有中生无，总之，宁愿做过，不能做漏，在魏廷旺没有出事前，他们对郑天良必须保持一种谨慎。
郑天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恶痛绝，他在党员干部一一政治过关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如果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像我这样的农民子弟是绝对不可能走上领导岗位的。我是没有钱参加竞选的，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里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郑天良当然过关，小县城在动乱期间本来就风平浪静。
动乱期间平静的政局，使黄以恒在陈书记退到顾问委员会后，顺利地就任合安县委书记兼政府县长。市委梁邦定书记在黄以恒就任的会上向全体党员干部们作了重要讲话，他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肯定了黄以恒在合安县长的位子上所做出的显著政绩，政绩中包括了全市第一个“全省十强乡镇”马坝乡，还有柳河大桥、化肥厂扩建、县城改造、犯罪率降低、五年全县没出现过一个杀人犯等。梁书记尤其强调了市委对“五八十”工程的支持，并强化到战略的高度和改革的意义上予以肯定。他还说，“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对年轻干部要支持和信任，要服从和配合，要反对论资排辈，要反对倚老卖老，要用铁的组织纪律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相信合安县在以黄以恒同志为核心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开创出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
梁邦定的讲话既是代表市委宣布市委决定，也是政治捧场。这种捧场对于一个年轻干部来说，无疑是为敲山震虎稳定军心实行铁腕政治大造声势。
在中国的官场，任何人本事再大，如果没有上级支持，你也是寸步难行的。这就像孙悟空一样，尽管他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但如果没有唐僧这个领导的支持和同意，他不仅翻不了跟头，还会被套上紧箍咒，倒在地上打滚。
郑天良多少是有些目无唐僧的，尤其是黄以恒成为他的唐僧后，人们总觉得黄以恒有点让着郑天良，最起码在公开场合黄以恒对郑天良非常尊重，搞得郑天良像是县长，黄以恒倒成了助手的样子。郑天良经常在县长办公会上向黄以恒发难，而黄以恒总是说：“老郑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大家要认真研究。”而其他五位副县长几乎没人站出来公开支持郑天良，郑天良心里也很窝火，他觉得当副县长这两年一边享受着黄以恒的表面尊重，一边却又是一事无成，他提出要建合和酱菜企业集团的方案被县长办公会否定了。
黄以恒跟他之间就像解放前父母包办的婚姻一样，没有爱情基础，当丈夫的黄以恒却在父母弟妹姑嫂面前还得给郑天良这个小媳妇必要的尊严和脸面，倒是郑天良这个小媳妇有些刁蛮，时间一长，人们自然在感情上很同情大男人。
男人终究是男人。黄以恒当上县委书记后，“五八十”工程已经获得县人大的全票通过，其基本内容与黄以恒的最初动议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写得更细了，更公文化了。黄以恒在县长办公会上说：“这个方案经过多方论证，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才正式出台，郑县长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为方案的完善和丰富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还是赞成郑县长的工作作风的，敢于提不同意见，敢于直言。我是一个年轻干部，在发扬民主上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希望大家为了合安的改革与发展，要多一点意见，少一点奉承。五八十工程的全票通过，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班子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后大家不要在其他场合说这是我黄以恒的战略决策，要强调集体领导，不要突出个人。”
郑天良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但落得了一个表扬。这种表扬有点像被人捅了一刀后，捅的人拨出血淋淋的刀说：“你的肌肉真结实。”
“五八十”工程在全县千人“三干会”上进行了誓师动员。县电台、电视台、报社连续推出“五八十工程系列报道”。从组织上到宣传上，铺天盖地，造成一种群众性、广泛性、政治性的声势。郑天良虽对“五八十”工程有不同意见，但既已形成决议，他必须参与进去，这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职责。“十大亿元企业”的重担实际上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合和酱菜厂”这一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春天雨水太多，好多菜烂在了地里，夏天又持续干旱，几个乡的蔬菜都干死了，全县蔬菜产量锐减百分之四十。天灾过后，人祸又来了。被郑天良撤职的合和酱菜厂厂长赵全福自己另起炉灶，在马坝建起了跟合和对着干的酱菜厂，经过这几年发展，联合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个体小厂，打出“全和”酱菜的商标，标签、外包装颜色跟“合和”几乎一模一样，公开跟“合和”唱对台戏。自郑天良出任副县长，这两年，“合和”系列酱菜销量一降再降，由最好年份的销售额四千多万元，已下降到二千八百万元，郑天良将厂长于江海找来狠狠训了一顿：“我不管你怎么干，明年你要是销售回不到四千万，我就撤了你，堂堂的全省全市乡镇明星企业干不过个体户，你还有脸来找我诉苦。”
“合和”的经营手段非常陈旧，在经营和管理上，不许给回扣，要靠质量赢得市场；不许偷漏税，要对国家负责；不许招收童工，要对祖国的未来负责。这些都是郑天良在马坝定下的规矩，于江海当然不敢违抗，可不知不觉中，赵全福已经从背地里杀了过来，来势汹汹，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狠毒。赵全福先是请私人酱菜厂的各小老板们在一起喝酒，喝了三天三夜后，租了一辆面包车到南京又集体嫖了三天，所有费用都是赵全福的，他说：“我们只有搞托拉斯，才能将合和打垮，打垮合和，我请弟兄们到深圳去玩俄罗斯的、法国的、土耳其的，那奶子比你们脑袋还大。”他们在妓女的奶子上达成统一行动的联盟，成立了“全和酱菜责任有限公司”，赵全福任总经理，其他每个小老板都是副总经理，统一印制了名片，名片上还有一坛酱菜的图案。在销售过程中价格比“合和”低百分之十五，每瓶回扣一角六分，而“合和”是一分钱回扣也不能送，除此之外，对各大国营商场、调味品批发市场的采购员们还要请喝酒和玩妓女，他们的口号是，将“合和”彻底清除出华东地区，让他们卖到西藏去吧。今年菜本来就货源紧，“全和”高出“合和”百分之二十的价格收购蔬菜，菜农们将菜全都送到了赵全福的厂里，他们有信心争取在九十年代的第一年就让“合和”就地完蛋。赵全福说到这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
于江海说：“郑县长，我实在是完不成任务，我们的销售手段太落后了，不给回扣，国营公司根本就不要你的货，而且我们的价格还比老赵他们高。他们基本上是不交税的，县税务局的人都被他们请到扬州、上海去旅游嫖娼，现在全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企业都在偷漏税，而我们什么都交。他们大量使用童工洗菜、晒菜、切菜和分拣，童工的工资是成人的三分之一，他们提价收购蔬菜能赚钱，我们按他们的价格收菜后出货就死定了。郑县长，你不要撤我了，我提前辞职。”
郑天良开始火气冲天，听到于江海痛说革命家史，郑天良坐在生硬的木头椅子上愣住了，他拼命地抽烟，一言不发，一张扭曲的脸在烟雾后面破碎了，郑天良没法接受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连县里办事都要送省里市里的掌权人，那些国营商场的采购员们还能有多高觉悟，他这个乡村兽医在那一刻如同被放在一个酒缸里泡晕了，他记起了当年正流行的一首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他想不出头绪来，就骂了一句：“真他妈的可恶，这种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简直比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可耻。”郑天良气得脸色发青，他将地上的一个正在爬动的无辜的蚂蚁狠狠地踩死了，他突然一下觉得自己非常缈小了起来，他的能力只够战胜一只蚂蚁。
于江海坐在郑天良对面像一个没腌熟的酱菜。
郑天良决定自己亲自出马，他要去扬州找“天和酱菜集团”的季虎彬总裁，他要请季总指点迷津，人家也是国营公司，现在销售额已经达到两个亿，为什么我们“合和”就不能实现一个亿，他把“合和”当作是全县“十大亿元企业”的其中一个，因此改造“合和”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他和合和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事业起点，也是他政绩的一个商标和品牌。他对于江海说：“你要是有种，就给我继续干，‘合和’酱菜由县里来抓，我亲自出马。”
郑天良第二天就带着于江海到了扬州，季虎彬总裁见到郑天良就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早就听说了合安县出了个酱菜县长，没想到就是你呀。看来我们当年的支持不仅出了经济效益，还产生了政治效益，无比荣幸。我要让他们将这段传奇写进我们的厂史。”
郑天良说：“真该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主要是我们全乡的老百姓从此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不过他们富起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了，儿子造老子的反了，高价购蔬菜，低价出产品，还搞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党风和民风。今天来还是向你求教的，还望你继续伸出共产主义的援助之手帮我们一把。”
季虎彬听着郑天良的话就像听一个一万年前的往事一样，很陌生，他说：“郑县长，你讲的这些情况，在今天商品经济条件下，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适应形势，趁势而上。先吃饭，边吃边谈。”
季虎彬在市里最豪华的“天扬酒都”宴请郑天良，郑天良说：“不要过分破费，还是省一点钱用于建设吧。”
季虎彬说：“省钱是发不了财的，关键是如何挣钱。小平同志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保守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辩证理解，那就是，富裕是社会主义，开放是社会主义，自由化是社会主义。”
郑天良在季虎彬总裁的谈笑风生中有些僵硬起来，他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这世道出了问题。
酒过三巡，谈到“合和”厂目前的处境，季虎彬对郑天良说：“你们的经营思路要变，不能按以前那一套去做了。小平同志也说了，改革当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在所难免，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容许出现一些问题，不要怕，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说，只要让你的酱菜能卖出去，让资金能回笼，厂子有效益，手段为目的服务，不必把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
郑天良喝了一口酒：“季总，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总不能说党员干部接受贿赂去搞嫖娼就是对的吧？”
季总说：“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很严重，但也许不要几年，你就会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原则性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甚至很可笑，你要是不信，有时间为证。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你搞企业就是要对企业负责对职工的利益负责，如果你没有效益了，讲再高的政治都是没用的，原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支持小岗村分田到户时不是讲过嘛，‘《人民日报》是不会给你饭吃的！’厂子垮了，对上对下都是没法交待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产党员除了党性和原则外，他首先是一个人嘛。当年你办这个厂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观念非常超前，怎么厂子办起来了，观念却降下去了。我觉得领导干部要向邓小平同志学习。”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心里很乱，他不想讨论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就直奔主题，请季总指点迷津：“你看就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在五年内能不能达到亿元的规模？”季总将一只煮得死不瞑目的螃蟹送到郑天良的碟子里：“是不是你又想放卫星了？”郑天良说：“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达到你们一半的规模，总不会是空想吧？”
季总将一只螃蟹爪子咬碎，又放在碟子里：“也不是达不到，关键看你怎么做。就你们目前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是肯定不行的，郑县长，我们是老朋友了，说话不好听，你可不要见外。”
郑天良说：“这点胸怀还是有的，良药苦口，我能咽得下去。季总，你能不能再发扬一次共产主义风格。”
季总说：“郑县长，我是讲不来共产主义风格的，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后才能解放自己，我做不到呀，我现在自己都解放不了自己，怎么能解放你呢，现在市场竞争不是激烈而是残酷。”
郑天良说：“你能不能一边解放自己，一边解放我们呢？”
季总说：“这样吧，这件事一时也谈不清，我们晚饭后到宾馆接着谈，现在喝酒。”
晚饭后在宾馆讨论的结果是，要实现亿元规模，必须走联营的路子，将“合和”的产品全部交由“天和”的网络向全国销售，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增加销售量，而生产管理这一块，由天和派人协助按天和的经营模式操作。合和每年必须增加两百万的固定资产投入和设备投入，给天和的回报是，销售提成百分之三十五，每年生产管理费五十万元。郑天良听了后，感觉到季虎彬也不是当年的无私帮助的阶级弟兄了，现在不仅开价了，而且开价还相当高，郑天良说：“我们销售给各地折扣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季总说：“我们现在给客户私人回扣就达到了百分之十五了。五年之内还要提高，用公家的权，赚自己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时髦了，很正常。尽管这样，你还是有赚头的，如果真能达到亿元产值的话，一年三四百万利润是没问题的。”
郑天良跟天和集团达成了销售和管理的意向性协议，郑天良想等县里批准后，就正式签订合同并立即执行。他对自己的第一个亿元企业充满信心。
郑天良还没来得及跟黄以恒通报关于“合和”亿元企业的发展规划，黄以恒先找到了郑天良。已升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黄以恒秘书宣中阳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他恭敬的对郑天良说：“郑县长，黄书记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这一次是郑天良去了黄以恒的办公室。
黄以恒热情地让郑天良坐在办公室里的两张单人沙发上，郑天良坐沙发还是有些不踏实，但他的屁股似乎比他的心理要进步了许多，落坐得很稳当。黄以恒跟他并排而坐，表示了一种平起平坐的姿态。一般下级到上级办公室，要么坐对面的小椅子上，要么就站着汇报或聆听教诲，以表示上下有别的等级。
两人坐定后，黄以恒先跟他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说我家的小建群非要吵着跟你家清扬一起上南门小学，两个孩子玩得像亲兄妹一样，现在的孩子太孤单了，要是不搞计划生育，每家有两三个孩子，做游戏玩弹子就有伴了。黄以恒跟郑天良都住在县委大院宿舍区，黄以恒在东头，郑天良在西头，两人平时互不串门，倒是两个孩子玩得很要好，喊小孩回家吃饭都是夫人去叫，一来二往，两位夫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黄以恒夫人钱萍在商业局工作，经常会带两斤白糖送给郑天良夫人周玉英，周玉英说：“钱萍真不错，有情有义的。我真想跟他结拜为干姐妹。”郑天良说不行，此事也就不行了。黄以恒跟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郑天良觉得一般以这种方式开头的谈话，肯定是很严肃的话题，但很严肃的话题在黄以恒那里又能以很轻松很随意的方式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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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在猜测黄以恒下面要说什么。也许是要他去省化工厅去跑项目和资金，上次去省城代表县政府给化工厅厅长送玉枕，郑天良就是不干。黄经恒就耐心地对郑天良说：“老郑呀，我们是求人办事，求人的事本来就是丢面子的事。”郑天良说：“我是求上级组织对我们支持，而不是求人。”黄以恒说组织也是由人来控制的，他们就是说不到一起去。郑天良虽然还不到四十岁，但他在县里已经被当成是八十岁的人了，大家说得客气一点叫“跟不上形势”，说难听点，就是“保守、僵化、顽固”。这个创办了全县第一个乡镇企业并且成了全省乡镇企业明星的改革家，不到十年，就被改革的潮流拒绝在主流舞台之外。尽管如此，市里、县里开会只要提及合安的改革开放是必须要提到郑天良的，这就像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提到邓小平一样。
黄以恒跟郑天良关上门在屋子里抽烟，烟雾围绕着办公室的桌子和墙上的合安县地图在空中盘旋，闲谈中郑天良毫不节制地咳嗽了几声。县委办和宣中阳都知道黄书记只要是关上办公室的门，就意味着里面的谈话极其重要，任何人都不能进来，任何电话也不许转进来，这个规矩的执行和把握主要由宣中阳控制。
黄以恒总是先跟郑天良点上火，然后才点自己的烟，他的关键性的话就是在点烟的同时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老郑呀，合和酱菜厂在我县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郑天良不知他要说什么就没有接话。黄以恒说：“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酱菜生产的工业化程度要求不是很高，目前的生产经营主体已经转向了民间和个体户，政府的精力和钱恐怕更多的要用在大工业和新型产业的建设上了，为了建十大亿元企业，县里打算进行战略调整，把传统的农副产品加工业、手工业全部向民间转移，把乡镇企业办到乡下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十大’。”
郑天良隐隐听出了这次谈话与“合和”酱菜有关，于是他就开始为合和厂的前景进行了自作主张的设计：“黄书记，昨天我刚去了扬州天和集团，季虎彬总裁愿意跟我们联营，进入他们的销售渠道后，用不了五年，合和就是亿元企业了，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件事。”郑天良平时很少在私下称呼黄以恒黄县长黄书记，也很少用“汇报”这个词，一般都是“有个事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黄以恒就说“好吧请坐”。但今天他感到心里有些底气不足。
黄以恒根本不会接着郑天良的话题往下说，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思维将谈话逐步深入下去，这是官场上级对下级的一种意志，这种意志保证不了，就会使权威到挑战。黄以恒还是很轻松地说：“我知道你对合和厂有感情，但作为党员，我们的感情还得服从于全县改革开放的大局，服从于整体的事业发展。好在你不是马坝乡乡长，更不是合和厂的厂长，你应该能想通。”
郑天良说：“合和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实现了联营和强化管理后，明年就可以重新回到四千万的销售额上。”
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先跟你事先通个气，关于五八十工程如何实施的问题，我们要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
黄以恒说得就像青菜烧豆腐一样简单轻松，而且没有把根本性意思说透，他让郑天良几夜都睡不着，合和厂究竟往哪里去，他在猜谜。
县长办公会晚上接着开。
会上的议题主要是“五八十”工程具体实施的事。其中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关于兴建年产五万吨啤酒厂和改造合和酱菜厂的事。由于县城的急剧扩张，原来在城边上的合和酱菜厂现在的位置已规划成了即将兴建的啤酒厂的新厂址，而且还在五条商贸大道之一的宏光大道的主干道上。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宏光大道是县城连接工业区的唯一一条商贸大道，合和酱菜厂挡在道中间，要拆迁；十大亿元企业有七个在工业区，里面再放一个乡镇企业在里面，也很不协调。根据合安县经济战略调整的需要，乡镇企业一律要放在乡下办，县里要集中财力办十大亿元企业，合和酱菜厂由于经营不善再加上个体的酱菜生产已经规模化，夺取了合和的发展空间，县委县政府决定，停止对合和厂每年提供的一百五十万财政周转金，将钱集中起来办大事。合和厂在搬到马坝乡政府所在地后，承包给“全和酱菜有限责任公司”，条件是合和所有员工一律不许辞退，而且每年要上交乡政府二十万元承包费。黄以恒说：“租赁承包是目前经济改革中实行的一个新的政策，试行的效果很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要求各地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营观念，用灵活的机制来适应市场的变化。这次合和厂的租赁承包又走在了改革的前面，合和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县改革的排头兵。”
郑天良像一个玻璃茶杯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被摔得粉碎，这支离破碎的碎片注解着他对毁灭的深刻感受。郑天良涨红了脸站了起来：“为什么要把全省明星乡镇企业承包给个体户赵全福，为什么合和厂有了转机还要把它扼杀掉，为什么工业区规划让合和厂既占了啤酒厂的位置又挡了宏光大道的路，为什么我这个管工业的副县长不知道工业区的设计，这是什么用心？”
黄以恒作为县委书记县长如果对郑天良随意发难无动于衷的话，只能说明他的权威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黄以恒不可能像郑天良那样情绪冲动，但他的话比郑天良更具杀伤力，他摆摆手，示意郑天良控制好情绪，然后平静地说：“郑县长，我真不知道你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呢，还是马坝乡的乡长或合和酱菜厂的厂长？同志们看得很清楚，你是在代表马坝乡和合和酱菜厂说话，那么你能不能也代表一下县政府说说话呢？合和过去是明星，但明星是不是也要搞终身制呢，大寨是毛主席树起来的明星，不同样也被历史淘汰了吗？是不是因为是毛主席树的，我们还要每年都去参观朝拜呢？这不符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精神。我们对合和的历史地位和为改革做出的贡献是高度肯定的，也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但自从你老郑到县政府后，目前合和销售直线下降，管理落后，观念陈旧，打不开市场，争不到货源，再这样下去，不要两年，这个厂就消失了，现在县委县政府通过承包的方式改变经营模式，既符合中央的精神，也等于是挽救了这个厂。工业区的规划是专家们定的，不是哪一个人定的，说老实话，我们都看不懂图纸，但我们应该相信专家，这是起码的科学态度。我希望郑县长不要把合和厂与个人的功过联系起来，而要与全县发展的大局联系起来。”
黄以恒的话将郑天良逼入死角，他的话让人们看到郑天良死死地抱住自己的政治金牌不放，似乎他要把自己的一生吊在这块金牌上，因此不顾全县的大局不顾自己的副县长的职责，一味地为个人的政治前途捞取资本保住资本。而郑天良的话又暗示了黄以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和别有用心的，利用合和厂暂时的困难打着改革的旗号将郑天良的政治资本全部没收，并逐出县城，斩草除根。
所有副县长副书记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也不会说出来，说出来的话都是刷过油漆的崭新的家具。大家都知道当年他们在朝阳公社共过事，对于其中的一些不便翻出的陈年老帐也是很清楚的，但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承认所有矛盾与分歧与历史有关。历史是一个无耻的妓女，她可以任人把玩，但不可以放弃卖身的利益，这是历史和妓女的共同原则。
参加会议并不代表你就一定是举足轻重，分管民政、地震、抗洪救灾的副县长田来有按说在这个会上是不宜发表过多意见的，但他似乎很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他看到郑天良坐在那里哑口无言，嘴里直喘粗气，就站出来拥护黄以恒的重要讲话，这个从县政府接待处主任提上来的副县长声情并茂地说了一些与会议议题关系不大的话，他说：“黄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体现了黄书记把握全局控制全局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改革开放的气魄与胆识，黄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全县七五期间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纲领性文献。我个人表示坚决拥护衷心支持，并决心以实际行动为完成黄书记为我们规划的建设蓝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部分与会的县领导想笑。黄以恒看田来有讲得有些过分，就批评说：“老田呀，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们的决议是集体研究集体讨论通过的，今天也是为了取得统一的意见来进行讨论的。我的讲话不是我个人的，而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这个集体的，我不过是这个集体的一个班长，一个站在前面第一个堵枪眼的人而已。”
郑天良站起来反驳田来有：“你老田除了说这些话之外，还能不能说一些让人听起来不恶心的其他话？要是现在还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肯定要提拔你，可惜他们都已经完蛋了！”
田来有脸也涨红了，他跳起来说：“你老郑怎么能这样说话？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如果你一定要我再说一点其他的话，那么我告诉你，真正别有用心的是你，承包出合和酱菜厂你心疼了，你的金字招牌倒掉了，所以你恼羞成怒，对黄书记的话也不当一回事。你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和全县利益之上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话。不要再冒充什么正人君子了。”
黄以恒打断了田来有话，狠狠地批评了田来有：“你老田是什么意思？老郑没有你那么狭隘，你说话的动机我看也不见得就多么光明磊落。”
这时，其他县领导也出来和稀泥，说你们两人都少说两句吧，大家还是要以研究工作为重。
田来有被黄以恒呛了一顿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他就像一个不称职的饲养员在给老虎喂肉时反被老虎咬去了一个手指头，所以他坐在那里骨头缝里都直冒寒气。
在讨论上五万吨啤酒厂工程时，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所有的民主都在论证这个决策的正确性和英明性，只有黄以恒比较清醒，他说现在不是论证上得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上：“我的意见是分两步走，明年一期工程投资六千万，年底就投入生产，第二年投入两千万，实现五万吨瓶装和散装啤酒的规模，实现产值一个亿，利税一千五百万。为了保证质量，提高竞争力，我们的建设必须高起点，上规模，设备要全部从德国进口。省计委已批准立项，明年春第一批设备就到上海了。”
郑天良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头脑不要发热，周边南京、扬州、上海、徐州这样的大城市都建了啤酒厂，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既没有资金保证，又没有交通优势，而且缺乏技术力量，有没有必要建这么大的规模？我个人是有不同意见的，现在要把明年对乡镇企业支持的六百万财政周转金都砍掉，有多少乡镇企业要垮台。”
黄以恒总是不紧不慢地伸出温柔一刀：“郑县长，我觉得你不像一个搞工业的副县长，很像美国参众两院反对党的议员们，但不同的是，你要干实事，而那些反对党的议员们除了想夺权外，是不干实事的。这就是区别。你讲的困难，我都考虑到了，而且考虑得比你还要残酷，但这就是挑战，这就是对我们能力的考验，我向市委梁书记立下了军令状，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能实现的话，我引咎辞职。说老实话，我们在位一天，就得干事，干实事，干大事，这是改革赋予我们神圣不可推卸的职责。工作就是在挑战中完成的，没有哪一项工作是轻而易举地一步登天的，这跟你老郑当年办合和酱菜厂不一样了，那时候，你只要干了，就能赚钱，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还不到位。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是像造酱菜那样简单了。关于乡镇企业，要逐步向民间转移，向个体经营转移，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都靠财政周转金活着，这样的乡镇企业是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郑天良看黄以恒不动声色中又将他奚落了一顿，他就毫不客气地说：“黄书记，你不能对乡镇企业有偏见，财政周转金只是关键时刻支持一下，比如合和酱菜厂收菜的时候需要的资金量大，临时性的借用，不超过一年就还了。怎么能说靠周转金养活的呢？”
黄以恒说：“老郑，你看你真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一谈又谈到合和酱菜上去，你总不能让合安县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出路全都靠吃酱菜来实现吧？合和酱菜厂是在一年内还了周转金，可其他乡镇企业呢，至今还欠县财政三千多万没还，只要是县财政的钱，好像是外块，捞到手就不想还，当然更多地是还不起了。财政局李局长几次向我辞职，你们可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不用有限的资金去搞大企业，不彻底改变全县的经济面貌，我们就永远穷争饿吵，永远不会有出路。”
会上的气氛有些压抑，会议室里的烟雾将一张张脸模糊了。他们在烟雾中发扬民主集中制，在一天一夜民主后，最后由黄以恒集中起来形成了决定。郑天良必须接受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天夜里，北方一股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明天和后天将影响我县。县电台的播音员就是这样说的。
等到他们散会的时候，郑天良裹紧了衣服，他的袖子里灌满了初冬玻璃碎片一样的风，抬头看天上，天上的星星各就各位，很遵守纪律，它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发着清冷的光，它们永远也不开会，因而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想到这，郑天良身上打了一个寒颤。
合安县工业区离县城一点五公里，重新命名后工业区面积达八平方公里，大量农田被征用，一些农民由此而吃供应粮而成了县国营企业的工人，而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在城边上干了十年，不但没有成为城里工人，还要搬到乡下去，成为个体户的雇工，于是合和酱菜厂的工人们开始了集体抗争。
工业区工地上一片热火潮天，化肥厂、塑料厂、缫丝厂正在大规模扩建，电子元件厂、啤酒厂的拆迁和整地工程同步进行，“三通一平”在三个月里基本完成了，省电视台、市电视台的记者几乎常驻在这里报道合安县的“深圳速度”。工地上彩旗飘飘，尘土飞扬，机声隆隆，歌声嘹亮。可宏光大道建设与啤酒厂兴建工程在进行到合和酱菜厂时，遭遇了前所未有抵抗，城建局吴成业带领的市政工程队在合和酱菜厂被工人赶跑了，吴成业的眼镜在与工人的推搡中被打碎了，啤酒厂工地的推土机和挖掘机被扣留了，工人们还放掉了机器轮胎的气，让它们彻底瘫痪在工地上，像几条被打死的狗一样趴在那里不动了。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正在接受省报记者采访的黄以恒听宣中阳说吴成业要找他，他就对宣中阳说，让他等一会。黄以恒对省报记者说：“合安的改革与经济腾飞与省委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与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是分不开的，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是空前高涨的。有了上级党委关心支持和人民群众拥护相应这两个保证，才有了今天的‘合安速度’。县委县政府的意志高度统一，我们认为，改革需要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挑战和机遇共存，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错过机会，有负众望。县城的五条商贸大道拆迁建设正在同时进行，先扒房，进篷帐，支好灶，再给粮，拆迁户安置得很好；工业区进展一帆风顺，各项建设正在高速的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送走了记者，工商局凌局长抢在前面要找黄以恒，吴成业说他先来的，就不答应凌局长先汇报，两个人在县委办吵得不可开交。黄以恒叫宣中阳让他们两个一起进来，都是为五八十工程的事。
凌局长说，由于拆迁范围太大，这个月工商税减收六十多万，而一些没有拆迁的工商户也赖着不交工商税，说拆迁影响了他们生意，收税的工商管理人员有好几个被打伤了，他气愤地说：“这些人简直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暴徒，我请求县公安局派警察帮助我们镇压。”黄以恒说：“你怎么能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暴徒呢，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让人民群众充分理解五八十工程，要让人民群众自觉地支持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凌局长火上浇油说：“除非你把他们都提拨为科局长，直接归你指挥了，他们才能服从大局。你不派警察，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下个月工商税要减少八十万，我已经做好了下台的准备，不过你要是撤了我的话，只会越收越少。”黄以恒坐在那里不支声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凌局长，我知道你们工作很辛苦，但是为了合安的改革发展，我们只能这样了，工作慢慢做。我将抽出时间来跟你一起下去收税，另外再让县电视台、电台、报纸加大对五八十工程的宣传力度，但绝对不能抓人。”
坐在一旁冷场了好半天的吴成业插话说：“前些年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的时候，你不是让公安局抓人了吗？我今天也是来申请派公安协助我们抓人的。”
黄以恒说：“老吴呀，你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次天安门事件后，还能轻易出动警察吗？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县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毁在我手里吗？”
吴成业眼镜摔裂了，他从碎裂的镜片里看到的黄以恒也是一种分裂的形象，于是就说：“反正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已经将我的眼镜打碎了，下一步他们就准备将我的骨头打碎，如果你再不派警察加强力量，我只好先申请你赔我眼镜，然后再赔我骨头。”黄以恒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老郑？”吴成业说：“郑天良现在是副县长，不是酱菜厂厂长，也不是马坝乡乡长，局面失控了，我当然向你求救，老郑是无权调动公安的。”黄以恒说：“你先回去，我马上跟老郑商量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无论如何，月底，一年要将道路让出来！”
凌局长和吴成业还没走，财政局李局长进来了，他一进来就喊道，财政上已经分文没有了，都用去“三通一平”了，老干部的医药费，还有下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的县太爷！吴成业临走前丢下了一句话：“羊不吃草，想吃树叶，它爬到树梢上后，才知道要付出代价。”
黄以恒还没弄懂这话的意思，吴成业已经走了，凌局长李局长更是一头雾水，他们的理解能力局限在人民币的图案的设计上，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
郑天良身上有许多农民的习性和乡村兽医的拙朴，他习惯于在一条直线上思考问题，又喜欢在一条直线上解决问题，他一直活在一个平面中，他生活在乡村土地上，土地的一览无余成为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性质。所以，他在当官十几年后，还是那般容易让人一眼看透，就像一桶透明的水。比如说在反对黄以恒的租赁承包合和厂这件事上，人们就一眼看出了他对合和厂的个人情感，而且捍卫得毫不含蓄，捍卫得理屈词穷，这就是他的直线思维的必然结果。
黄以恒找来了郑天良，他在沙发上坐定后，黄以恒照例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沙发上，以保持永远平起平坐的格局。郑天良却照例表现出对五八十工程的异议，他说：“五条大街一起建，影响到近一百多家工商户，四百多户居民，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税收大幅度减少，县财政眼看就要断炊，钱，钱从哪里来？我早就跟你提醒过，但你是一把手，就是不想对我的善意发扬一下民主。工业区现在是四面楚歌，有三个工程三个月开不出建筑费，工地的工人们要到县政府食堂吃饭，这些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钱怎么办？自来水厂说管线的钱不到位，马上就要停水，他们已经顶不住了。你想过没有，我们县三十八万老百姓现在每人要背上八千块钱的建设债务，而现在每人年均收入只有六百多块钱，如果让他们还清这些建设债务，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不娶老婆，全县老百姓要还十二年。你这不是大跃进那一套又是什么？”
黄以恒静静听郑天良将牢骚发完，然后问他一句：“你讲完了？”
郑天良说：“我当然没讲完，但这些就够了。”
黄以恒照例先给他递去一支烟，又点上火：“终于轮到我能说话了”，他永远是举重若轻地说：“关于五八十工程的事，现在再说是毫无必要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资金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我来解决，而工业区的建设，你去解决，这是分工，也是职责。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去做一下合和酱菜厂的工作，让工人们立即撤出工厂，全和厂在马坝的新厂房我已经看过了，比现在的合和厂气派得多。我觉得这个厂的职工是会听你指挥的，再说啤酒厂的建设也是你负责的。老吴的眼镜都被工人们打碎了，这还像话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一致，也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矛盾，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马上我还要去省里跑资金。这事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郑天良说：“工作我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黄以恒说：“条件你可以代表县政府跟他们谈，我们人民政府不要忌讳人民向政府提条件，只要撤出工厂，什么都可以谈，就像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一样，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县委政府的车全都出去跑项目和资金去了，郑天良的外交能力是肯定不行的，这几乎已成了共识，所以就让他坐镇合安负责工程建设。郑天良答应立即去合和厂工地现场，郑天良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当他牢骚发完，份内的工作是从来不马虎的。没车了，郑天良说他骑自行车去，黄以恒说这不行，他让自己的司机沈一飞用桑塔纳送郑天良去现场。县里只有黄以恒一个人有桑塔纳专车，其他人都是从两办调车，车子都是“伏尔加”、“拉达”这一类老爷车。开专车的沈一飞地位比其他驾驶员自然要高出许多，也应了天子脚下五品官的老话。沈一飞穿戴整齐，雪白的衬衫领口常常挂着一根领带。
郑天良坐在沈一飞的车里，看到他脸上傲慢的神情很不舒服，他想要是其他人搭他的车还不知是什么脸色，他总觉得沈一飞的这种情绪主要出在领带上，因此从不穿西装的郑天良对沈一飞的领带耿耿于怀。
车窗外，尘烟滚滚，打桩机和推土机惊天动地地在吼叫着，只有啤酒厂那一块一片沉寂，天空由此被分割成清浊对比的两块。进入工业区，道路越来越难，路面被挖得坑坑洼洼，在距离合和酱菜厂和啤酒厂工地还有一华里的地方，沈一飞将车停下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郑县长，前面路不好开了，你自己走过去吧！”
郑天良非常恼火，这不等于是将他逐出车外嘛，他压抑住情绪说：“我本来是打算骑自行车来的，可黄书记非要用车送，你得给我送到底。”
沈一飞从手上褪下了类似于伪军戴的白手套，面无表情地说：“郑县长，我马上要送黄书记去省城，晚了就赶不上了，关键是车底盘太低，如果碰坏了，就会误了大事。”
郑天良本来想说难道我去工地就是小事吗，但他忍住了，他下了车后自己冒着灰烟像穿行在一个找不到敌人却大肆轰炸的战场。他不想跟沈一飞计较，他认为这是奴才跟了主子后的一种典型的狗仗人势的张狂。黄以恒的司机将他扔在半路上，回去看来还得搭工地拉水泥的车。最初他还以为黄以恒的车要一直等他下班，这一厢情愿的提前幻灭让他心里很窝火。
合和酱菜厂大门口，几百工人正手里拿着砖头、扛着菜坛子与城建局和啤酒厂工地的工人们对峙在那里，一副誓与工厂共存亡的架势。
吴成业见郑天良来了后，就拉住他的袖子说：“你得赔我眼镜，你们的工人将我眼镜砸碎了。”
郑天良甩开吴成业的胳膊说：“你今天是为宏光大道来的，还是为眼镜来的？”
吴成业反唇相讥说：“我是坚决反对五条大道这假大空左倾冒进工程的，你的弯子转得比我快多了，该提拔了。”
郑天良向吴成业翻了一个白眼：“这是什么地方，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他本来想讲一句你真该当一辈子反革命，可时间地点不适合，他就不说了。
工人们见郑天良来了，就高声喊叫起来：“郑县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呀！”
一些人上来拉着郑天良说：“郑县长，关掉合和厂，不得人心呀，这是存心跟你过不去呀，我们工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郑天良听到这话，心里一酸，他没想到工人们居然比他看得还要透彻，但他在这种场合，他不能火上浇油。他在问厂长于江海在哪里，工人们说于江海在县城澡堂子里做推拿，他的腰扭了，大概过一会就要回来，工人们也在等他回来决定是不是将推土机烧掉，以绝后患。郑天良说：“简直乱弹琴，这时候还有什么心思去洗澡推拿。”
正说着，于江海骑着摩托车从烟尘滚滚中冲了过来，他的头发上沾满了灰尘。见到郑天良连忙跳下车来：“郑县长，你也来了，我正想找你呢？”
郑天良说：“我看你动作灵敏得很，腰怎么在这时候扭了？”
于江海说：“不就是躲吗？你看这场面，我哪能对付得了。”
郑天良将所有职工全都集中到院子里，准备做思想工作并与他们就有关条件进行对话。酱菜厂院子里一片狼藉，几十个一人高的菜坛子站在各个角落像永远也平不了反的反革命，空洞的大口仰天长啸，坛口上落满了灰尘，一些过去的菜汁粘在坛口上流露出死不瞑目的印记。
郑天良站在一口倒扣在地的小菜坛子上，他顶着初冬的风声，大声地说：“同志们，乡亲们，合和厂不是关闭，而是易地发展，我们的‘合和’商标是经过国家工商局注册的，目前只是租赁给‘全和’厂使用，我们用知名品牌帮助马坝乡发展蔬菜加工的产业规模化，乡镇企业重心下移，乡镇企业向民间个体经营转移，这是县里统一的战略布署，是从全县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制定的政策。另外，县工业区要建大企业，要发展支柱性工业，所以合和厂的搬迁也是为了服从于全县五八十工程建设的大局。”
郑天良的声音有百分之二十在风中被损耗了，但工人们总算听懂了郑县长的意思，他们看郑天良对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厂突然关闭没有丝毫的意见，也感到意外。既然郑县长都同意关了这个厂，再想挽救这个厂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但工人们提出了又一个要求，即工业区大量招工，他们要求转城镇户口进国营工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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