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第十一章 四分五裂



  还记得那个同我和胡兰一起洗过澡的自以为是的姑娘吗?就是她告诉我们上海发生的事情,空军是如何飞到那儿去拯救中国的。
  她早就进了饭厅,我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丈夫们全都还活着的消息,此刻正在听胜利的消息。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
  “你们收听到的,”她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全是废话。”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眼睛像魔鬼一样红。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了事情的真相。那个老是把吊扇下面的位子留给我丈夫的飞行员已经死了,那个我丈夫冲他大吼,跟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也死了,这位自以为是的姑娘的丈夫也被杀了。
  “你们以为你们的丈夫还活着就运气吗,”她说,“你们错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飞机是在半夜到达日本军舰云集的上海港的。他们想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日本飞机早已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了——他们早就知道中国飞机来了。所以倒是我们的飞行员大吃一惊,一下子昏了头,于是赶紧投弹。大匆忙了!从天空到地面距离太近了,结果那天晚上投下的炸弹全落到了民房和商店的屋顶上,落在电车上,炸死了成千上百的老百姓,全是中国人哪,而日本的军舰照样在海面上耀武扬威。
  “你们的丈夫不是什么英雄。所有的人,那些飞行员全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比白白送死还不如。”那姑娘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声不响。
  胡兰打破了沉默,生气地说,“她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她还是很开心,因为家国还活着。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她说。
  你想象得出吗?她居然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她很开心,她怎么能把这么自私的想法流露出来呢?
  但我没有责备胡兰的设教养。我尽量像大姐姐般地劝说她:“如果那姑娘说的是真的,我们是该想想这场悲剧。我们应该严肃点,不要光顾自己开心。”
  胡兰一脸的开心相马上就消失了,她张开嘴巴,把这个想法听进去了。我想,不错,尽管她缺乏教养,还是能做到知错就改。
  但她马上皱起眉头,沉下脸来。“你这种想法——我不懂。”她说。
  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关心大局,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呢。”
  “哎呀,倒霉!”她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嘴巴,“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败坏大家的前途呢?”
  “不是不吉利的话,”我坚持说,“我只不过是说,我们得现实点。这是在打仗,我们不光要用感情,也要用理智,头脑始终要清醒。如果我们假装看不见危险,那我们又怎么能避开它?”
  但胡兰不愿再听我说话。她又哭又喊,“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恶毒的字眼!这么想有什么用,坏念头只会引出坏结果。”
  她就这么叫着嚷着,像疯了似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时开始四分五裂的。我们之间的和谐是胡兰打破的。我告诉你,那天我才看清了胡兰的为人,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脓包。这女人能说出一连串刀刃般锋利的话。
  “你说不幸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你说你丈夫也会死,”她吼道,“那你干吗不抓住眼前的一切及时行乐呢?”
  你想象得到吗?她当着大伙的面咒我!她抛出一个只能做出错误答案的问题。她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是专门说倒霉话的人。
  “我没说过这话。”我马上回答。
  “你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这又是一句谎言。“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说要现实些,这和倒霉想法是两码事。”
  “如果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件事,”她说着举起手,拉住大拇指,好像它就是一个烂萝卜,“你总是挑这个最坏的。”
  “没这回事。我是说在战乱时期,光我们自己开心是不够的,是没用的,它阻止不了战争。”
  “蒋介石说他能阻止战争。”她喊起来了,“你以为你比蒋介石更高明吗?”
  胡兰和另外的女人都盯着我。没一个女人上前一步来劝我们别吵了。她们没说,“好了,好了,姐妹们,你俩都对,你们只不过是互相误解了对方。”我看得出,胡兰激烈的话语已经毁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难怪她们听不出胡兰说的只是一派胡言。
  于是我说了句,“算了!”——忘了这一切吧!我离开她们,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想到这里,我至今还很生气,因为她的脾气一点没改。你看得出,她老是要把事情转到自己的思路上去想。如果是件坏事,她就会把它说成好的,要是好事呢,她又把它想成坏的了。无论我说什么,她总要和我对着干,她使我好像成了一个老犯错误的人。于是我就不得不和自己争论一番,想弄清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那次争吵以后,我气得只能一个人坐在床上,想着胡兰的讽言刺语。我对自己说,她就是这么个人,老是说傻话。她才是大家背后笑话的人。我不想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就想找点事来干干。我打开抽屉,翻出新阿婶送给我的一块布,还有我们家的工厂自己制造的一卷棉花。
  这是一块淡绿色的棉布,上面绣有金色的圈圈,很轻,很适合做夏天的服装。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式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看到过的,一个快活的小姑娘穿过的那种式样。
  我心中有了底,就开始裁起来。我想象自己穿了这件绿衣服,就像那个小姑娘似的,她的所有的小姐妹都很羡慕她,大家都悄悄说,她的衣服和她的风度好配呀。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胡兰,她对这件衣服评头论足,用她的大嗓门说,“丈夫刚死就穿这种衣服,也太花哨了呀。”
  我心里这么想着,手下马上就出了错——袖子裁得太短了——我还在生气呀。瞧她于的好事!使我思想老集中不起来。更糟的是,她扭曲了我的思想,把坏念头塞进我脑袋里了。
  多坏的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会有这种念头,从来没有。可现在它跳出来了,我把它抓住了。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胡兰会对我说,“真遗憾,你丈夫死了,他从天上掉下来了,真苦命啊。”
  “呵,不,”我对自己说,“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他死。”
  但是我越想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它就越顽固地待在那儿。“他死了。”胡兰会说。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还会带着笑意呢。我会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刚失去丈夫的姑娘那样,冲她大发雷霆。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该哭一场,表现得很悲伤,为我那失去父亲的孩子。是的,这样就更好了。
  可转眼间,我又想到另外去了。我得回到崇明岛,再和老阿婶、新阿婶住在一起吗?也许不会,要是我再嫁一个丈夫就不会。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这时我才明白,我实在是很希望文福死去的。我不是因为恨他才有这个念头,不是的,那要在后来他变得更坏时,我才有这个念头。
  但那天晚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与胡兰,也与自己争论著:有时,一个姑娘会犯错误;有时,错误可以改过来。战争会改变它,这不是谁的错,一件倒霉事换另一件倒霉事,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我缝好了衣服,剪断了线头,把衣服套在头上。但那时我的肚子和乳房已经因怀孕而鼓起来了,我刚伸进一只胳膊就意识到:我被卡住了。

  哦,你觉得这很可笑吧?我的衣服卡住了,我的婚姻卡住了,我与胡兰的朋友关系卡住了。有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兰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合伙做生意?
  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年吵得那么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人可以结交,所以我们总能找到继续做朋友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至今还存在着。
  不管怎么说,那次大吵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过了几天,空军告诉我们他们马上要送我们去扬州,在那儿和我们的丈夫团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那天下午,胡兰帮我来整涂地和墙壁。我用这种方式让她补上了我们之间的缝隙:补k了这边的,也就补上了那边的。她明白我让她这么干的,因为她拿了那枚针,我俩心里都清楚,那枚针是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海伦的事。这并不是她的故事,但由于她的缘故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经历要是由她来讲,她就会说我本来有个好婚姻,只是自己没有努力去维持罢了。我告诉你吧,我努力了。
  就拿在扬州的那会儿来说吧。我们到扬州后过了两三星期,我们的丈夫们回家来了。我亲自为文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庆贺晚宴。不光是为他一个人,也为他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来自二班和三班的,共有五六个人。
  这些人都很喜欢文福,因为他很慷慨,他说,“到我家来吧!吃个痛快!”他邀请了他们,也邀请了家国。当然,我就邀请了胡兰,还有李俊和梅丽,以及她们的丈夫。他们都来了。我就准备了一桌十四个人吃的酒菜。胡兰主动提出帮我买菜烧菜,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她的帮助。
  所有请客的开销用的都是我的私房钱,那还是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给我的。那时文福家没从我手上拿走这笔钱。我父亲很精明,他以我的名义把这笔钱存进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共有四千元。结婚后我取过两百元,到扬州时我手头大概还有一百元左右。
  文福每个月挣七十元,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差不多是一个中学教师两倍的收入。但文福常把钱花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买威士忌啦,搓麻将啦,打赌天气会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啦。
  所以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必需的家具,都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其实我并不非得这么做不可。我用私房钱买点比部队供应的要好一些的食物,其实也大可不必。晚宴的那天晚上,我买了上好的猪肉,做饺子用的新鲜的香菜,还有好多甜酒,所有这些东西在战争期间都是很昂贵的,总共花了五十多元。
  我不在乎花这笔钱。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想到这些男人,这些飞行员,还有文福,要是他们运气不好,也许就不能回来吃下一顿了。一想到这个,心里就有点难受,我的手脚也麻利起来,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一块膘肥的猪肉。
  然后我又决定做几样名字叫起来吉利的菜。我记得老阿婶在过年的时候做过——晒干的牡蛎肉叫淡菜,代表有财;又红又弯的油炸虾表示高兴和欢笑;还有一种头发丝般细黑色的菜叫发菜,谐音发财;还有海蜇皮,我觉得嚼起来的声音特别好听。
  胡兰看我挑选这些东西。当我把它们凑成拼盘时,她的口水都出来了,我估计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回家后,我吩咐烧饭的姑娘烧许多壶开水,剁许多肉和菜,准备包上干只饺子,有蒸的,有煮的,还准备了很多蘸饺子用的嫩姜、酱油和醋。胡兰帮我和面,擀成一张张饺子皮。
  我得承认,我第一次对她手下功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擀得很快,手中的擀面杖按得很有劲。我擀两张的时间她能擀三张。她能把肉馅放在皮子正中,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只要捏一下,就能封住饺子口。
  我还得承认,我赞赏胡兰那天下午的合作精神。我们两个都很开心。飞行员们回来了,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全都笑脸相迎。所以那天,我和胡兰没有唱对台戏,我们没有埋怨别人,也没有小心翼翼地说客套话,我们说的话都是很自然地从我们的好心情中流露出来的。
  我对胡兰说,“你手脚真麻利,凭你的手下功夫,我们包一万只饺子也没问题。”当然,我后来发觉,她拿手的只是这些粗活:和面啦、擀面啦、做馅子啦、包饺子啦,至于说到她的口味嘛,我只能说我的看法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了。
  虽然你会对我说,老实说吧,谁做菜做得更好?你瞧!不是我吹牛。真的,我知道肉馅中该放多少酱油,咸味才会恰到好处;我知道千万不能多加一匙糖,什么东西也不能多加,要不吃起来味道就跟广东菜一样了;我知道怎样做到每一只菜味道可口,但又都别有风味;同样的火候能做到既不会太辣,也不会太淡。
  要是那天吃饭的人今天在这儿的话,他们也会对你这么说。比方说,那天晚上所有的飞行员,连胡兰的丈夫也称赞我的烹调手艺,他们还告诉文福说他好福气啊。他们说,一个男人要找到一个又漂亮又会烧菜的太太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眼睛和舌头说明他们的意思恰好相反。我看着他们吃,不断鼓励他们多吃,我开玩笑说,要是剩下的饺子超过十只,我丈夫可就要给我找麻烦了。结果,到最后,只剩下了四只饺子!这一顿饭吃得可真香啊。
  像这样的晚饭我后来又请过几次。每当文福和那些飞行员们离开一些日子回家,他们首先想到的事就是到我家来吃饺子——或蒸,或煮,或煎——他们觉得实在太好吃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家不太在乎你是什么地方人。人人都知道怎么吃喝玩乐。只要你的胃受得了,总能找到及时行乐的借口。那些日子,我还是尽量讨文福的喜欢,做个好老婆,同时也尽可能为自己寻找快乐。我总是在准备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那些男人经常事先没打招呼就来了,但飞行员人数越来越少了。
  啊,说起来够悲伤的。家国不得不收集死去的飞行员的遗物,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在一块软布里,然后写一张长长的字条,说明这个儿子或丈夫是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一样阵亡的。我看到这些包裹就放在胡兰的缝纫桌上,等着送出去。我老是在想,什么人会高兴地打开这包裹,以为这是一件礼物,等到看见里面的东西时,那悲哀的眼睛又不知会如何哭泣呢?
  所以我们请客的规模在一次次地小下去。这一点我已经想象到了,但我似乎又觉得,一个飞行员死了,另一个就接替了他的胃口,这些飞行员狼吞虎咽的样子,好像是从此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每个人都吃了三十只饺子,松松裤带,透口气,接着又吃了三十只。我来回奔走,给他们端上一盘又一盘。胡兰胃口也很好,她知道怎么才能吃得多。谈笑一阵以后,男人们又松了一次裤带,接着又放开肚子吃。最后,一个男人开玩笑说,“再要向厨师表示敬意的话,我的裤子也要掉下来了。”
  开这个玩笑的男人是个姓甘的瘦高个子,他老是笑,但笑得很轻。他说的话有点粗,但我不生气,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很会开玩笑,从来不靠让人出洋相来引起别人发笑。他开玩笑的时候,自己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我们全都笑他。
  实际上,他使我想到了一位美国电影明星。不是像约翰·华纳那样的响当当的大英雄,而更像丹尼·卡伊,一个人人喜欢的沉默的男人,能够不动声色地引人发笑。
  甘就是这样的,他笑的时候嘴咧得很大,露出一排犬牙。他走路的样子七倒八歪的,像个长得太快大高的孩子,所以当他上前来帮我搬椅子或端茶壶的时候,走不上三步,总会绊倒。他就是这么个人,不动声色地让别人感到自己都比他强。
  他不笑的时候,或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很怕难为情的样子。我老觉得他在盯着我,好像想说些什么。有一次,他想了好久,终于用一种平静、真诚的口气对我说,“这道菜,连我妈也烧不出来。”
  我嘲笑他,“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说自己的妈哟!”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大妹子,”他说,“请原谅我的粗鲁,”然后他又吃了两只饺子,用同一种平静的口气说道,“确实比我妈做的好吃。”
  我记得文福听到后,放声大笑着说,“难怪你瘦得像竹竿。”我不知道这是在说他母亲,还是在说我。我心想,我丈夫为什么不能像甘那样呢?然后又冒出一个念头:我本来可以嫁一个更好的男人。男人不会全都像文福那样的,我干吗就不知道自己挑一个呢?
  我发现其他的飞行员都是些很不错的小伙子,为人都很好,待我也很好。他们从来都没说起我已经怀孕了,但他们都知道。他们看到我手上有东西时,都会跑上来帮我。有个有权使用空军卡车的飞行员跟我说,无论我想去哪儿,他都派车送我去。那个喜欢吃我做的饺子的姓甘的男人,晚饭后经常和我一起打羽毛球,而文福则和别的男人在一边玩纸牌或搓麻将。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夜晚。我们借着月光,或是窗户中透出来的光,来回打着羽毛球,为击中对方而哈哈大笑,要是我没击中,甘就会把落地的球捡起来,免得我刚吃饱的肚子“消化不良”。有时,文福上城去了,甘就会邀请我和他一起吃碗面条,要么就去某个便宜的地方吃碗馄饨,很随便。然后他就陪我回家,像个朋友或兄长一般地对待我,要是不小心碰了我的胳膊,就会连声说对不起。
  一次,胡兰瞧见我们坐在厨房里说话。等首走后,她就取笑我,“哎呀!可要当心哟。”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
  “没什么意思,”胡兰说,“我只是告诉你要当心,没别的意思。”
  “神经病!”我说。她笑笑。
  现在回想起来真奇怪。我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想起甘了,所以一旦想起,就像突然发现了心中一个秘密的所在,从没跟人讲起过的欢乐,从没跟人讲起过的悔恨,全涌上了心头。我怎么能告诉胡兰?我说过,战乱期间,我们不要被幸福弄得忘乎所以。我是在说了这话后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
  所以也许现在我能向你坦白承认这一点,甘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彼此了解的时间并不长,可我知道他的心肠比我丈夫好。这使我减轻了孤独感。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很喜欢晚上和我一起出去散步。我还没问他理由,他自己就先说了。他说晚上他很怕孤独。没等我要他解释,他自己又解释开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你能见到白天见不到的东西。”我点点头,告诉他我也有同感。
  然后他又跟我说了他对晚上的恐惧,“我从来没对别人说过我小时候的事,那是在虎年的最后一次,我看到了一个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于是我开始跟他讲,同样的东西我小时候也多次见到过。一个鬼结果变成了照在窗户上的月亮。或者看到一个鬼,原来是老阿婶半夜起来吃胃痛药。或者以为是一个鬼,原来是一棵枯树影子映在暖房的窗户上了。
  甘说,“你说的那种鬼我也见过,那是自己瞎想出来的。但这个鬼不一样,这个鬼说下一个虎年到来前,——也就在我满二十四岁那一年——他就要回来把我抓走。”
  “梦里乱七八糟的东西真多呀。”我说。但甘还是不停地说着,好像还在做这个噩梦似的。
  “‘别怕,’这个鬼跟我说,‘你死的时候不会有痛苦,不会受伤。但你要是在黑暗中看到我在叫你,就得跟我走,不许跟我争吵,一个字也不要说。’当然,我不信他。‘我朝他吼道,‘你不过是个噩梦。滚吧!’”
  “然后你就醒了,”我说,想让他镇定下来,说不定也是为了镇定自己,“你还有点怕,你忘不了这个噩梦。”
  “更糟的还在后头呢,”甘说着,嗓子也嘶哑了,“不错,我醒来了。我站起来想证明我已经不再睡觉了。我站在门口,看到那鬼还在那儿。他说,‘你不相信这就是你的命?我已经证明了这就是你的命。’鬼说出了我这辈子完结以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九件祸事。九是圆满的数字。那鬼走掉的时候,我还呆呆地站在门口。”
  “嗨,甘,这故事真可怕!”我说。
  “过去的十一年,我竭力想忘掉这个噩梦。但现在九件祸事已经发生了八件,跟那鬼说的一模一样。现在我觉得第九件祸事就要来了。再过四个月,虎年就到了。”他神经质地笑笑,“等待一个没有痛苦的死可真痛苦哪。”
  甘跟我讲完这个故事,全身剧烈颤抖起来,就像现在是寒冷的冬天,而不是在温暖而潮湿的秋天。看得出,他信了那个故事。连我也有点怕了。我怕得不敢问他,那已经发生的八件祸事是什么事,我只能笑着说,“你小时候做的梦可真够吓人的!”
  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心里想的其实不是这个,恰恰相反。当时我真想把可怜的甘抱在怀里,哭着对他说,我的孩子,我漂亮的小男孩!你真能肯定那八件祸事吗?它们是什么样的?第九件是什么?快告诉我吧!
  可现在我回想起我的感情,我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没对甘这么说。我怕,不是怕那个鬼,而是出于另外的原因。我是一个已婚的女人,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男人的爱,也没觉得爱上过一个男人。那天晚上,我几乎感受到了。我觉察到这种危险,体会到你是怎么爱上一个人的。一个流露出恐惧,另一个慢慢上前去安慰他,消除这种痛苦。然后流露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一切隐秘的感情——伤心、羞愧、孤独,所有以往的痛苦,全都倾泻而出,直到你心中被摆脱一切的欢乐所淹没,直到你来不及阻止你敞开内心所获得的欢乐。
  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我没有敞开自己的内心。我只是笑话甘,把他做的鬼梦看作好玩,以此来安慰自己。也许我之所以没有更多地留意他的梦,是因为我们俩都觉察到某种不祥的东西正在逼近,我们只是没有像甘那样公开谈论它罢了。
  要是有个飞行员开玩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玩牌输掉了所有工资,”另外人就会叫起来,“哇,不要说‘最后’这个字,不吉利!现在你得接着玩来抵消这个不吉利。”
  这些飞行员都知道,他们的飞机在离地面前飞得不够快。他们也知道他们受训练的时间不够,不会玩各种巧妙的花招,避开装备更新速度更快的日本战斗机。他们经常在出发前围成一个大圆圈站着,高喊口号,朝一块小石头做的靶子吐口水。这就是他们笑着成为英雄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勇敢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害怕的方式。他们怎么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成为真正的英雄呢?他们怎么能在明知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不成为真正的英雄呢?
  两个月后,那天在我家吃过饭的飞行员有一半阵亡了。我们听说,他们都是英雄般死去的,所有的人都是在战斗机中被击中后阵亡的。但是那些飞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惨呀!连尸体都找不到。你不必相信宗教才会觉得难过。
  我知道有一位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撞在河南城门上,正好是城门大开的时候,飞机就穿过城门,撞在里面爆炸了。梅丽丈夫的飞机撞到了山顶上。那个经常开车送我的飞行员呢?他的飞机在着陆前起火了。
  只有文福安然无恙,连皮也没擦破。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他是个胆小鬼!每次战斗一开始,文福就驾飞机兜圈子,飞到一边去了。“哦,”他对家国解释说,“我在追一架日本飞机,飞到另一头去了。你没看见。太糟了,结果还是没追上它。”胡兰告诉我,家国正在考虑,他本该把我丈夫送交军事法庭的。你觉得她会找不到机会告诉我这些吗?
  与此同时,我得知甘的飞机在南京城外被击落了。人们把他抬进医院的时候,他还没死。我们赶紧跑去看他,文福、家国、胡兰,以及那些还活着的飞行员全去了。
  噢,我看到了!甘的两眼盯着天花板,又哭又笑,“那么,鬼,你在哪儿?”他喊起来了,“我不是不愿死!”
  “他疯了,”文福说,“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对他来说还是这样好,不会感觉到痛苦。”
  我还记得我当时的痛苦。我说不出话,也不能把手放在甘的前额上。可我真想大哭一场,大喊一声,他没疯!那个鬼答应过他:“你死的时候不会有痛苦,晚上我叫你来你就来。”
  但那个鬼在撒谎,因为甘临死前很痛苦,痛得连大小肠也拉出来了。他就这么痛苦地折腾了整整两天两夜,最后终于离开了人间,找那个鬼去了。
  我悲伤到了极点,但我一点都不能流露出来。我的心受到了伤害,就像当年失去母亲时那样。只不过我不是为我曾经有过的爱而痛苦,我后悔我从来没把它抓住。
  所以,正是在甘死后,我才确认了他的爱情,他的鬼魂成了我的情人。每当文福对我大吼大叫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甘最后一次到我家来吃饭的情景。整个晚上他都在观察我,观察文福对待我的态度。我丈夫一走出房间,甘就望着我,然后平静地说,“你只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我能用你看不到自己的方式看你,所有纯洁的方面,既不好也不坏。”
  我回忆起这情景已经好多次了。每当我丈夫在我身上发泄完,在他睡着后,我就会悄悄地起来,走到镜子前。我前前后后转着脸,竭力想象甘的眼睛正在望着我。我会哭着问自己,“他看见什么了?他看见什么了?”
  有这样的时候,当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当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为什么要承受这么悲惨的生活,这时我就会想起我们在晚上的散步,想起甘对我讲的故事。尽管我从来不知道那八件祸事是什么,但我知道了第九件。我就是这第九件。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