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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良辰美景



  我是在结婚以后才认识海伦的。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和1937年那会儿已经不一样了。当时她很傻,我很天真。那一年以后,她还是傻乎乎的,而且更加固执。我却失去了我的天真,而且总是后悔我失去的天真。因为我失去的太多,我记得的也很多。而海伦呢——她只是以为她还记得。
  海伦一提起往事就会说,“还记得吗,我俩那个时候可真是又年轻又漂亮。现在,瞧我,身子都粗成什么样了!”她又是笑又是叹,好像她自己是前不久才发现自己风韵不存了。然后她一面打毛衣,一面摇头微笑,回想自己,过去的时光多美好啊!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海伦时她的模样。

  那是1937年春天,当时我和海伦已经一起在杭州住了差不多五个月,而我们的丈夫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一所美国空军学校接受的训练,学校就坐落在这个古老城市的郊外。当时我才十九岁,以为所有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因为我和文福结婚才一个月,所以我还以为我是幸运的,我很骄傲我嫁了一个未来的英雄。当时,战争还没爆发,人人都以为我们是幸运儿,嫁给了空军飞行员,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国所有的飞行员加起来也不过三四百名。
  结婚那一天,我还不知道我嫁了一个刚入伍的人。我不是傻瓜,没人想到把这事告诉我。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才知道。文福告诉我,他就要到部队当飞行员去了。他说,飞行员是从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学校中挑选出来的。现在通知来了,他们将被送到杭州接受特别训练,同时还附有蒋夫人代表她丈夫蒋介石将军的祝贺。文福说,他过几天就出发。我能说什么呢?我也去。
  我们到杭州后,所有的飞行员都有幸参加了陈纳德将军,那位有一个女人名字的著名将军克拉拉·歇诺特举行的宴会。当然,那时,他还没出名,甚至还不是将军。可我记得飞行员们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中国名字,“闪闹”,听起来很像“歇诺特”:“闪”,就是闪电,“闹”就是喧闹,喧闹的闪电正是飞机掠过天空时发出的声音——刹!这就是为什么要叫闪闹来教飞行员开飞机的原因。
  我也参加了那个宴会,当时不知老闪闹跟飞行员们讲了怎么一句话,所有的美国教练都像牛仔一样地尖叫起来,还把帽子抛到空中。但所有的中国飞行员还是安静地坐在那儿,只是微笑和鼓掌,直到翻译告诉他们:“闪闹说我们应该给日本人一个新的王国。”
  于是所有的飞行员就议论起来,大家说闪闹不会说给日本人新的领土。那么他说的是谁的王国呢?最后,讨论了很久,争论了很久,翻译了很久,我们才明白,原来闪闹是这么说的,“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不用把日本人送回老家,而要把他们送到未来的王国去。”于是大家都大笑起来,“原来他是说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杀死!未来的王国就是地狱。”
  我还记得许多类似的争论。美国人说的是一回事,我们的理解又是一回事,大家都在和别人争论不休。一开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刚到杭州郊外的训练营,听说没地方好住。第一班的飞行员和他们的家属还住在临时平房里,只能兜兜圈子散散步,在自己人中间发发牢骚。后来我们知道了其中原因,原来美国人跟他们的长官说,中国飞行员没能通过考试,还不具备上天的条件。
  这么一来,第一班的飞行员就觉得他们不光输掉了一场考试,也大大地丢了整个中国的面子。许多飞行员都出身于中国显赫家庭。于是他们就抱怨他们的头儿,他们输掉考试是因为美国人只注重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什么皮鞋要擦亮呀,皮带要系紧呀,帽子要戴正呀等等。外国造的飞机都是些破烂货,当然谁也无法正常驾驶它们。这时,我丈夫所在的第二班的人嚷起来了,“别再浪费时间了,我们也要受训——为了救中国。”最后美国人同意给第一班加强训练,第二班也开始训练。但牢骚声并没有马上平息下去,因为我们还是没地方住。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忙于互相扯皮而无法并肩作战。不光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如此,老革命党和新革命党之间、军阀和军阀之间、土匪和土匪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也是这样——大家都吵个不停,就像太阳底下的老公鸡“喔喔”啼叫。剩下的人呢——女人和孩子、老人和穷人——就像胆小的母鸡,任凭大家把我们从一个角落赶到另一个角落。于是日本人就看准机会狐狸般溜进来,偷走了一切。

  第二班的飞行员和他们的太太最后总算住进了一个地方,那儿原先是一座庙,半山腰上有和尚们种的龙井茶,这是全中国最好的茶叶。和尚们把这地方临时让出来给部队住,因为他们相信空军将拯救中国。每个中国人都相信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把日本鬼子永远赶出中国了。
  大多数飞行员睡在一个公共的大房间里。但如果你已有了妻室,或者你是一个美国人,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一张狭窄的床。房间一头有个公用的厨房,还有一个没有暖气设备的浴室,里面有五只小木桶。有些美国人也来浴室洗澡,但幸亏他们一星期才来一次,一般是在周末晚上。
  我们的住房不太舒服。但我们没有多大抱怨,也许是和尚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欢迎了我们。我们到的时候正当晚春季节,山上早已是茶香扑鼻。听人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那个星期是春光最明媚的时节,我们正赶上了天下最香最嫩的茶叶大丰收的时节,赶上了天下最美的西湖最美的时节,天气好像也是每天受到老天的保佑,日日晴朗。刚安下家的飞行员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他们觉得胜利已经在望了。
  我们经常在黄昏时分三五成群沿着湖边漫步。一个说,“这是一年中湖水最清的时候。”另一个就会加一句,“瞧,太阳落在湖面上,水中一下子出现了两三个太阳。”第三个就会叹口气,喃喃自语,“像这样的落日,我整天看也看不厌。”
  你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人没一个想到这个小小的幸运——来得正是时候——马上就要过去,也许某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就要取而代之了。
  对我来说,所有这些美景就足以让我满足了。我经常一个人沿着湖边散步,我不去想过去的不幸日子,也不去想我和丈夫未来的生活。我只是观察着那些翻飞的鸟儿,它们从湖上飞起,然后轻轻地落在水面上,不惊起一丝波纹,就在那一瞬间。有时,我会欣赏一只蜘蛛在树丛中结的网,结构那么完美,上面挂着一颗颗晶亮的露珠。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能以眼下见到的结构做样子,织出一件同样花色的毛衣来。
  但过了一会那些鸟儿突然互相招呼着,发出女人一般的哭声,或者蜘蛛感到了我的呼吸,缩起它的身子,飞快地爬开了。这时我就不禁忧从中来,想到我的婚姻中早已存在的问题。
  我和文福在婚前没有多长时间的接触。婚后我们在婆家住了个把月。因此,说实话,我对文福母亲的脾气的了解还比对文福的了解更多一些。她教我怎样做一个她小儿子的好老婆。这个母亲宠坏了他——她教我怎样对这个可怕的人尽到自己的责任。她的话我都听了,因为我没有母亲,只有老阿婶和新阿婶,她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教育我要害怕。
  这就是我婆婆教给我的:要保护我的丈夫,这样他才会保护我。要怕他,把怕看作尊敬。要给他做一碗恰到好处的热汤,先用自己的小手指试过才能端上去。
  “不要怕烫!”每当我觉得痛时她就喊道,“为自己的丈夫烫一下算得了什么?”
  我相信她也是在说这种为丈夫受的痛才是真正的爱,这种爱是在夫妻之间慢慢培养起来的。我也在中国的和美国的电影中见过这种爱。一个女人总是不得不受苦,受累,哭泣,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爱。现在既然我和文福住在杭州的一个小庙里,我已经吃了很多苦,我就以为我的爱正在生长起来,以为我正在变成一个好妻子。
  现在我不得不坦白地说说那种事。我觉得不应该跟你说那些事,男女方面的事。可我要是不告诉你,你就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变,他为什么会变,所以我要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虽然也许我不能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也许说到难于启齿的部分我就不能再说下去了。这时,你就不得不自己想象一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再把它想象成坏十倍。

  文福每天晚上都要我,但要的方式跟我们在他父母家住的时候不一样。那时我很怕难为情,他也很轻柔,总是用好话劝我,安慰我,我怕得厉害时,还没大声喊出来,他就停下来了。但在杭州,他说,是时候了,我该学学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老婆了。
  我觉得我是要学一学,减轻我的害怕。当然,我还是很紧张,但我准备去学。
  到那个庙里的小房间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我穿了睡衣,文福光穿了条短裤。他吻我的鼻子、我的脸、我的肩膀,说我长得有多美,我使他有多快乐。然后他就附在我耳边,要我说肮脏的字眼,是有关女人身体部位的肮脏字眼——不是关于任何女人的部位,而是那些把身子出卖给外国水手的妓女的。我一听到这些字眼耳朵就生痛。我挪开身子。
  “我不能说这些脏字眼。”我最后对他说。
  “为什么?”他问我,然后又变得很温柔、很关心的样子。
  “一个女人不能说这些。”我说着,找着理由。然后我笑了一下,想让他知道,这些事光是想一想就叫我够难为情的了。
  突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很快站起来,一脸怒气,难看极了。我真有点怕。我也站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想把他扳回来。
  “说!”他突然喊道。他重复说了三四个脏字眼。“说!”他又一次喊道。
  我摇摇头,哭起来了。然后他又变得温柔起来,给我擦去眼泪,说他是多么关心我,他抚摸我的背和脖子,直到我被安慰和快乐弄得浑身无力。他只是在讨我喜欢,我感到快乐。我多傻呀!然后他拉我起来,脱掉我的睡衣。我全身赤裸了,他握着我的双手,真诚地望着我。
  “说。”他用平静的口气说。一听到这话,我就倒在地上。但还没等我扑倒,他就拉我起来,把我像一袋米似的拖到门口。他打开门,然后把我推到庙里的走廊上,每个路过那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赤裸的样子。
  我怎么办?我不能喊。要不然就会有人惊醒,出来张望,看到我。所以我只能小声地透过门缝,求他,“开门!开门!”他一声不响,一点没反应。过了几分钟,我终于求饶了,“我说。”
  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现在你该想象得出了,你该把这事想象得更坏一些。
  有时,他叫我脱掉衣服,双手双膝着地跪在地上,好像我在求他来一次“粘在一起”的欢乐,好像我想他想得那么厉害,愿为这种恩赐付出一切代价。而他假装拒绝,说他已经厌烦了,或者说我不够漂亮,要不然就是那天我没做好妻子。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恳求,我的牙齿格格发抖,直到我真的求他让我离开这冰冷的地面。有时候,他让我赤裸着身子站在房间里,在夜半的寒气中瑟瑟发抖。他说出身体的某个部位,我就得说出相应的一个脏字眼,然后用自己的手指点到自己身体的那个部位,——这儿、那儿、任何部位——他就在一旁看着,笑着。
  每天早上他还经常抱怨,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说我没有激情,不像他认识的另外女人。当他说到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说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情愿的时候,我从肉体到头脑都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生气,我不知道我应该生气。这就是中国,一个女人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我很不高兴,我知道我丈夫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在这第一个月里我还发现了我丈夫的另一件事,所有的飞行员都叫他文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知道我丈夫叫文福。哦,他还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叫文成。但那个哥哥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呀,——我知道是在1935年得肺病死的,家里经常提起他,是个很聪明、很孝顺的孩子,但老是生病,老是咯血。我以为是飞行员们搞错了,也许是因为文福老提起这个死去的哥哥,弄得他们现在都以为那就是文福的名字,我丈夫只是出于礼貌而没有纠正他们。
  但是有一天我听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好奇怪呀——他说他名叫文成。后来我就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我听错了。他干吗说自己的名字是另一个?后来我又听他说过一次,他的名字叫文成。这一次他告诉我说,是部队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他能叫整个部队纠正过来吗?他说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文福是他小时候用过的名字,只是个小名。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当我翻检箱子时,掉出一些东西,我发现是一份毕业证书和一份申请加入空军的表格,它们是我丈夫的死去的哥哥文成的,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家航海商校。这下子我就明白了:凭我丈夫的那点聪明才智进空军还不够格,但冒名顶替他那死去的哥哥倒是绰绰有余。
  打那以后我就觉得我丈夫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活人;一个真人,一个假人。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看他怎么撒谎。撒谎撒得那么圆,那么心安理得,他就像那些鸟,掠过水面,不惊起一丝波纹。
  所以你明白了,我尽量做个好妻子,尽量爱他不那么坏的一半。

  也就在我们到杭州后的两星期左右,我认识了海伦。她也很年轻,大约十八岁,我听说也是新婚——不,她嫁的不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事过后再说。
  在这以前我已经注意到她了,我们经常在大厅里,在庙周围一起散步,或一起下山到城里地摊上买些肉和蔬菜之类。所有住在庙里的女人都互相注意,因为我们总共才六个。大多数飞行员都还很年轻,简直还是孩子,只有几个人娶了媳妇。美国教练也没把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带来,但他们有时也带一个很难看的本地姑娘到他们的房间里。我后来听说了,他们带的总是同一个姑娘,因为五个美国人都从她那里染上了同样的病,一种看不见的小虫子,大家都说这些虫子现在已经在浴室中繁殖开来了。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姑娘和她的虫子才使我认识了海伦。没有一个女的还想去用那个浴室,尽管和尚再三声明那里已经消过毒了。我们早已听说这种虫子是杀不死的。一个女人一旦染上了这病,那她跟妓女就没什么两样了,因为那时她的大腿间就经常会发痒,唯一的解脱是要有一个男的在她的两腿间给她进一步搔痒。
  我就想到要真的染上那病我可真是要求我丈夫了。当然,我也想起了在崇明岛的那会儿,我被蚊子叮的时候,我一边搔痒,一边还说“痒死了!”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她想性事想得痒死了,就去当了妓女——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麻风病人,什么人都行。在将要结婚的年轻女人中间,这已经成了常识。当然,我们也都相信这些。还有谁会告诉我们别的呢?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傻吗?
  于是我们——五个女人加上我自己——决定不再去那个浴室洗澡。有一个女的——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姑娘,碰到一点点小事就要发牢骚——找到了一个原来用于堆放从山上采下来的龙井茶的小房间,地上还摊着往年收下来的老茶叶,角落里还有一只炉子,原是用来烘干茶叶的。我们马上决定用这只炉子来生火,把房间弄热,使它比原先的浴室还要好。房间里原先就拉着一根晾衣绳,我们就在上面挂上被单把房间隔开来。
  然后我们就轮流着,一个人烧水,两个人在屋子另一头的厨房和烘茶叶的房间之间来回跑,把一桶桶热水和煮过的布抬进去。另外三个就坐在被单后面的凳子上把布浸在脸盆里,洗她们的身子。水滴在地上,落到茶叶上,蒸气从放在地上的水桶里升起,空气中马上就飘满了龙井茶的香味。我们都尽情呼吸着,叹息着,让这充满香味的水珠滴在我们脸上。
  所以我们就不去管那个浴室了。连那个自以为是的姑娘也大笑着说,她很高兴美国人染上了那种病。每天傍晚我都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干,我和一个名叫胡兰的把装满热水的桶从厨房里抬出来。
  那就是海伦曾经用过的名字:胡兰。
  所以你瞧,海伦根本不是我的嫂子,也不是你的亲舅妈。我怎么对你说呢,我是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才碰到她的?当时你还小,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国打过仗。你只知道二次大战是在夏威夷一个和你同名的地方,珍珠港爆发的。我想告诉你,可你老是纠正我,你说,“噢,妈,那是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的历史。”是的,是的,你跟我说过一次。如果我跟你说,海伦不是你的舅妈,兴许你也会纠正我!瞧,你现在还想纠正我。
  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是在那个浴室里碰到海伦的,她当时叫胡兰。开头几天,我和她没说上几句话,也许只不过到时候问问她,“水够热了吗?”
  她是一个副机长的太太,是文福的上司的太太,所以我觉得我跟她说话得小心一点。我不能抱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能说我很想永远待在杭州,她会以为我不想让我们的飞行员通过训练。
  但是从一开头她就非常友好,她甚至还大声地告诉我说,那些和尚不干净,他们实际上很脏,因为她在她的床背后发现许多指甲和头发丝。我没说什么,虽然我也在我的床背后和墙壁上找到了脏东西。
  然后她就跟我讲起了她的丈夫,他叫龙家国,他抱怨说训练进行得不太顺利。她说,美国人在许多方面和中国长官意见不一致。目前正在说起要把大家送到洛阳的一个意大利军营去。她说,那是很可怕的,因为洛阳不是生活的好地方,那儿只有两个季节:要么是洪水,要么是沙尘暴。那地方曾经很有名,有成千上万尊佛像,这些年来,大多数佛像被削掉了脑袋。所以到那个满是受伤的佛像的地方去,只会给空军带来厄运。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洛阳知道得那么多,莫非她的老家就在洛阳附近。她说话的嗓音又慢又响,还带点我不熟悉的乡音。她的行为举止很粗鲁,一点也不文雅。要是她掉落了一个发夹,她就会弯下腰,撅起屁股去捡,然后就随便夹在头发上。她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大,双臂前后晃动,样子就像那些替别人担水的苦力。
  真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乡下佣人。这就使我弄不明白,她怎么会嫁给一个副机长呢?那个人受过教育,长得很帅,肯定出身于大户人家。我知道另外几个姑娘都出身贫寒,是结婚以后才好起来的。但她们的长相无可挑剔,她们的婆婆很快就教会她们行为举止怎样得体。
  胡兰算不上漂亮,即使用老眼光来看也算不上。她长得很胖,但是不像那种古典型所谓的桃子皮,又红又甜,好像吹一下就会破似的。她的胖更像那种肉馅塞得太多的包子,圆鼓鼓的,往边上挤出来了。她的双手和骨节都很粗,脚板阔得像划船的桨似的。而她偏偏又剪了个流行的西式发型——一边剪掉很多,梳得光光的,另一边又烫成鬈发——她把卷的一边贴到平的一面,结果这边蓬松,那边扁平。她对服装式样一无所知。一天我见她把一件西式的花衣裙罩在一件黄色的中式旗袍上,下面露出一大截,就像过长的衬裙,上面又着了一件她自己手织的毛衣,两只袖子很短,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堆刚从洗衣房里拿出来晾的衣服。
  我并不是因为现在生她的气的缘故,就对以前的她的长相打扮说东道西。我干吗生气呢?因为她想对你讲我的故事,在她临死前把一切都抖搂出来。当然最后我自己会亲口告诉你的。我在等恰当的时机,你瞧,你现在就在这儿,我正在把一切都告诉你。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在生她的气,我还是记得有关胡兰的一些好事。是的,她的眼睛很大,很开朗,很温柔。她的脸蛋很圆,使她的嘴显得小一些,甜一些。她的下巴样子很好,不太大,看上去不是太软弱。她比较老实。最重要的一点,她比较老实,心中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没有城府。
  也许这不是老实,这是傻,不懂得节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自己的感情。是的,她就是这么个人,什么都藏不住,什么都不在乎!
  瞧她怎么样吧。每天傍晚我们在一起洗澡,她就这样叉开两腿坐在凳子上,拼命地擦她的身子的各个部位,——乳房、腋窝、脚下、腿间、背部、屁股,——直到身上起了一条条的红色的抓痕。然后她用双手和双膝着地,像狗似的趴在地上,就那么光着身子,把头发浸到脸盆里去,用洗澡剩下的热水洗头。
  我既为她也为我自己感到难为情,我知道每天晚上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丈夫面前的。我尽量不去看她。我假装忙着管自己洗,我用细瘦的双臂遮住乳房,用一块大布挡住下身,然后躲在后面用另一块布洗,尽量不露出明显的动作来。但是我忍不住要看胡兰。她这样子看上去好丑啊。我看到她的头在脸盆里前后晃动着,像一个疯女人似的,她抬起头,用她那有力的双臂拧干头发,就像拧拖把似的。然后她站起来,用毛巾挖挖耳朵,擦擦鼻子,擦干全身,冲我笑笑,说,“瞧你!还没洗完,热气要跑光了。”

  我和胡兰在那间放茶叶的洗澡间里碰面以后,就经常一起出去散步。总是胡兰出的主意,说是要看看最奇怪的东西。她常提到,她从另外一个太太那儿听说,要不就是从一个飞行员,或镇上的一个店老板那儿听说过什么名胜。她好像很喜欢和大家说话,问哪儿可以看到奇怪的东西。一次,她听说有一个魔泉。
  “这个泉里冒出来的水呀,”她说,“重得像金,甜得像蜜,可又清得像玻璃。你往池里看,能看见自己的倒影,就像在镜子里一样。你要是转个方向,就能看到池底,全是黑色的石头。听说,满满一杯水里投进一块石头,水一滴也不会满出来。这水可真奇了。这都是一个和尚告诉我的。”
  但是我们到达那泉边时,只有一家茶馆,喝一杯有奇香的好茶要花不少钱哩。胡兰喝了这茶,说真奇了,茶水流过她的血脉,进入她的心脏和肝脏,使她觉得完全平静了。但我觉得她只不过是因为每天中午打惯了瞌睡,有点昏沉沉罢了。
  又有一次,她说她知道城里有一个地方卖一种叫“猫耳朵”的面条汤,这家饭店的橱窗里还挂了半打割下来的猫耳朵呢,说明这饭店卖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但我们从没找到过这地方。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猫耳朵”不过是当地人对馄饨汤的一种叫法。
  我开始想到,大家都拿胡兰当傻瓜,编些古怪的谎话给她听,看看她耷拉着大嘴巴的样子,又在背后笑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告诉她真话的人,说大家都在拿她寻开心。但后来,我有点恼火了,我认为她只不过是在装傻,装出一副很容易上当的样子。人家说去看一条女人变的蛇,她也信了;人家说去看一个会吹萧的山洞,她也信了。每当她来邀我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开始找借口,说我累了,或是胃不舒服,或是脚太紧了不能跑远路。我找的这些借口,后来都成了事实,这就是倒霉的想法。
  胡兰和我之间就是这样。她能把一颗想象的种子培育成一片希望的田野。但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找这些借口,实际上是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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