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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洲之旅(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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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三毛《银湖之滨》 一 人是脆弱的动物。 《圣经》常常把人比做芦苇和羔羊。事实上，就韧性而言，人并不比芦苇和羊强到哪里去。 三毛也是如此。有若苦修的隐居生活，一年而后，便划上了句号。 悲伤与欢乐，都经不起时间的消磨。尽管它们在消磨殆尽之后，依然会像远钟一样，时常荡来不灭的回声。 一年以前，三毛曾决心老死海滩。不回红尘。一年之后，便打起了回台的行装。她的解释很简单——因为思念双亲。 1981年5月，她接了一个长途电话。台湾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刘先生打来的。她邀请三毛回台北，参加台湾1981年度广播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 当时在电话里，三毛是一口回绝了的。但转而一想，就犹豫了：“放下了电话，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向国际台要接了台湾的家人，本是要与父母商议的，一听母亲声音传来，竟然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父母之爱，是她结束了隐居生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作为一位年仅三十八岁的女性，这样隐居在荒僻的海边，是孤独不起太长时间的。三毛说，她这时感觉到，父母之爱才是她永生的“乡愁”。八年前，三毛把撒哈拉当做“前世乡愁”，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岁月，随后又在大西洋海岛上生活了四年。那时，不以思亲为苦，过着如诗如画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尽管黄沙漫漫，海涛渺渺，但她守着荷西，不知孤独为何物。 然而现在，她成了大西洋上真正的一只孤鸥。她或许明白了，那些关于斩断红尘的种种古怪念头，都是佛道家们的班语。三毛在静养了她的身心之后，匣暂与诳语告别，回到她的故乡台北。 二三毛这次回台北，感情里程上依然是三部曲：先是纵情享受人间亲情温暖；之后，便不堪喧嚣，追求片刻安宁；终于，夺路而走，逃之夭夭。 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生，真如一个钟摆！ 作为台湾的畅销作家和“青春偶像”，三毛总逃不开那些又热又浓的欢迎场面。三毛自嘲说，到台北月余，除了餐馆之外，可以说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回到台北不过三四天，一本陌生的记事本都因为电话的无孔不入而被填满到了一个月以后还没有在家吃一顿饭的空挡。” 那些少男少女的狂热爱戴，最有红尘滚滚的味道。仅举六月份在静宜女子文理学院参加“巡回文艺讲座”一例，作家应未迟有真切的记述：“女学生一见三毛，立即前呼后拥，团团围住，对她端详，和她攀谈，找她签名，只差没有像外国人见了大明星一样，将衣服撕成碎片，带回去做纪念品……散会之后，同学们便将三毛包围起来，问东问西，久久不释。平日道貌岸然的院长郭树藩神父，也只好连声说：‘今天大赦一次。’最后总算突围而出，同学们还在不断向三毛大呼‘再见’。” 人称三毛是台北的“小太阳”，实在不是夸张。 盛名之累，三毛有些招架不住。她设法混入人群，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她喜欢在薄薄的暮色里，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滑旱冰。她渴望那种感觉： 埋头滑旱冰，不知什么时候，奇异地向前看一眼，惊见那竟是自己的故乡，光芒万丈照亮了漆黑的天空。 最好的藏身之处，是家里。 一次周末，父母与老朋友们出去旅行。三毛拒绝同往。父母走后，她将门防盗似的一层层下锁，把自己封闭起来。她独自在家做针线，寂静中，一边干活，一边回忆往事，“然后我发觉这幢里面打通的公寓已成了一座古堡，南京东路四段里一座城堡。我，一个人像十六世纪的鬼也似的在里面悄悄的坐着啃指甲。” 城堡之外，并非没有吸引她的东西。这次回来，她又结交了许多笔墨同行和知名人士。体育界名人纪政，就是她引为挚友的一个。 她们在一场饭局上，一见如故。纪政回忆说：“那天我们发现彼此不只年龄相近，并且都是三月出生，最妙的是我鼻子过敏、受了十七年的折磨，每次呼吸困难就得借助一种喷剂解救，而三毛以前的情形竟和我一模一样。 我们又都不约而同地称那种药叫‘MYLIFE’。这些巧合，谈起来两人相顾失笑。” 她们过从甚密。三毛一次在“金玉满堂”餐厅，吃咸菜包了，还特意给纪政留了几个送去。纪政得知三毛久有旅游南美的愿望，便带她到《联合报》社找负责人王惕吾。王先生很爽快，不仅答应承担全部费用，还派了美籍摄影师米夏同行，做三毛的助手。 三毛不必在滚滚红尘中，躲在城堡里静静地啃指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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