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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纸上电台二十问


  一、我在今年初看了《世纪末》及《孩子你慢慢来》两本书,我很想告诉你我好喜欢这两本书的内容,让我有一种贴近生命的感觉。过去,我还看了《美丽的权利》及《野火集》,那时最欣赏你清晰的思考与批判的能力,但比起来,我更喜欢在《世纪末》与《孩子》中你所呈现出来的包客与智慧。我是一个老师,一直盼望用宽容的心对待孩子,但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我常会有很深的疲倦。如果你也必须在台湾养育安安与飞飞,你会怎么去面对周遭的环境呢?(民雄,樊冰欣)
  答:和你一样,《孩子》及《世纪末》也正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如果《世纪末》是用脑和心写的书,那么《孩子》是我用身体和感情写的。喜欢这本书的人真是我的知心。
  不必假设“如果”我必须在台湾带孩子——我每年带他们回台湾就已有足够的烦恼:哪里有大片青草地让他们奔跑?能不能让他们单独上马路?电视里他们看见些什么?如果我真住台湾,我想我就迫不得已必须成立或者加入各种教育改革运动,耗尽力气去为下一代改变环境;说迫不得已,因为我事实上是个极懒散的人,愿意写文章,不适合搞运动的。但是作为台湾的父母和老师,你真的别无选择,你必须是个激进者,行动者,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行动者是得付出代价的。我理解你的疲倦,可是你一点一滴的努力,相信我,都是值得的。
  二、当初不晓得你是先生或小姐,但却无损对你《野火集》的迷恋。那时学生的我,到手的《野火》是圆神第五版,读起来血脉贲张。多年后《野火》仍立在书架上,不过当时的激情已荡然无存。想知道的是,究竟是自己已麻木或是本身成长,还是台湾这个社会已改善,或是你的观点已不新鲜呢?(宜兰,陈柏州)
  答:你是第五版的拥有者,那算《野火》的元老级了。去年我回国,发现高中生在买《野火集》,大概是第一百六七十版,做第一次的接触。一个社会的共同知识的传承就是这样接下去的,让我想起当年我们这一代大家都读罗家伦的《新人生观》的情形。
  你对《野火》已无“激情”,应该说是你和台湾社会共同成长,共同超越一个阶段的显示。《野火》针对80年代的台湾状况发声,要的是你当时的“激情”;你的“激情”也共同塑造了台湾今天的面貌。而今天的高中大学生还在《野火》里发现一些东西,表示台湾的改善也是有限的。
  至于《野火》观点的“新鲜”,我想即使是十年前我也没说过《野火》的观点是新鲜的。《野火》其实承继了自由主义的传统。《野火》之所以鼓励风潮,不在它观点之新,而在它文字的魅力;否则你要问,为什么《自由中国》杂志和《文星》杂志里的作者不曾煽起火来?李敖不久前说,他是木材商,写《野火》的人只是个卖牙签的!他也没看清楚,《野火》的意义就在它文字的魅力,像牙签一样人手一支正是它的目的呢!
  三、朦胧眉间,几分清醒几分醉。难得片刻缘逢,或许便是生命迷人处……不善浪漫,却落得一身尘埋。感性的您,是否将泛黄的情事掀起,让心灵有铭心的您的他的心跳时分,入戏入味似梦,此刻此处留点心。另一种创作,与之分享。(嘉义,远星)
  答:远星,你的文字太“文艺”,我看不懂,你究竟真心想说什么?
  四、从“忠党爱国”的我,到如今心中有一把“野火”,想把这个政府烧掉。国家愈来愈烂,怎么办?(台中,赖彦呈)
  答:本来“忠党爱国”的我,在发现自己被党和国用政治神话欺骗,愚弄了之后,我写了《野火》去烧掉它的神话。你对谁生气,就去对付它吧,用正面的,光明磊落的方式。我觉得奇怪的是,第一,国家并没有愈来愈烂,整体来说,今天的台湾比从前的台湾公平。第二,即使如你说“愈来愈烂”,那也绝对不再是“政府”一家的事。民进党不是政府,民意代表也不是政府,他们算不算你“烂”的一部分?还有老百姓自己——卫尔康事件只是政府的错吗?公共安全的严重缺失反映我们整体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绝不只是政治问题。你同意吗?
  五、拉丁氏族迁徙至拉丁美洲就完全走了样,懒散成性不求精进,国民所得瞠乎北美之后,难不成真是“橘逾淮则枳”乎?(同样是欧裔,人家美加两国就令人刮目相看,关键安在?)(台中,朱廷章)
  答:一个民族的前进或后退(让我们先暂且接受这个词的用法),有极复杂的因素。气候,地理,历史和文化交纵错杂,形成一个大环境。通常,海外移民社会和母国性格本来就有所差异,原因之一,会选择飘洋过海的移民在其母国内就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日子过得好好的,谁要走呢?),也就是说,他原来就不是母国固有文化的代表人。到了海外又要适应新环境,他的变是必然,而他变的方向,就难免要受制于他的环境。美加的地大物博是得天独厚的。
  我倒觉得您的价值观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经济力量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唯一的标准吗?南美人当然比北美人穷,但是您敢断言他们因此比北美人不快乐吗?努力精进的德国人就一定比“懒散成性”的西西里人幸福吗?我觉得不见得。橘逾淮确实变成枳,但是,也许有人更喜欢枳的味道,也许枳比橘更有助健康,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六、您“毅然”下嫁白种的日尔曼氏族,可见是毫无种族歧视而天下一家来看。反观吾辈之省籍意识,地域观念,真教人汗颜。究竟是哪根筋不对?毕竟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足为训呀。(台中,龙斌)
  答:我嫁给他的时候,只想到我在跟一个男人恋爱,没想到我在跟一个白种的日尔曼人恋爱,所以也没有什么“毅然”的美德。我还可以偷偷地告诉您,上大学时我不曾有过本省籍的男朋友,原因呢——我嫌他们的国语不好听。您说这是不是歧视?所以说,如果下一代的台湾女孩子一定要找闽南语说得地道的才肯恋爱,那也是历史的公平吧。
  地域观念其实是人的本性,他寻求同类来加深自己的安全感,优越感。日尔曼人瞧不起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瞧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瞧不起阿尔巴尼亚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被他轻视的目标来巩固自己容易受伤的自我感觉,像阿Q一样。地域观念其实只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并不严重,但是当这种弱点和政治斗争结合,当族群歧视被赋予政治势力而组织化,合理化,它就变成一个吃人怪兽。
  台湾的省籍冲突有它的历史成因,它的破坏力我们也很清楚。一方面,历史郁积的情感发泄出来其实最自然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团体要利用它而使矛盾加剧。头脑清醒的人民就要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民进党的邱义仁就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当他说,已经出头天的本省人应该学习退让,使充满危机感的少数外省族群放松下来,指出的就是事情的轻重。与台湾人有真正矛盾的,不是同属台湾的自己人。受过压迫的本省人应该更清楚被压迫的痛苦,更宽以待人。他的宽厚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收获。
  七、看“外遇”时,从一开始的笔触,气氛,心理描写,都注重妻子的惊疑不安以及悬疑,我暗暗期待一个“全然令人意外”的结局,怎样意外呢?比如说,完全是妻子的幻想,先生并没有外遇。当然您的结局也满“意外”的——意外的惊怵。您这样的安排,是基于一种什么动机?是纯戏剧效果,还是有什么心理成长认知上的转变?和您本……(高雄,林纯瑛)
  可惜您的传真只有一半,第二张不知怎么了。
  答:您的问题好厉害,马上就要问出究竟这是一篇理论的虚构的“戏剧”,还是我自己的经验与心理的投射,是不是?
  这样回答吧!这篇小说当然是“戏剧”,虚构的。我的先生有没有过外遇,我自己有没有当过被背弃的妻子或背弃别人的情人,哈,我当然不会告诉您。但是您说“认知上的转变”,却相当地击中要害,对,我有经过认知上的转变。我想说,女人不见得都是所谓弱者,被害者不见得都值得同情,我想说,女人和男人都有能力做所谓坏人,我们不要在解构的过程中同时不自觉地另构神话……
  让我反问您:被背叛的妻子眉香为什么不去杀她的丈夫,却杀了他的情妇?
  八、我想和你做个朋友,无所不谈的朋友,吾虽不属知识分子,却还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喜怒哀乐愿与你分享,诚意是向你表明友谊的基础。(高雄,张进光)
  答:你以为凡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吗?你太高估知识分子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是非观念,有是非观念的又不见得能言行一致。
  谢谢你的友谊,但是欣赏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是透过文字,而不是实际的接触。文字是作家的精华,他其他的部分,很可能是糟粕,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九、我觉得你非常寂寞。最近,你一直在呼告读者爱你。当一个人视野逐渐辽阔,便不客易再去欣赏谁、崇拜谁。你曾教给台湾人民勇气与胸襟,然而羽翼丰满的鸟儿渐飞渐远,无视你期待的目光。你太强了,让人感觉压迫。我已经离开你。(台北,陈玫玲)
  答:你之“离开”我,如果是因为你开始欣赏另一种作家、另一类作品,开始关心另一个课题——我祝福你。
  你之“离开”我,如果是由于你到达了某一个年龄,根本不再买书、看书,不再有探索心灵的时刻(我们知道,台湾的主要读书人口不超过三十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什么好呢?
  十、泛政治化虽迭遭诟病,不过,却也伴随不少正面效应。女性亟思争取平权,若非透过政治力实难克竟其功。诸如前一阵有前卫人士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或许龙应台登高一呼远比多少平和的女性团体声嘶力竭还够瞧的。嗣因政坛的一席之地影响力,是耶非耶?
  答:非耶!龙应台一个人的登高一呼绝对不如许多女性团体的声嘶力竭,更何况龙应台已经少做“登高一呼”的事。
  我与个别的女性主义者当然在看法上有许多差异,而且向来不加入任何团体,那是因为钟鼎山林,各人性情不同,但我绝对支持像何春蕤、张小虹、李元贞等人所做的努力。在一个保守的社会里,你往往要向前追十步才能达到一步真正前进。
  她们很棒。
  十一、因为也是母亲的身份,我特别喜欢您的《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尤其是“野心”和“你的名字叫做人”这两篇。在做“母亲”和“个人”之间,您已经“被迫”选择另一个平衡点了吗?还是像我们一般职业妇女一样,永远在两极间徘徊?
  还有,“一个男人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女人公务繁忙则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您现在看法如何?
  答:我在“母亲”和“个人”两个角色之间挣扎了很久,到现在,九年了,也还不曾找到一个真正令我满意的平衡点。尤其西蒙·波娃早在几十年前就发出警告:母亲这个角色,是社会为女性布下的陷阱,你往下跳之前,要搞清楚自己在于什么。
  这个陷阱就是:社会以种种方法将女人锁在养儿育女这个工作上,迫使她在“母亲”和“个人”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这个陷阱形成的前因后果都不必去提了,我反正已经跳下去,重要的是如何在那个大蛛网里找到生路,有些女人找到生路的办法是让孩子去自生自灭,而追求女性一己的解放与发展——这不合我的哲学。我将人生分阶段:孩子七岁以前,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许多自由,让他们得到最充分的爱;七岁以后,孩子逐渐独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对增加。
  事实上,他们需要你的,也就那么短短的甜蜜的几年,对吧?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使女人无法发挥自我,也剥夺了男人体验养儿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大陷阱,他们的寿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吗?
  十二、去年您于三本新书的发表会上提及,期望落于“历史谷底”的台湾,亦应有一批具理想主义的良知者再重于未来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专栏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关怀,无奈、厌倦?
  三少四壮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于面对历史的深思与批判。期望看到您们的对话。(台中,柯应平)
  答:理想主义的波峰是一定会再来的,人的颓废和他的激昂总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实比许多住在台湾的人要乐观;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罗斯和车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亚,看看动荡不安的南美,其实台湾的发展还真不错。在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接之际,我们其实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恐怖分子的兴起,这种成就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理想主义者的疲倦感,其实也很正常。台湾社会急剧变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气,不像已开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轻轻松松慢吞吞地来。力气用得多,当然容易疲倦。可是一点一滴使制度渐渐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这一代人那样拼命。(现在的理想主义者仅止于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点就可能会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觉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吗?他太多学问了,我怕他。
  十三、《野火》十年后的你,是否对台湾的关心层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随年龄改变了?例如小学生在马路上与车争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满了。清洁队员用太多的人力替广告公司拆除看板。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乱象,似乎已不是你关心的话题了,但对我们却有切肤之痛。而您的野火一点,比投诉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湾的国际地位、统独问题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天天要去面对的。(土城,吕荣乐)
  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吗?
  十四、《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我写“错”了)!
  台湾的生存空间对女性较有保障吗?我不相信。你可记得那个把女孩奸了、杀了,还把脸皮剥下的恐怖报导?
  十五、我个人十分敬佩您的见解,想请教您:您移居德国,除了个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觉得在海外更能客观透析台湾两岸的问题与情势,并凭藉自己对中国及德国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试做谏言,其次可否谈谈您觉得德国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国,纯粹是个人因素,而且离开台湾觉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乡,我对它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台湾的发展光怪陆离,可塑性极高,对一个关心文化和社会的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实验室,可以亲身参与,甚至影响它的发展,我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国的。至于说,来到欧洲而扩大我的视角,那是塞翁失马,试图转失为得罢了。对您所说的“谏言”,我的兴趣也在锐减中——您看,我不是开始写小说了吗?
  德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没趣的,或许他们的没趣正是他们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较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节目吧!夸张一点的说,在美国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见人们在无聊逗闹——女人在布丁池里摔跤或是比赛谁吃得下三百条香蕉;德国的电视一打开就是严肃深沉的人生问题大探讨——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彼此苦着脸讨论历史的罪愆,国家的认同,族群的和谐,正义与公理……每次我从德国一到美国就觉得全身轻松起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愚笨的、无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人!美国人的天真简单是日尔曼人所没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有历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们比我们更沉重,更没趣,因为——这是我的理论——我们虽有包袱,但忘记得也快。德国人记忆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来,您说康德有趣吗?黑格尔、马丁路德、希特勒、马克思有趣吗?托玛斯曼有趣吗?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虎,他们干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有趣”、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不客否认,Die 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黄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您用了“经营”两个宇,可见得李登辉,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影响多大,不知不觉的影响。前年连战用了“全方位”这个词,马上就变成流行词。这种影响当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欢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没有,我没有“经营”台湾的具体蓝图,如果有的话,我就和李登辉去竞争当总统了。我对政治兴趣并不大,只是因为关心,所以对许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当作家比总统要好玩得多,怎么“经营”台湾?国事如麻,从小事开始。既然我自己不会去“经营”台湾,我会把选票给一个将“托儿”问题和老人福利当作国家大事来讨论的候选人,不论男女,我不相信统独之争比解决托儿问题来得重要。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记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野火现象”时期的台湾和现今的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面相有何令人悲观与乐观者?
  答:悲观或乐观是主观的感受;也许因为我不必天天面对台湾政治的恶俗,从整体来看,我是乐观的。1995年的台湾社会无论如何都比“野火”时代进步,现在看起来特别乱,是因为在威权时代,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军中人权,环境污染,贪污渎职,司法不公,官商勾结……哪一样不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霸权的覆盖下被消音罢了。现在虽然乱,乱象浮上表面总比隐藏在下面腐烂要好吧。
  但是台湾的进步也是有限的。军队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十年前军中死人不断的事社会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社会知道了每一个死者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距离合法,合理,合情的军队还很远,明白地显示,台湾仍旧是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社会。
  过渡,表示它需要时间成熟定型,而我们的社会比较焦躁急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说有66.4%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只谋私利,不反应民意,42.8%的人认为国家缺少好的报导,记者的结论是,调查勾勒出一个“暗淡缺乏光明色彩”的台湾。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精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
  再说精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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