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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诗人拎起皮箱


  
——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下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的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我问她:“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
  “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的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是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实际上的国际笔会却与理想差距很远。1986年在纽约开的笔会,主办者因为政治原因而极力排挤、侮辱台湾的代表团,台湾(尤其是政府)本身要为自己的受辱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主办笔会的纽约文人却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识形态来打击“敌人”,制造另一种藩篱,与国际笔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今年的笔会,整体说来平淡无事。主办者是小国瑞士中的一个小镇,只有两万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连大陆与台湾的国旗都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讨好谁、排挤谁的政治意图。但是今年的笔会,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

都要讲妈妈教的话——藩篱之一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作家与边界文学”。出题的大概是说意大利语的人,“边界文学”一词译成英文时(Border Literature)根本令人难解。对于一个英国人,“边界文学”望文生义指的大概是苏格兰文学。对于一个美国人,“边界文学”根本不通,如果把border用frontier来取代,指的又是“垦荒文学”,美国开国早期的文学。
  而这两种涵意又都不是出题者的原意。大会主席是瑞士意语与罗曼叙语笔会的会长,他所说的“边界”指的是“藩篱”,阻碍人与人沟通的疆界。在致词中他一再的强调:“只有文学能拆掉所有的疆界。”
  以文学来拆除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围墙,这才是今年大会的主旨。有趣的是,人们嘴上呼吁的也许是围墙的撤除,实际做的,却是筑墙的工作。
  语言是一道明显的大工程,由主办者本身筑起。在大会所发出的一切文件中,有意文、法文、英文,独缺德文。这是件稀奇的事:第一,德文是笔会正式列入的四大语文之一;第二,德语可以说是地主国瑞士的“国语”(百分之七十五德语,百分之二十法语,百分之四意语,百分之一罗曼叙语)。一个国际大会在瑞士举办而排除德语,这“故意”的痕迹就太明显了。
  一位本地的意文作家说:“我们到苏黎世去开什么会时,都得讲德语。现在也让德语人尝尝这个‘听不懂’的滋味!”
  这百分之四的意语人做得也真绝,不但所有公文上没有德文,大会头两天受邀的演讲人中,全部是讲法语和意语者,夹上几个说英语的英美作家。最后一天很重要的各国代表行政会议上,英、法、意的译员都在,德语译员却不知去向。东德代表不得已只好以英语发言。
  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意语瑞士人其实并没有受到“虐待”与歧视。即使在德语区,所有的公共告示、货品标签、使用说明书等等,都印有德、法、意三种文字。意语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电视台,不受任何德语的干扰。中国人也许觉得奇怪:“只有百分之四,嚷嚷什么?”这是观念的问题,意语瑞士人觉得百分之四也得受到绝对的尊重,有嚷嚷的权利。
  我问一个德语瑞士人是否对大会有所反感,他笑着说:“无所谓吧!为自己母语觉得骄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语人表现了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的紧张,这个德语人则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随和大度。令人莞尔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实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瑞士德语是德国人不太听得懂、经常加以取笑的一种方言。为了对抗人多势众的德国,瑞士德人也很紧张的保护自己的“土话”,努力强调他骄傲的母语。学校里教的、书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谓“标准德语”,在任何场合,讲的却是瑞士的“土语”。
  语言的藩篱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对于语言,或许“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篱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则,强迫你用我的语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篱笆,学习去了解对方耕耘的方式。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藩篱之二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Lugano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国际笔会的现任干部,从主席到财务秘书,全是白人。今年大会所邀请的七十二位特别来宾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会印出九十篇论文,得到安排上台去念论文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亚洲人中只有两个有上台机会,一是日本作家,当他出现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中国的罗洛是另一个;该轮到他时,主席却宣布“今天到此为止”。罗洛也莫名其妙,去问了主办人,主办人说没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为稿子早就印在书里,会员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听得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时候,主席才点罗洛的名,作为最后一个演讲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台下人心惶惶,骚动不安,都想吃饭去了。
  白人演讲,当然讲的也是白人的问题。六场演讲会中,两场指定谈中欧文学与意大利文学,其他的四场也大致绕着欧洲文学打转。不管是讲哪一种欧洲语言,引喻时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属于欧洲一体的文学传统。相对的,当亚洲人用典故时,他却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日本作家谈的,是西方文学如何打开了日本的疆域。罗洛在提到鲁迅与巴金的同时,必须提到但丁、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余光中的论文中触及庄子,却也难免引用了歌德与雪莱。
  情势非常清楚: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中,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无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情形就像多数美国人不会说外语,因为他觉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英语嘛。”
  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不是由于它比其他语言优越,而是由于讲英语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势力而推销了他们的语言。欧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也不见得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超越其他文学;世界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学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涉猎,现代人对埃及、印度、中国的文学有多深的了解?但是欧洲国家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势力,对整个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学,也随着这个势力扩张它世界性的影响。
  国际笔会的骨髓精神是反强权的,宗旨中强调:“文学是国际间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想抵抗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诗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讲中并不曾忘记这个问题。他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随之英文成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忧虑的现象。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小国家、小文化,也许出品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翻译成英文就没有人看,任其埋没。他担心世界文学的一元化、同质化。
  今年的国际笔会,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现了这么一个同质化、一元化的现象。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注)。非欧洲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有着一条万丈深沟,还看不见搭桥的可能。

迫害者与被迫害者——藩篱之三

  “国际笔会主张思想的自由传播。会员将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经济程序,国际笔会深信对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绝对的必要……”
  国际笔会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浓重的政治气息,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如果纯粹为了讨论文学,世界各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学会议,为文学而开会。国际笔会的宗旨却只有一个核心:为全世界的作家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一旦有了这个目标,就不得不与许多政权敌对,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国际笔会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国际作家人权组织”。
  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第一天演讲的George Steiner语调高昂的说:
  “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祖国’——如果那个‘祖国’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离弃”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Vladimir Maximov对于他极权的“祖国”更有着“汉贼不两立”的愤慨。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法西斯’!
  “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交。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苏联这样的超强大国,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还可以争取到西方诸国的支持,对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压力。小国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视,无法凝聚国际舆论,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读者。对强权政府的抵抗只是个人的测验,难有什么实质的效果。
  与极权者划清界限也不是单纯的事。有人认为不划清界限就是为虎作伥,却也有人认为划清界限还不如“渗透颠覆”,从内部去改造它比较有效。此外,如何将极权国中的政府与人民分开,是另外一个难题。
  西方各国用经济抵制的方式来制裁南非,目标当然是实施种族歧视的白人政府。反对抵制的人说,经济抵制伤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贫困黑人老百姓!这是个投鼠忌器的难题:如何惩罚一个政府而不伤到它所控制的无辜百姓?
  这个难题是今年笔会的主题之一;南韩,是主角。
  今年的南韩代表团人数最多,在会场摆了一个摊子为明年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作宣传预告。表面上的谦虚客气遮不住他们心里的紧张。美国、东德、瑞典及芬兰的代表准备抨击汉城会议,用来表示对全斗焕高压政府的制裁。
  南韩代表的处境大概是最困难的了。他如果为政府辩护,笔会的人会把他当作全斗焕的走狗、帮凶,而否决汉城会议。基本上,大家心里也有数:那些来自共产党国家或半民主国家的所谓代表,都不可能是强烈批评政府的谔谔之士,是的话,他们不会成为代表。与会人士看南韩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满怀疑的。
  然而,尽管希望赢得笔会的信任,南韩代表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毕竟还得回国去交代。在这两难之中,南韩代表采取了低姿态,争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斗焕对文人的控制,一方面发出弱者呼救的声音。
  “现在情况已经改进了。我们去狱中探望了两位作家,”韩国代表发言时说,“这两位作家都说狱中情况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们很满意、很愉快……”
  我听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语表达有问题吗?还是这个代表真的认为政府给狱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奖?“有一位作家被关在牢里,”南韩代表继续发言:“是因为他参与了纵火美国领事馆的暴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
  美国代表引用了一段新闻报导,指出韩国代表完全采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个作家的“纵火”根本没有证据。东德代表更指责韩国代表有心掩护全斗焕的罪行。他取出一张表说:
  “根据北韩给我的资料,在南韩因文字而入狱的作家有十六名,为什么南韩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韩国代表紧接着开始争取同情:
  “国际笔会来汉城开,会给我们的作家带来希望……我不久前在狱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笔会将来汉城,他的眼中马上闪出希望的光芒……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来救救我们!”
  作家大概都感情丰富又带点虚荣心的吧?韩国的示弱激起了各国代表济弱扶倾的英雄感。红头发的加拿大法语区代表情感冲动的说:“我本来是想投反对票的,但听了韩国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去汉城吧!”
  当过驻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是民主的卫士、先锋。现在南韩的兄弟们需要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台湾的代表殷张兰熙也说了话:“东方人讲面子。笔会给韩国作家面子,会增加他们应付政府的筹码。”
  大会中情绪高昂,有点马上要出兵,拯救韩国同胞的架式。南韩赢了这场外交仗。在场外偷偷活动的北韩人默默的离去。下一届的国际笔会,将由汉城作主人,刚好连着汉城奥林匹克的盛会。明年的南韩,在国际舞台上将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着南韩的代表们兴奋的握手、道谢,不禁想起他们勇敢的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与强权对抗。到最后,国际笔会到不到汉城开会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手势罢了;真正能使韩国免于奴役、免于极权的,恐怕还是韩国百姓自己的觉醒。

外一章

  东德代表考夫曼对南韩的人权问题表现得义正严辞,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难道东德,会没有箝制言论的问题?如果他对全斗焕的政府如此谴责,他对自己的政府又将如何?“东德有没有言论控制?”我直截了当的问他。
  他也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
  “你是说,任何一本批评政府的书都可以出版?”我有点惊讶了。
  “不,政府并没有任何条文来检查言论。批判政府的书无法出版,不是由于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张不肯出。”他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
  “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一样的情形。”
  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人,当我是第三世界来的白痴吗?忍着心里好笑,我说: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出版社不肯出某一本书,通常是以市场取向,钱的考虑,而不是思想内容的检查。东德的出版社不敢出一本书,或者编辑不敢登一篇文章,当然是政治考虑,这不叫变相的言论控制吗?”
  我想说的是,我很熟悉这种变相的、隐藏式的言论控制,台湾教了我。
  “你还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写了一本小说,叫《逃亡》,描写一家东德人逃过柏林围墙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却答应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东德不能出的书,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于还是出了书。”
  会议重新开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却有点愕然:他一方面描述东德言论的限制,一方面却眼也不眨的说东德没有言论控制。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会后碰到一个西德大报的记者,我转述了东德作家代表的话,他摇摇头说:
  “这个人我很尊敬,是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他没说真话。东德确实有法令给予政府检查、控制言论的权利。他可能不方便说。你也得想想,”西德记者喷口烟,“什么样的人会让政府派出国来呢?”
  我似乎能够体谅东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浓重的自卫情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就某个程度而言,他的说法并没有错。美国这个大资本国家一向以言论自由的堡垒自居,但是在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卫并不能掩饰东德政府对自由思想的限制。当他指责南韩的时候,是否也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注:我必须强调这只是今年笔会给我的印象。以往的笔会是否也是如此,因为个人不曾参与,不敢作评。今年笔会由于在欧洲召开,欧洲代表较多,因而造成偏势,也有可能。或许明年在韩国开的笔会会有不同的特色。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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