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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德国最壮观的“大河文学”出现了。 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长,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11公里是“坏分子”的活动细节,剩下的70公里嘛,还不清楚是什么。 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作品里的主角,是东德1700万人口。作品的名字或许可以叫“围城”,因为这1700万人住在围城里,四周有70万枚地雷,6万枝自动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学”公开,人们涌进那蜿蜒100公里的阴暗的文字迷宫里,寻找自己的故事。进去的时候,心里已经藏着不样的预感,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太亮的阳光使人晕眩。 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家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的“密谈”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师的倾吐,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 人们早已忘怀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证似的摊开在眼前,角落里写着出卖者的代号——他们是街坊邻居,是亲人、知交、文友、爱人,是为你治感冒的医生,为你辩护的律师,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这部大河作品涵盖的广度、渗透的深度,远远超过苏联克格勃和纳粹盖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哀恸,更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能比拟。 物理学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坏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倦感,这个女朋友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报告:袅丽可有意离婚。 负责波普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处处长,立刻开始布局,写下了波普故事的大纲: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大纲订好了,人物的发展却不十分顺利。袅丽可现在记得,1987年中有个法官朋友曾经邀请她去看戏,原来那就是奉命引诱她的线民。亲密关系不曾发生,婚姻还没有破裂;围墙,先倒了。 尤鸿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节,因为他是个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寻常。 24岁那年,尤鸿想逃离围城,运气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么,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许多单身母亲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产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鸿被关了3年;出狱前,他信口说,西德的制度比东德好。狱友转身打了小报告,于是尤鸿又被判了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不算什么,在28年的围城中,有78000人以同样的罪名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尤鸿的命运不值一提。 16个月徒刑的前5个月,尤鸿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迫用药。终于出狱之后,也在一个餐馆工作,时间很短,因为,不知怎么回事,他随口骂了句“共产党猪猡!”报应来得很快,尤鸿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医师说:你再犯一次错,我们就不得不用药剂来改造你了。 尤鸿又被释放,认识了一个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诉这个女郎公安部不是个好地方,劝她洗手不于。结果有点反高潮——他又进了监狱。 1984年,尤鸿终于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岁月,失去了这一回合的整个人生。 这100公里长、30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白,白的全变黑了。 那85000个秘密警察,失了业,噤声的潜入社会各个角落里,另谋生活。有办法的,自然摇身一变,从公安部小主管变成了什么合资企业小经理。人们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数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为共产党作“走狗”的“线民”。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记得他和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悲剧英雄的姿态吗?统一没多久,末代总理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东柏林洪堡大学一向是东德学府重镇,大学校长芬可,灰头土脸的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出来,谁是谁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个水落石出。 像尤鸿那样遭受迫害的人,现在热切的寻求“天理报应”。不要把一切罪行怪在制度头上,他们说,制度,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个人;追究责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来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么面对未来。曾经和政权合作给牧师“药物治疗”的精神医师,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 更多的人,曾经只是跟着大伙跑跑龙套,没害过人,却也没救过人。而今价值观念突然翻转过来,他连自己是清白还是有罪也迷惑了。于是,一个东德部长提出一个实际的自我检讨的办法: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 我的朋友,还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见到阳光,在阳光下看那冲洗出来的世界。 1991年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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