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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人的味道


  伦敦机场,往以色列的航道前。一个男人拥吻着他同居的女友,隔着她隆起的肚子。他亲爱的拍拍她腹部,说:“一路小心!”
  通过检查关口时,以色列的人员却在这怀孕的妇人行装里发现了一枚炸弹。
  为了从犹太人的手里争回巴勒斯坦的土地,这个年轻的阿拉伯人愿意让自己的爱人,还有爱人腹中自己的骨肉,与飞机共同炸毁,达到“恐怖”救国的使命。
  在搭乘以航之前,我们已有心理准备:机场的安全检查大概会极端的严格繁复,要有耐心。
  真正的检查,却出乎意料的平常,与到一般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多了一道“面谈”的过程,面对微笑的安全人员不厌其烦的旁敲侧击:为什么去以色列?那儿有没有朋友?你的职业为何?到了以色列住哪?去哪?多久?
  以色列的飞机、汽车、超级市场里,经常有巴游恐怖分子埋伏的炸弹,造成生命的损失与心理的恐惧。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当局很可以以“安全”为藉口,用各种手段严格管制人民的行动及旅客的进出。记得几年前从台北飞往高雄,在台北登机之前排队受检,翻箱倒筐之外,连衣服口袋都要翻出来看,状极狼狈。以航虽然有“每一只箱子里都可能有个炸弹”的恐惧,却以精密仪器和训练有素的“面谈”技巧来保住旅客的尊严。
  候机室中,按捺不住的幼儿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在椅子爬上爬下,接着在走道追来跑去,大声的欢呼嘶喊。父母一旁看着,希望孩子们现在玩得筋疲力竭,在飞机里面可以给大家安静。
  一转眼,几个孩子已经出了候机室,在警卫的腿间玩躲猫猫。全副武装的警卫们微笑的看着几个幼儿在检查的仪器与“禁止出入”的牌子间跌跌撞撞。
  “如果是瑞士人,早就破口大骂了!”隔座的人一口说出我心里的话。中规中矩的瑞士人不可能容忍孩子“扰乱公共秩序”。在公车上,常看见瑞士老妇人皱着眉头对年轻的母亲说:“请你的孩子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当我正觉得后座牙牙学语的孩子稚语可爱的时候,有人很严肃的指责:“请你的孩子讲话小声点,不要吵人!”人行道上,小孩子兴高采烈的奋力骑着脚踏车,路过的老人挥舞手臂,大声喊着:“嘿!人行道是走路的,不可以骑车,到马路上去骑!”
  一个持枪的以色列士兵弯下身来,在胖嘟嘟的小女孩头上亲了一下。她正在扯他的裤管。
  在黑夜中走出特拉维夫的机场,一股骚动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扑过来。是什么气息与瑞士如此不同?椰树的长叶在风里婆婆。天气热,人的穿着就显得随便;穿着汗衫的男人脚上趿着凉鞋,着短裤的小孩赤着脚,女人的夏装裸露着胳膊背脊。出口处人挤成一团,背贴背,伸长了脖子张望亲友,一脸的盼望与焦躁。小孩子攀在栏杆上,有笑的,有哭的,有钻来钻去的。接到亲友的人快乐的大声喊叫,热情的拥抱,挡住了后来涌出的人潮;行李推车在人群里撞来撞去,小孩哭着叫妈妈……
  空气里透着兴奋、急切、不安。
  来接我们的卡碧踢倒了一包垃圾,说:“真要命,垃圾工人罢工,全市都是垃圾,快要疯了!可是市长说这次绝不跟工人妥协!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前面车里的人正在笨拙的倒车,卡碧挥舞着手大叫:“喂!再倒就要撞上啦!”话没说完,已经“碰”一声撞上。卡碧回头说:“笨蛋!”
  小卡车停在路上,我们的车过不去。卡碧伸出头去,扯着喉咙:“喂!老兄,你到底走不走?”
  那位正在点烟的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抽烟,卡碧按了按喇叭,卡车才慢慢让了开来。
  “我已经付了两百契可,你怎么又算进去?”
  旅馆柜台前,花白头发的老人很生气的对服务员说话。
  “两百契可?付给谁的?”服务员不为所动。
  “一个女人。”
  “谁?”
  “我怎么知道是谁。你们昨天是谁守柜台就是谁。你自己去问——”
  “有没有收据?没有收据……”
  我们拎着行李的手放松了,看样子,这场争执不是两分钟能结束的事了。
  清晨,还留恋着温软的枕头,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嚣张,不得不起身。从四楼的窗口望出,滨海公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不耐烦的喇叭声此起彼落。一群光着上身的工人分成两个集团正在吵架,个个脸红脖子粗、喉咙大,可是没有人动手。不久,来了一个警察,瘦弱而苍白,像个斯文的书生,可是他三言两语就劝散了群众,不晓得说了什么神奇的话。
  我们老是迷路。在特拉维夫,找不到往耶路撒冷的标志;在耶路撒冷,又找不到往伯利罕的指标。指标往往忽隐忽现,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突然不见了,由你去猜测,而猜测的路又往往是错的。
  “请问往耶路撤冷的公路入口在哪里?”卡碧探头出去,大声的问。
  大肚子的女人叽哩呱啦比手划脚一番,卡碧听得糊里糊涂,打开车门,女人坐了进来。
  “她说她带我们去,反正她那边也有车可搭……”
  两个人讲希伯来语,声音很大,话很多,表情丰富多变。
  “她说她九月临盆,是第三个了……”
  “她说以色列要完蛋了!阿拉伯人杀犹太人,犹太人杀阿拉伯人。上星期放火烧阿拉伯人房子的犹太人是她的邻居……”
  “她问你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种族问题?左转还是直走?她问你们的小孩几岁了?你们是做什么的?瑞士一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她很向往……”
  瑞士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那个美丽地方的人,绝对不会坐进陌生人的车子里去为他们带路。瑞士人或许会开车让你跟着走一段,但他不会坐进你车里;距离太近,人的气味会令他坐立不安。
  市场到了。一个拖着长裙子的老妇人深深的弯下腰,捡拾地上的菜叶,一把把丢进身边的竹篓。两个荷枪的军人站着聊天,他们卷起袖子,敞开胸口,露出浓密的毛发挥身冒着热汗。以台湾军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的军人个个服装不整、行为不检……士兵抽着烟、坐在地上、歪靠在墙上,或者与女朋友搂抱依偎着过街,到处可见。而他们在战场上的彪悍却又举世闻名。也许真正在作战状态中的军人反而不会去重视表面上的服装仪容吧!
  士兵的对面,站着一个一身墨漆的犹太教徒:一顶黑色的高帽,一大把黑色的胡须,及膝的黑色大衣下露出黑色的裤角、黑鞋。他正弓着腰,散发“福音”。
  熙来攘往的人对“福音”却没什么兴趣,眼睛盯的是摊子上红艳艳的水果蔬菜,卖莱的小贩大多是以色列的“次等公民”——阿拉伯人。一个深肤大眼、十二三岁的男孩正在叫卖他的摊子——十只嫩黄的小鸡叽叽喳喳叫着。一个爸爸把十只小鸡装在一个蛋糕盒子里,旁边的孩子兴奋得手足无措。
  卖西瓜的汉子高高举着一片鲜红的西瓜,大声喊着:“不好吃包退!”几个水果贩子开始击节歌唱,一个唱:“我家东西最新鲜”,另一个接着:“我家东西最便宜——”。一来一往,有唱也有和,市场里响起一片明快的节奏,压住了鸡鸭的呱呱声。
  “以前他们唱得更起劲呢!”卡碧摸摸摊子上陈列的三角裤,一边说:“可是有犹太人批评,说那么大声有失文雅,是不文明的表现,外国人会笑话……”
  经过一条窄巷,穿着汗衫的老头子从斑驳的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对我挥挥手:
  “喂,你们哪里来的?荷兰吗?”
  卡碧对我眨眨眼说:“他大概没见过东方人:荷兰大概是他所能想像最远的地方了。”
  “上来喝杯咖啡好不好?”老头用力的招手。
  我也对他招手,他破旧的窗口摆着一盆红得发亮的天竺葵:“也请我的丈夫吗?”
  “你的丈夫不请!”他大声的喊回来。
  晚上十点了。住宅区的巷子里还有追逐嘻戏的孩子,放纵的脚步,快乐的嘶喊。公寓里都亮着灯,电视的声音从一家一家敞开的阳台冲到巷子里来。频道声音大概不能不转到极大,因为隔邻的、对门的、楼上楼下的电视声形成强大的声网,不开极大就听不见自己的电视。
  “你觉得很吵吗?”卡碧说:“哈,现在已经很好啦!我还小的时候,有电视的人不多,街坊有电视的人家就把电视放在阳台上,对街播送,大家看。不看不行,不听更不行。幸好那时候只有一个频道,家家都发出一样的声音。现在却不成,你得压过别人的声音才听得到自己的。”
  不晓得从哪里传来歌声,透过麦克风的扩大,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来。
  “吵死了,”卡碧的母亲摇摇头,“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是暑期什么游乐会的!”
  从窗口望出,操场那头似乎有万人攒动,“可是从这到那,你相不相信,居然没有路,建筑商互推责任。我又半身不遂,到对门找儿子还得叫计程车来绕好大一圈,唉!真要命,谈什么效率哟!”
  “我写了封很生气的信给特拉维夫市长,”卡碧背靠着窗外的“铁窗”说话,“他倒是马上就回了信,说下星期要亲自来我家了解情况。”
  这一张织毯真美。粗糙的纹理,似乎还讲着沙漠与骆驼的故事。褐色的树干上织出鲜绿的叶子,叶子边飞着彩色的鸟。在方舟中躲水灾的诺亚会放出一只鸽子,见衔着一枚叶子回来,遂知道水已经退了,让万物重生的泥土已经冒了出来。织这张毯子的人,是在回忆诺亚的故事吗?
  “五百块美金,马上卖给你!”留着小胡子的店长很果断地说。
  我爱在耶路撤冷的小市场里买一张诺亚的织毯,但是卡碧说过,讲价是国民义务。
  “一百块!”我回价,作出果决的样子,其实心很虚。
  “一百块?”小胡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
  “这么美丽的东西才值一百块?”我也要心碎了,是啊,这么美丽的东西,怎么只值一百块,但是我的脚在往外走。
  “回来回来,拜托拜托,有话好商量嘛!别走别走——”
  他扯着我的手臂往里拖,行动敏捷的拉出另一张织毯,也有绿叶与鸟,但颜色比较暗淡。
  “这一张卖给你,三百块,只要区区三百块!多给我一毛都不要。”
  “那一张,一百块!”我在简化我的语言。在小说的技巧中,语句越短,表示一个人越果决。
  “小姐,”小胡子很痛苦的闭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织毯工人要吃面包?他还有很多个小孩要吃面包?我有五个小孩,我也要吃面包。”
  他眼睛一亮,伸出四个指头,“四百?”
  “一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
  “两百,两百就好了。真的,两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面包吃了。”
  我叹了一口气,给了他一百八。扛着我的绿叶与鸟走出狭窄的市场,走进一条石板路,是名叫“耶稣”的那个犹太人曾经背着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条路。黄昏的太阳把城墙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个全身披着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阴影中织绣。
  又是机场。站在干净得发亮的地板上,人们礼貌地低声细语。等候亲友的人服装整齐、姿态优雅的站着,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挤到门口去。与别人保持相当的距离,以免彼此干扰。接到了亲友,没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拥抱,低声的问好,回到自己的车里再大声谈话。
  公路上车子稀少,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喇叭声、急刹车的尖锐声。停车付费,全自动化,没有找错钱的可能。
  转进车库时,我看见人行道上一条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弯身把地上的狗屎捡进手中的塑胶袋里。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士人会与你礼貌地说“早”。在板凳的两头分别坐下,他会微笑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们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说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
  他会亲切的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子让给你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他不会问你来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多话的人,在说“再见”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
  在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这死者是谁?我不认识。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之间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音乐、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侯门深似海的安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冻着冰冷的距离。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努力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菜市场中裸着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比手划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人的味道,真好!
  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合。水草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人所在的湖畔营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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