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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我推开大谷先生拿着钱的手,想说声“再见”都说不出来,弯腰鞠一大躬,飞奔而出。刚一踏上电梯,便开始“泪飞顿作倾盆雨”。眼泪一发再也不可收拾。走在马路上,流泪;站在月台上,流泪;坐在电车里,还流泪。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窃窃私语。我干脆不管不顾地任凭眼泪肆意流淌,甚至连擦都不擦。随人家看,随人家说,随人家笑。什么面子不面子,这种时刻还管它什么面子!一路哭到了家——索性连味道园也不去了——一头扎进房门,更是惊天动地地大恸起来……

  这确实是我留学日本以来情绪最糟的一天,在这两年多的海外生活中,我还从没象这个8月似的一连碰这么多的钉子。但是,我哭,绝不是因为悲观,失望,而只是因为我不能服气。

  哭到眼泪一干,心仿佛也横了。你们看不起我,我可是偏偏看得起我自己。我就不信,自己是一团没用的该扔的垃圾。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没有人了解我,需要我,支持我,帮助我。我相信自己是一块铁,一块钢,它一定有用武之地。我要穿上铁鞋把那用武之地找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渡边寒鸥先生。他是一位日本著名书法家,曾多次到过中国。我来日本后,曾在一次宴会上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对我说过:“今后生活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尽力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在我的眼中既是位大名人又是位大忙人,所以一直没跟他联系过,以至于几乎把这个人忘掉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翻找渡边先生的电话号码。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地翻。从今年的翻到去年的,又从去年的翻到前年的。终于从一个旧通讯本子上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边想都没想就扑向电话机,拨完号码,那头的电话已经响了,我这才看见表针已经指向夜里11点。这个时间打电话太不礼貌了。刚要把电话挂掉,那头有人接了:

  “喂,喂,”是个女人的声音。

  “对不起,请问是渡边先生家吗?”

  “是呀,您找谁?”

  “渡边先生在家吗?”一边这样问,心里却觉得自己实在太不懂礼貌。

  “他今天出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还没有回来。您是哪一位?”

  “我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您是渡边先生的夫人吗?”

  “对。”

  渡边先生的夫人,我也是在那次宴会上见到的。

  “您还记得我吗?……”

  就这样,我跟渡边夫人在电话里聊起天来。并且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近来遇到的一系列麻烦全对她说了。她听完了,立刻安慰我:

  “等我丈夫回来以后,我马上把你的事告诉他。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你不用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电话铃的响声。谁这么大老早给我来电话呢?一拿话筒,吓了我一大跳:

  “我是渡边寒鸥,早上好!”

  居然这么快,真是没想到。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已经考虑了几条帮助你的方案,需要你来共同商量。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吧,有空吗?”

  “有,有。”晚上本来是要去味道园打工的,但是事到这一步,那五千块钱扔掉也值了。

  没出半个月,渡边先生就从他自己的大群弟子当中亲自为我招来近30名学生,组成了两个中文学习班,并且把他给学生上课用的书法教室也毫无保留地借给了我……

  9月清爽的秋风,终于将8月份阴郁的愁云驱散得一干二净。

  我又变成了一个忙人。白天急急忙忙去上学,晚上急急忙忙去上班。味道园一个星期只能去一个晚上了,因为我不光要教两个中文班,而且要教新新贸易公司的四名职员,还要教岛本,另外还有那位律师先生——九月中旬一过,他就迫不急待地打来电话,要求立即恢复中文学习。

  偏偏就在我忙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位老同学给我来电话了:

  “舞蹈伴奏的事我总算给你联系上了。那位老师说,他们每天早晨8点到9点半的基本功训练请你去弹……”

  大谷先生也来电话了:

  “那篇稿子我们还是决定用,送来吧。另外,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公司里专管接电话,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一个月工资十万……”

  安藤先生也来电话了:

  “一个《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想学中文。但他每天晚上没空,只能在上午学,你怎么样?”

  我想干,我全想干。可惜的是,我却没有时间了——白天,我得老老实实去上课。

  为什么我闲得发慌时,什么好事也不来找我呢?

  为什么在我忙得要命时,这么多好事全一块跑来叫我干瞪眼呢?

  你说,这世界上的事情气人不气人!

  尾声:写在阳历除夕之夜

  很远很远地,隐隐约约的,好象飘来了午夜的钟声。回头看看钟,时间刚过零点。我把伏在桌子上的身体直了起来,双手高举着伸了一个懒腰,大声自言自语道:

  “啊,已经到1987年了。真快!”

  这便是我的除夕夜(日本只过阳历年)。孤零零的木板屋子里,一个人。桌上摆着一盏盏幽幽的台灯。脚下烤着一只六百伏的电炉。眼前摊着一沓子写得乱七八糟的草稿纸。房间里又冷,又暗,又静。找不着一个人来跟我聊天,更吃不上一顿高盘满盏的年夜饭……独自在海外生活本来就是寂寞的,而到了过年,那寂寞感就更添几层。

  算起来,这是我来日本后的第三个除夕夜了。

  第一个除夕夜,我是在味道园通宵干活儿干过去的,儿乎就忘了那是在过大年。

  到了第二个除夕,原本也想那么干活儿干过去,却不料老板说话了:“大年三十晚上,家家都在家里吃饭团圆,店里没有顾客。既然赚不了钱,还不如年三十不营业。”

  我真佩服他的会算计,可同时也不禁发起愁来,大年三十叫我一个人在四面透风的“鸡笼子”里熬着,那如何受得了呢?跟我不错的中国朋友,要么在日本有家或有亲戚,要么得打工,反正人人都有去处。我去找谁呢?到所认识的日本人家去过年三十吧,自己心里又不愿意。觉得过年就应当是家庭团聚,我不想去破坏人家的家庭气氛。

  就在这时候,东洋大学一位教授向我发出了邀请:“到我们家来吃年夜饭吧,顺便也教我妻子包饺子。当”饺子师傅“?那倒行!于是我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接着就到了今年,干脆连请我去当“饺子师傅”的人也没有了。只好独守孤灯。

  在中国,过年是件热热闹闹,大红大绿的喜事。家里红火,街上也红火。放鞭炮,逛大街,买年货,拜年……人人喜气洋洋。可日本正相反。过年时,家里既不红火——顶多就是吃吃清淡的年夜饭,看看电视,街上更是冷清。店铺关门(只有极少数营业),行人稀少,无声无息。互相既不拜年也不串门,只是礼尚往来地寄寄贺年片。平常那么热闹的一个东京城,一到过年这几天,简直就象死了似的,一丁点儿活气也没有。

  在国内时,最喜欢过年。喜欢那种气氛。挤汽车,挤菜场,排大队,冻鸡冻鸭冻肉大筐小筐地往家拎,切呀,洗呀,收拾呀,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在饭桌旁忙来忙去,过节几天不是你来找我,就是我去找你……忙!比上班还忙!却痛快。在这种忙乱热烈的气氛中体会着生活的乐趣。

  出了国,便也失去了这种乐趣。过年没得可忙,没得可热闹,甚至想买个东西都买不到。早上起来,一看大米吃光了,赶快跑出去买。嘿,粮食店关门,面包铺关门,到处全关门。走了好远好远,才从一家杂货铺买回来几包方便面。可恨!这叫过的什么“年”!

  忽听窗外寂静的马路上传来了清脆的木屐声。拉开窗帘,看见一对身穿和服的老人正“得得得”地从路上走过。深更半夜,他们还要到哪里去呢?哦,我一下子想起来,他们一定是到明治神宫许愿去的。

  我曾听人讲过,每当新的一年刚刚降临的时刻,许多日本人,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到神社去为新的一年许愿。一到每年正月初一的清晨,东京最大的神社明治神宫都会长龙般地聚满前来许愿的人们……

  我这个人不信神,也从未许过愿。可是今天,我却觉得心里有一股深深的祝愿,想要寄托给冥冥的苍天。我立刻抓起大衣披在身上,锁好了门,朝着车站,不,是朝着明治神宫急步而去。

  我要祝愿亲爱的爸爸重病痊愈,

  我要祝愿亲爱的妈妈身体健康,

  我要祝愿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稳步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我要祝愿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屹立在世界东方……

  雪,稀稀疏疏地,轻轻柔柔地从朦胧的夜空飘落下来,飘落下来……

  1987年1月3日

  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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