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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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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国画大师的儿子嘛。日本人也不知为什么那么买他的账。我想他要是在中国，顶多也就是个二三流画家吧。到了这儿可不得了了，大笔一挥就是好几十万，个人画展不知开了多少次了，肥得不能再肥了。还有个C，知道吗？” “不知道，谁呀？” “你怎么谁都不知道，这是个无处不存在的人物嘛。他的爸爸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 “那么他自己呢？” “他是日本大画家平山郁夫的弟子呀！他要不是因为有那么个老子，平山郁夫能收他当徒弟？！这下，他可如虎添翼，不可一世喽！我还知道个刻图章的，” “你怎么谁都知道。” “听呀，这个人起先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工作，普普通通一个职员，什么'家'也不沾，什么'名'也没有。到了这儿，你猜怎么着，成了大书法家，大篆刻家了，你说新鲜不新鲜！他的字儿，篆刻要是搁在中国，有谁希罕？” “这就叫本事呀！他以前能刻刻图章，字也能凑合写写，在国内时通过不知什么微妙的关系认识了现在他的保证人。这位保证人是想通过他来发大财，于是就在日本拼命为他作宣传，拉客户，要大价钱，这么一来二去的他就被抬起来了。他到日本后一天工没做过，连日本语学校都只上了一半就退学了，干什么？整天刻图章，写字。起先是保证人交他的定额，到后来，他的翅膀也硬起来了，一个月就是几百万，富得连许多日本人都干瞪眼……” 真是天上地下呀！几天之后，小方说的那位崎上先生带我去寺院。路非常远，左换车右倒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到。我们坐在寺院那高级而又现代化的会客室里等呀等呀，本来说学习是从5点半开始到7点，结果一直等到6点半还没见一个孩子来。去问寺院的住持，她也闹不清怎么回事。派人去找了半天，回来说，好几个孩子都随父母去外地旅行度假了。 这一趟就这么白跑了。第二个星期又去，结果又扑了一场空。于是我便知道，那两万块钱又不翼而飞了。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崎上先生，一个在日本奋斗了大半辈子却仍然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人。这位先生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对人却格外热心。他一听说我急着找工作，就主动表示愿意尽力： “你别着急，这种事得慢慢来。我有一些挺不错的朋友，我帮你去向他们打听打听，有了消息马上给你回话。” 尽管那成功的希望渺茫到了几乎不存在，可听到有人肯向我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那种一筹莫展地时刻，心里总是暖暖的。 后来，我就常常给崎上打电话：“喂，有好消息吗？” 他也从来不烦：“很抱歉，还没有呢。给好几个朋友都打过了电话。他们不是忙得顾不上，就是还在别的地方度假或出差。你别着急，啊，心里烦躁对自己没好处，要想开，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 其实，直到最后崎上先生也没帮上我的忙，但我那时就象一个身负重创急望止痛的人，即使找不到麻药，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反反复复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就会好的，就会好的，就会好的……”我便会觉得那“疼痛”真的好象减轻了许多。 从大谷先生那里拿来的稿子很快就译出来了。日译中我是不怕的。我拿着它到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去。 大谷先生自己读不了中文，所有的中文稿件他都要请几位“中国秀才”（大谷先生的话）看过之后再决定。 “旅行社的事，我问过朋友了。”大谷先生对我说，“但是据他讲，他们不大喜欢使用中国人。说是中国人一到了中国就尽想往自己家里跑，工作不踏实。所以他们更喜欢用懂中文的日本人，日本人工作起来向来卖劲。” 又完蛋了！我丧气地想。 “不过呢，”大谷先生接着说：“我反复说了你的情况，希望他能帮助你。所以他答应叫你去一趟。” “谢谢您，我什么时候去呢？” “我这个朋友的工作也很忙，具体时间很难定，我回头再跟你联系吧。” “太麻烦您了！”心里出现了一丝光明。 “你呢，情绪好一些吗？”大谷老头笑眯眯地望着我。 “好一些。” “对嘛，青年人不要怕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又来了！ “大谷先生，您为什么会背毛主席语录？”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呀！”他自豪地说。 后来才知道，大谷先生确实是位对中国极为友好的政治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同情中国的革命。战前战后，文革前文革后，他频繁地往来于日中之间，并且曾十分积极地学习过毛选。 那天在大谷先生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回家时因为刚好同乘一辆电车，所以随便聊了几句。 “你是官费生吗？”我问他。 “对。你呢？” “自费。” “自费好哇！” “为什么？” “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 “可我还直羡慕你们官费生呢。” “官费生有什么可羡慕的？” “不用为钱发愁，操心呀，全由国家包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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