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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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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时间过得是多麽慢，慢得叫人简直受不了。红光闪闪的煤气取暖器几乎不能给这座日本旧式木板屋带来多少暖意。呆呆地蜷缩在沙发上的我，只有一遍又一遍无可奈何地咀嚼着寒冷，饥饿，寂寞的苦味。活象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闭上眼，眼前一会儿是北京那烧着暖气的温暖如春的家，一会儿是朗声大笑的父亲，日夜操劳的母亲，一会儿又是大盘大碗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炖鸡，涮羊肉…… 那个时期，“饥饿”就象一个可憎的魔鬼一天到晚纠缠着我。早晨在川崎家吃的一片果酱面包不过挤一下电车的功夫就消化的无踪无影。上午的三堂课几乎都是在肚子发出的“饥饿怒吼”中度过的。但尽管如此，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也绝不比其他同学对吃饭更积极。我知道川崎给我装在小饭盒里的饭是什麽：米饭上薄薄地撒上一层“蛆”似的小白鱼干，一段生黄瓜，三片生西红柿。要不然就是两个捏成棱角形的包着干紫菜米饭团。 我是多麽羡慕那些举家从中国迁来的同学，他们可以吃上自己做的饺子，包子，馅饼，炸酱面；我是多麽羡慕那些在中国餐馆打工的同学，他们每天都可以在店里大口大口地用鸡腿，鱿鱼，榨菜肉丝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我是多麽羡慕那些有钱的“阔”同学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下馆子…… 亏得当时在班上，我经常能得到来自同胞的温暖： “给你尝尝我们家蒸的包子，别客气，我特意多带来的。要是锅大的话，还可以多蒸点。可是日本买不到中国那麽大的蒸锅，早知道，来日本的时候带个大号的蒸锅就好了。”“小陈，给你这个鸡腿，鸡翅膀。我在店里天天吃，都吃腻了。我们那个店特自由，客人剩下的东西你爱吃多少就吃多少，爱拿多少就拿多少，全不管。明天我再带个大点儿的饭盒去装，你等着！……挺好吃的，是不是？其实一点儿也不脏，根本连动都没动过。要是啃过的，我就不拿了。” “小陈，来尝尝我炒的鱿鱼，味道怎麽样？台湾风味。不错吧，呶，这一半儿全是你的，吃光它……每天放了学到家没事儿干，闷得慌，就做饭玩，尝试各种风味。你喜欢吃米粉吗？” “不大喜欢，”我照实回答。 “哦，你是北方人。那炒面呢？” “喜欢。” “明天我做炒面来，怎麽样？” “好极了！” “你能吃多少？” “一大铁锅！” 第十二章 日本语学校 一般说来，日语基础差的自费留学生初到日本都得先专门进修一段时间的日语。在日本各地，为外国人提供这种学习条件的日语学校数量相当不少。我到日本的第一年就是在东京拓殖大学附设的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的。这所学校在同类学校中虽不能说首屈一指，却也堪称名列前茅。它有五十多名教师和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开设了各种教学课程。以程度划分，有初，中，高级班；以学习期间划分，有三个月一期的，也有六个月一期的；设有日间班，夜间班等等。 进入这个学校感觉最新奇的是，学生的所在学习班级并不固定，而是根据每次考试的成绩不断加以调整。成绩好的不断提上去，成绩坏的不断刷不来，一次又一次地循环。刚进日语学校的头一天就是一场考试，根据程度编班。我最初是被编在B班（A班为程度最低），后来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渐渐由B班升到C班，D班…… 这种日本语学校的教学方法也与中国的外语院校不同。它不是把外语作为一门专业来教授，而只不过是帮助你由此得到在日本生活的最基本能力，也就是教会你起码的说和听的本领。所以，上课时既没人给你一字一句地分析语法，也没人教你用日文写东西。学生们只是鹦鹉学舌地跟着老师十几遍，几十遍地练习一个个句型。 在课堂上，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大人都象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似的大张着嘴“牙牙学语”。而我们的老师也确实就象幼儿园里的阿姨——绝大部分是女的，而且很年轻。她们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登上讲台，总是用带笑的眼睛看着你，用柔和而亲切的声音向你发问，讲述，并且特别喜欢在讲课时使用大大小小儿童玩具似的“教具”…… 日本语学校的学习是紧张而愉快的。说紧张，不光因为每天都要满满当当地上六节课，还因为考试很频繁，隔不久就要来一场，万一考得不好就有被“刷下去”的危险。说愉快，不光因为老师个个都可亲可敬，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天天都能“立竿见影”，还因为不论在哪个班级里，你都能感受到同学之间的温厚友情。 日本语学校是个国际大家庭。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这里不是日本人的一统天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按照各自本来的面目存在。精神是无比解放的，思想，性格也是无比解放的，任何一点儿人为的自我控制，自我遮掩都成为多余。 课间十五分钟，我们一起作操，打球，跳舞。午饭时，我们把几张卓子拼起来团团围坐在一起，一边你吃我一口，我吃你一口地进行“会餐”，一边随随便便地交谈：目前生活的状况，做打工的甘苦，从日本语学校毕业后的打算，对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看法，有时也会说到各个国家的不同风光，风土人情，各国食物的风味……而政治话题一向是比较敏感的，特别是在我们和台湾同学之间。 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已经三十余年。在两种截然不同政治气候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和他们，如今在日本邂逅相遇，最初的一段时间从感情上讲是有一种特别的隔膜感的。我们可以转眼之间跟日本人交上朋友，跟美国人，法国人，阿拉伯人交上朋友，而对我们同种同族，说着同样汉语的来自台湾的人却做不到。这确乎有点不可思议。在一个班上，关系最先世处，并不是跟台湾来的同学，而是釜生那些来自伊朗，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的同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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