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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北洋军系直皖两系的分裂,正在扩大,徐树铮的跋扈,以及“安福国会”的把持,使得原属于冯国璋系统的“长江三督”及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再加上直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以明反徐树铮,暗反段祺瑞的七省联盟;不久又因为段祺瑞派他的内弟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原来的督军,旧淮军系统的赵倜不愿让位,加入了反段的行列,七省联盟变成了八省联盟。

  八省的督军,及其他重要人物,因为段祺瑞的资格与地位,对他都还保持着一份适度的尊敬。但自视极高的吴佩孚,却没有将他看在眼里,首先发难,以通电指斥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接下来要求撤防回北。

  这时的湖甫督军是直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他是安徽霍邱人,据说是前清捻军将领张总愚之后,弟兄四人,敬字排行,以尧舜禹汤命名,但行为却如桀纣。直军中第七师以军纪坏出名;而又以驻扎长沙的一旅为坏中之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湖南人恨之刺骨,“驱张运动”一直不断,文的向北京政府呼吁;武的组织湘军进迫,但都动不了张敬尧。一年工夫,他在湖南搜括了两千万;他部下有七万人,胡作非为,搞的钱更是不计其数。湖南人欲哭无泪,相形之下,觉得驻扎在岳州、衡阳一带的吴佩孚的第三师,虽然也是直军,却可爱得多了。

  机会终于来了,民国九年五月,吴佩孚获得湖北督军王占元资助了六十万元的开拔费,决定撤军北归。表面上请湖南督军张敬尧来接防;实际上他跟湘军前敌总指挥赵恒惕惺惺相惜,所以暗中打算将防区移交给湘军,当然,这要靠湘军自己打过来。

  因此,第三师在五月二十日开始,分水陆两道撤退,吴佩孚于甘五日自衡阳坐船启程后,湘军在甘六日发动对第七师的总攻击,甘六、甘七两天便占领了祁阳、丰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只甘多里的东阳铺。

  赵恒惕的湘军,只有三千枝烂枪,给养不足,衣不蔽体,为北军讥之为“叫化军”;但此时的“叫化军”士气如虹,临时制发的白布臂章,大书“救国救乡,在此一举;勇往直前,拼命杀贼”十六字,老百姓箪食壶浆,争相欢迎。“叫化军”受此鼓励,越发踊跃,五月甘九日,占领了衡阳;丰阳、一祁阳的湘军,在此会师,准备沿湘水及粤汉铁路,水陆两道,北攻长沙。

  张敬尧大为着慌,一面急电北京求救,电报自“十万火急”而“千万火急”;一面派他的胞弟旅长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成功后,以他的第七师师长相让。

  张敬汤的这个旅是张敬尧在湖南扩编的,敬汤行四,所以人称“四帅”,但“四帅”却自比为诸葛亮,穿了一件八卦衣、手摇鹅毛扇,自称“山人”,因而又得了个外号叫“卧龙先生”。

  “卧龙先生”亲自领兵,坐的是“绿呢大轿”,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之多,那股威风,使得长沙人都为在衡阳的湘军捏一把汗。

  但“卧龙先生”到了长沙南面四、五十里地方的湘潭就不走了。

  而另一支在湘西的湘军,却已占领了宝庆,这里是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的防区,他哪里肯为“同宗”卖命,悄然撤退。“卧龙先生”听说湘军自西、南两路杀将过来,吓得瑟瑟发抖,脱去八卦衣、丢却鹅毛扇,连夜逃回长沙。

  当衡阳易手时,张敬尧便在长沙城内拉伕;同时勒令总商会代筹军饷,以会长张先赞为人质,限期筹足大洋八十万;总商会无奈,只好鸣锣宣布,按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复又扬言,将死守长沙,不惜玉石俱焚;于是长沙老百姓纷纷逃难,而张敬尧派兵把守城门,限制出境的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超出的数目,老实不客气没收了。

  湘军自发动总攻击以后,不过十天的工夫,便已进迫长沙外围的湘潭与株州。张敬尧眼看大势已去,湖南人“誓与尧舜禹汤偕亡”的决心,颇有实现的可能,赶紧要作抽身之计,打了个电报给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而他亦不忍他的军队“牺牲干内战之中”,同时又埋怨“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这所谓“客军”包括张宗昌的暂编第一师及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内。

  六月十一日那天,驻长沙的各国领事,约齐了去看张敬尧,要求他将长沙周围三十里,划为非战区域;张敬尧满口应承,将各国领事敷衍走了以后,想出一条脱身的毒计,下令在“镇湘楼”及军火库纵火。

  这“镇湘楼”是张敬尧听了一个跑江湖的算命先生“化三千”的话,造了来镇压风水的,这夜成了他的救命符;镇湘楼与督署的熊熊烈火,加上军火库子弹的爆炸声,吓得长沙的老百姓都躲在家里瑟瑟发抖。天亮开出门来,大人依旧,“张毒菌”——张督军与他的部队,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天下午,北京政府的电报与赵恒惕的先头部队,同时到达。电报中是一顿痛斥。“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挡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岂能听人侵越!”这个电报,已成废纸,无人理睬:长沙城内,男女老少,一齐涌至街头,以眼泪欢迎湘军,湘军先头部队却须忙着救火。这场大火一直烧到湘军前敌指挥赵恒惕与总司令谭延闿到长沙,犹余烬未熄,湘军只好以湖南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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