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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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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那桐问道：“柯逊庵的折子上怎么说？” “说他‘军中酗酒，强沃属员，以到醉不能兴！’” “那也是汪瑞闿的主意。”铁良接口说道：“若非如此先发制人，岑云阶很可能参汪瑞闿一本，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过，”铁良提出疑问：“柯逊庵此举对他自己来说，得失已颇难言！” 原来当时是照通例，以下劾上，皆令被劾者“明白回奏”。岑春煊当时在回奏时，自是尽情反击，柯逢时因而落职，所以铁良有那样的质疑，只是他不知道奕劻与袁世凯，对柯逢时已因此而另眼相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其间的得失，在座的人自然都不愿意跟他谈。这个有关岑春煊的话题，到此便算结束了。 ※ ※ ※ 会议开始有争执了，所争的是几条铁路。 依照中俄密约，双方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铁路，自俄国的赤塔向东南伸展经哈尔滨至海参崴，实现了俄国前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连接滨海省与俄国中部交通的愿望。 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里，俄国称之为“中东铁路”，中国则或名“东省铁路”，或名“东清铁路”。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与俄国勾结，利用中俄密约，布置了一个类似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先由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而俄国公使则向李鸿章暗示，基于条约互助之义，愿为代索胶州湾。李鸿章此时虽到过“通都大邑”，而且也会打几句“痞子腔”，但毕竟还是“乡愚”，不知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议。明明是一个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鸿章，看出去是一面圆圆的气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头出去透气，就此上了圈套。 当时是翁同龢当政。书生昧于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张荫桓相助，看出李鸿章要上大当，所以一面奏皇帝饬庆王奕劻告李鸿章求助于俄，同时急电驻俄公使，用极委婉的措词向俄国政府说：“中国不愿俄国因而与德国失欢，请俄国暂时不必派海军来华”；一面由张荫桓及荫昌向德国交涉，亦即是情商，不占胶州，另作补报。 中德会议不下十次之多，德国始终不肯让步，而俄国则以急人之急的侠义姿态，出兵到了旅顺、大连。此来是为“助拳”，当然要求地主供应一切。由于李鸿章的坚持，特派负镇守山海关之责的宋庆，供应俄国海军一切“应用物件”，并拨二百万银子修筑旅顺炮台。不久，声明“暂泊”的俄国，竟开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鸿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摆脱，已办不到了。 结果丢了胶州湾，也丢了旅顺、大连！英国与日本已有结盟的意向，见此光景，为了抵制俄、德，更为了本身的利益，英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威海卫，而以承认闽海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三国干辽之一的法国岂甘落后？要求租借广州湾。意大利来凑热闹，要求租借三门湾。一时列强瓜分之说，竟有见诸事实之势。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于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后，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劻自此病情转剧，终于不起，薨于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 ※ ※ 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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