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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四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 ※ ※

  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

  这天两国公使同时相访。一个是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个是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遇到这种情形,要分交情深浅,交情浅的比较客气,应该先见。小村寿太郎在甲午年间曾署理公使,与李鸿章是旧识,但这一次重新使华,还是头一回来拜访,似乎又不能不先见,但萨尔瓦葛是预先约好了的,如果先见日使,于理不合。左右为难之下,只有一法处置,同时接见。

  两国公使都是有所为而来的,但有事只可密谈,当着另一国的公使,彼此皆有顾忌,便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外交词令了。

  不过,利害相同,立场一致的事,还是可以谈的。十二条和约大纲中,牵涉到实际利益的几款,各有各的想法,而严惩祸首这一款,众议佥同,因而成了此时的话题。

  “各国的意见,祸首的前三名是:载漪、董福祥、载勋。”萨尔瓦葛以一种困惑的神情说,“何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人,不下令处死?实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亲是不处死的。”李鸿章答说:“这在各君主国家亦不乏先例。”

  “那么,董福祥呢?”

  李鸿章笑笑答说:“小村先生对于中国的情形比较了解,想来同情中国政府的处境。能不能为中国政府作个解释?”

  “我刚到中国,对于义和团闹事,演变成这样严重的大祸,究竟原因何在,还未深入研究。至于董福祥,我对他略有所知。”小村寿太郎直接以英语向萨尔瓦葛说:“此人是个土匪将军。在中国西北一带,有相当的号召力,现在他手里还握有重兵,如果压力太大,他会起兵作乱。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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