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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〇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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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稚芬老实答说：“听了些新鲜话，很不放心，特为来看看。” “大概没事了！你不必替我担心。我还没有吃早饭，正好陪我。回头咱们一面吃，一面谈，我也听听，是什么新鲜话。” 于是秦稚芬夹杂在丫头之间，服侍张荫桓换了衣服，正要坐上餐桌，听差神色张皇地报：“步军统领衙门有人来了！” 秦稚芬一听色变，而张荫桓却很沉着，按着他的手说了句：“别怕！不会有事。” 及至便衣出见，崇礼派来的一名翼尉，很客气地说：“请张大人到敝处接旨！” 听说接旨，张荫桓知道大事不妙，只是不愿让家人受惊，所以平静地答说：“好！等我吃完饭就走。” 回到餐桌上，神色如常，只是秦稚芬却不敢再说那些徒乱人意的故事了。张荫桓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话，静静地吃完，换上公服，预备到步军统领衙门去接旨。 须臾饭罢，张荫桓不进内室，就在小客厅中换了公服，一如平时上衙门那样，从容走出大厅。那翼尉是老公事，看他这副神态，知道他掉以轻心，自觉有进一忠言的必要。 “大人，”他说，“如果大人有话交代夫人，不要紧，卑职还可以等。” 张荫桓一颗心往下沉！这是暗示他应与妻子诀别，有那样严重吗？刹那间想起自己在洋务上替朝廷解决了许多的难题，以及慈禧太后屡次的温语褒奖，谁知一翻了脸是如此严酷寡情！他平日负才使气惯了的，此时习性难改，傲然答道：“不必！” 说着，首先出门上车。翼尉紧接在后，与从人一起上马，前后夹护，一直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将他带入一间空屋子，那翼尉道声：“请坐！”随即走了。 张荫桓原以为崇礼马上就会来宣旨，谁知直坐到午时，始终不曾有人来理他。听差当然是被隔离了，只能问看管的番役，却又不得要领。守到黄昏，饿得头昏眼花，而且不知道这晚上睡在那里，忍无可忍之下，大发脾气，于是有个小官出面，准张家的听差送来饮食被褥。只是主仆不准交谈，所以张荫桓对这天山雨欲来，狂飚已作的朝局，毫无所知。 这天朝局的进一步变化，是从一桩喜事开始。王公大臣，一律蟒袍——俗称“花衣”，是国家有大喜庆时必穿的吉服 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当然算是喜事，所以王公大臣“花衣”朝贺。 朝贺皇太后，是由皇帝领头，天颜惨淡，手颤目呆，与那班别有异心的亲贵如端王载漪，顽固不化的老臣如徐桐，以及“后党”如刚毅之流的喜逐颜开，恰成对比。 瞻拜玉座，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传旨：“御前大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留，听候召见。” 等到慈禧太后用过早膳，再次“叫起”，由御前大臣首位的庆王领班，进入勤政殿时，皇帝已经鹄立在堆满了文件的御案之前了。 “皇帝！” “儿子在！”皇帝急忙转过身来，伛偻着腰，斜对着上方。 慈禧太后却又不理皇帝了，指着御案上的文件，面对群臣，大声说道：“这是从皇帝书桌里和康有为住的地方找出来的东西！我要大家来看看，皇帝几次跟我说，要变法图强。想国家强，谁不愿意。不过，变法可不是随便的。本朝最重家法，祖宗的成宪，那里可以不守。我当时跟皇帝说，‘只要你不改服饰，不剪辫子就可以了！’这话的意思，谁都明白，是劝皇帝别闹得太过分！那知道皇帝竟听不懂，或者听是听懂了，为了跟我呕气，索性大大地胡闹！” “儿子，”皇帝结结巴巴地分辩，“绝不敢！” “哼！”慈禧太后冷笑一声，仍然俯视群臣，对皇帝连正眼都不看一看，“四月初十以前，皇帝还不敢太胡闹，因为恭亲王还在，敢在皇帝面前说话。皇帝，你自己说，你六叔咽气的时候，跟你怎么说来着的？” 皇帝御名载湉，生父醇王奕譞行七，而恭王行六，本应称“六伯”，但因皇帝已入继文宗为子，所以改称“六叔”。当恭王病危时，皇帝奉太后亲临视疾，已入弥留的恭王突然张眼对皇帝说道：“听说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请皇上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这是指康有为而言。在此以前，皇帝曾打算召见康有为，面询变法之道，恭王不肯承旨。他的理由是：定例，皇帝不得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而康有为是工部主事，官只六品，结果是命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代询。此时又作最后的谏劝，皇帝含泪颔首，表示接纳。而亦因此，为慈禧太后所恶，逐出军机，闲废十年而复起的恭王，身后恤典优隆，赐亲贵最高的谥号为“忠”，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入祀贤良祠，配享太庙。 现在慈禧太后提到这段往事，要皇帝亲口复述，等于要皇帝向群臣自责，已纳忠谏而又背弃。无信不立，皇帝何能自承失信，可是在慈禧太后严厉的眼光之下，无可奈何，只好嗫嚅着说了恭王的遗言。 “你呢？你许了你六叔没有？愿意听他‘人之将死’的那句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太后不必再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半句成语，便肯定了法不可变，康有为不可用！皇帝已无法逃避责任，唯有自承：“儿子糊涂！” “你们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大声说道：“恭亲王一死，小人就都猖狂了！隔不了几天，御史杨深秀上折子要‘定国是’，又要废八股，又说什么请皇帝‘御门’，跟大家立誓，非变法不可。以后又有徐致靖上折，也是要定国是。这都是罪魁祸首，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变法的上谕，居然是翁同龢拟的。三朝老臣，两朝师傅，官做到协办，国家那点对不起他？他要带着皇帝胡闹，毁祖宗的成宪！真忘恩负义到了极点！” 慈禧太后提到翁同龢，大为激动，戴满了戒指的右手，连连击桌，一下比一下响，震得皇帝一阵一阵地哆嗦，而臣下亦悸怖于女主的雷霆之怒，相顾失色。特别是与翁同龢有深切关系的人，更是将颗心提到了喉头，深怕慈禧太后还饶不过已被逐回乡的“翁师傅”。 “当然，罪大恶极，说什么也不能饶的是康有为！”慈禧太后环视而问：“如今怎么样了？” 这是询问捉拿康有为的结果。照廷对的惯例，应该由领班的庆王回奏，如果庆王不明究竟，即应指定适当的人发言。谁知庆王还不曾开口，军机大臣刚毅已越次奏对，“回皇太后的话，康有为确已坐上英国轮船，逃到上海去了！”他说，“奴才愚见，应该责成总署跟英国公使馆严加交涉，转知该国轮船，不论在何处泊岸，立即将康有为捆交当地地方官，才是正办。” 难题到了庆王头上。他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类此情形除非曾经订立引渡的条约，否则就是一件决不可能的事。但如照实回奏必定会遭责难，且先敷衍了眼前再说。 因此，他不待慈禧太后作何表示，抢先说道：“据报，康有为坐的是重庆轮，这条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奴才回头就跟英国公使去交涉。” 慈禧点点头，方欲有言。也是御前大臣，紧跪在庆王身后的端王载漪大声说道：“奏上老佛爷，康有为迟不走，早不走，就在袁世凯回天津那天，从京里逃走。那有这么巧的事？依奴才看，一定有奸细给他通风报信。这件事不能不查。” “你们要知道，是谁给康有为通风报信的吗？我给你们看两样东西。”慈禧太后检了两通文件对跪得最近御案的庆王说：“你念给大家听！” 这两通文件，一件是杨锐的复奏。在七月二十八，皇帝赐杨锐一道密诏：“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慈禧太后命庆王念杨锐的复奏，就因为其中引叙了密诏全文，可以让大家知道，在皇帝的心目中，眼前的大臣，无非“老谬昏庸”，当“尽行罢黜”。至于杨锐的复奏，语气很平和，劝皇帝对变法宜乎渐进，只是提到曾与康有为商议，便似坐实了他是康党。庆王知道他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本性不主激进，亦非康党，很想保全，所以含含糊糊地念完，随即再念第二件。 第二件是从康有为寓所中搜查到的一封信。“四京卿”之一的林旭，在八月初二带出一件赐康有为朱笔密谕，催康有为尽速离京，到上海去办官报。一开头便说：“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林旭的这封信，便是为康有为解释，皇帝的“不得已之苦衷”，是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深恶痛绝，如再迁延不去，恐有生命之危。 大家都明白了，慈禧太后的意思是，端王所指的“通风报信”的“奸细”，就是皇帝。果然，只见她厉声向皇帝问道：“你说，你是不是包庇康有为？” “儿子不敢！”震栗失次的皇帝惟有推诿，“那是，那是杨锐的主意，要康有为赶快出京。” “给袁世凯的那道朱谕呢？”慈禧太后问，“莫非也是别人的主意？” 最使得皇帝惶恐窘迫，无词以解，无地自容的，就是这件事。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皇帝而有此十恶不赦的大罪，何以君临天下？所以此时面色如死，垂首不语。 慈禧太后久想收权，但总是找不出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借口，谁知竟有这样梦想不到的意外机缘，转祸为福，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看皇帝哑口无言，越发逼得凶了。 “你们问皇帝，他叫袁世凯干的是什么丧尽天良、鬼神不容的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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