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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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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来谈去又谈到时事了。 几杯佳酿下肚，松溎趁着酒兴，越发放言无忌，“今上的福分，恐还不如穆宗。”他说，“就拿立后来说，当年穆宗远离中宫，是有激使然，加以宫闱中有‘大力’干预，以致有后来的弥天巨祸。然而穆宗与嘉顺皇后之间，相敬如宾，琴瑟调谐，至少也是一种福分。今上呢，方家园的皇后，未曾入宫，只怕就注定了是怨偶……” “寿泉！”翁同龢唤着他的别号，打断他的话说：“酒多了。” “我不是醉话，是实话。外面有人说，皇后的福分，也只怕有限。试看，册立未几，有太和门的奇灾，这就象民间新妇妨夫家那样，不是好征兆。” “偶然之事，无须穿凿。寿泉，来，来，请！这松花江的白鱼，来之不易，别辜负了口福。” 孙家鼐乱以他语，松溎却越说越起劲：“今上实在是天下第一苦人，五伦之中，仅剩得一伦，你想，可怜不可怜？” “仅剩得一伦！”翁同龢不由得要问，“是那一伦？” “就那一伦，也还得看将来。”松槻说道，“‘父子’一伦，在皇上最苦，这不用说；虽有‘兄弟’，并无手足之亲，这一伦虽有似无；做皇帝的没有‘朋友’，更何须说；‘夫妇’一伦，眼看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话是有些过甚其词，但大致与实情不差，尤其是父子一伦，在皇帝是隐痛。所以翁、孙二人，默然无言，静听松溎再往下谈。 “今上只剩下君臣一伦了。五伦的君臣，原非为君立论，圣人垂教，重在勉事君者以谨守臣道。为人臣者，能得君之专，言听计从，如昭烈帝之与武侯，所谓如鱼得水，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即使其他四伦不足，“亦可以稍得弥补。”松溎略停一下又说：“我在想，今上实在是虽君亦臣，慈禧太后虽母亦父，母子实同君臣。归政以后，而慈禧太后果然能完全放手，以万寿山色、昆明湖光自娱，优游颐养不顾政务，那么今上的君臣一伦，总算是占到了。然而，今日之下，亦还言之过早。” 这段话说得很深，翁同龢与孙家鼐，都在心里佩服，只是表面上却不能承认他所析之理。而翁同龢又有进一步但相反的看法。 “君则君，臣则臣。纵如所言，我辈能谨守臣道，善尽辅佐，让皇上能畅行大志，这才算是全了君臣一伦。” “说得是！”松溎看着孙家鼐说：我辈亦唯有以此上慰圣心了。” ※ ※ ※ 一开了年，局势外弛内张。从表面上看，大婚费用一千多万，带来了很兴旺的市面，诸工百作，直接间接都沾着光，无不笑逐颜开。加以这年本是己丑会试正科，各省举子为了顺便瞻仰大婚盛典，多提早在年内到京。又因为明年还有恩科，如果本年场中不利，不妨留在京里用功，免得往返跋涉，所以都带足了盘缠，而且大都怀着得乐且乐，先敞开来花一花再说的念头，使得客栈酒楼、戏园妓馆，买卖更盛，纸醉金迷，好一片升平气象。 暗地里却有许多令有心人不安的情势存在。正象新扎制的太和门那样，俨然画栋雕梁，几乎可以乱真，而外强中干，内里朽木烂纸一团糟。一个月以前，反对修建津通铁路的十几道奏折，都为海军衙门压了下来，一班看得透、想得深的清刚耿直之士，便计议着要用釜底抽薪的治本之计。 其中最认真的就是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他是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的翰林，由编修转御史，风骨棱棱，是清流中的后起之秀。他对于醇王一系，千方百计攻击恭王，以及创立海军衙门，侵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职权，形成政出多门的混乱现象，深恶痛绝。所以凡是醇王及海军衙门的敝政，如变相卖官鬻爵的“海军报效”等等，无不大肆抨击。 反对津通铁路的修建，屠仁守的态度极其坚决。这个把月以来，他一直在盘算，此事是李鸿章所主张，而恃醇王为护符。不去醇王，不能攻李鸿章，所以釜底抽薪之道，即在攻掉醇王。 就在这时候，海军衙门与军机处奉旨妥议群臣奏请停办津通铁路一案，有了初步结果。由醇王与礼王世铎联衔复奏的折子，洋洋数千言，将言官、翰林、部院大臣所上的七个折子，驳得体无完肤，最后的结论是：“言者之论铁路，乃云：‘即使利多弊少，亦当立予停止。’此臣等所甚不解也。现当大婚，归政举行在即，礼仪繁重，诸赖慈虑亲裁。臣等以本分应办之事，若然局外浮议，屡事牴牾，哓哓不已，以致重烦披阅，实非下悃所安，而关系军国要务，又不敢为众咻牵制，遽萌退诿之志。惟有将臣等所见所闻，确切可查之事，据实胪陈，伏乞圣鉴。至于事关创办，本属不厌求详，然局外浮议，恒多失实。查防务以沿江沿海最为吃紧，各该将军督抚，利害躬亲，讲求切实，可否将臣等此奏，并廷臣各原奏，发交各该将军督抚，按切时势，各抒所见，再行详议以闻。届时仰禀圣慈，折衷定议，尤为审慎周妥。” 这一复奏，对反对之词，用“哓哓不已”、“众咻”、“局外浮议”的字样，措词很不客气，而懿旨却认为“所陈各节，辩驳精神，敷陈剀切；其于条陈各折内似是而非之论，实能剖析无遗。”袒护之意，十分明显。当然也接纳了醇王的建议，分饬沿海沿江各省督抚“迅速复奏，用备采择”。 “明发上谕”一经传市，促成了屠仁守的决心，一共拟了三个奏折，去跟盛昱商酌。他的第一个折子上说：“归政伊迩，时事方殷，请明降懿旨，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披览，然后施行。” 盛昱骇然，“梅君，”他掩纸问道：“这是请皇太后当太上皇，比垂帘的权宜之举，更进一层。倘或见听，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自然考虑过，深切考虑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醇王把持朝政，不如请皇太后当太上皇。” “此话怎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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