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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四


  于是他不得不跟张之万去商量,略陈缘由以后,接着说道:“就拿福趾来说,他虽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报销案,是主稿孙家穆承办,一同画押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风闻,向孙家穆问起,才分到了四千两银子。依‘事后受财律’,作不枉法论,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将四千两银子吐出来,就可无罪。这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是啊!”张之万问道:“该如何补救呢?”

  “原定两条宗旨,一条按律定罪,一条加重,请惇王定夺。如今第一条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条,竟无须乎再跟惇王请示了。”

  这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办法,但张之万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再琢磨琢磨,仍旧要请会办诸公合议。”

  越说越不对了,这样明白的道理,竟还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张之万但求长保禄位,只要不妨碍他的前程,尽可放手办事。因而退了下来,亦不必再跟阎敬铭等人商议,径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应减二等的,都减了一等。

  定谳以前,还有一道画供的手续。薛允升分访会办各大臣,说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缘故,约定五月十九齐集刑部“过堂”,就请惇王到刑部商量复奏结案。

  这天午正时分,会办五大臣都已到齐,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经移去,一字并列五张太师椅,正待落座之际,有人匆匆来报,说是惇王驾到了。

  原来约他未正议事,不想提前了一个时辰,是不是他也要参与过堂?在大清会典上,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例。不过这时没有工夫去考查,只能先接了进来再说:

  亲王仪制尊贵,又是在衙门,自然依礼行事。张之万与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门外站班,其余的在二门站班。等惇王的轿子一抬进来,又赶到大堂阶沿下,肃立相迎,停轿启帘,只见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轿子,一路拱手,连声说道:“少礼,少礼。”

  照开国之初的规矩,一品大员见亲王都是两跪六叩首的大礼,以后礼数稍减,但也得磕头。不过惇王赋性简略,不喜欢闹排场,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请安。

  “刑部我还是第一次来。”他四面看了一下问:“这就是陆炳的‘锦衣卫大堂’吗?”

  惇王口中的“锦衣卫大堂”,大概是戏中的说法,但陆炳当过锦衣卫指挥,而刑部亦确是前明的锦衣卫,说得并不错,所以张之万答应一声:“是!”

  “那么‘镇抚司’呢?在那儿?”

  张之万回身向西南、西北两个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镇抚司有杨椒山种的一棵槐树,如今还在不在?我看看去!”说着,惇王就要举步。

  张之万大吃一惊,又称“南监”、“北监”的南北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岂能让亲王入目?而且从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颇有不甘于投闲置散的模样,眼前为云南报销案,主张严办,纠葛不清,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见了监狱中的种种不堪情状,找上什么麻烦,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只好硬拦,“回王爷的话,”他屈一膝说道:“刑狱是不祥之地。王爷金枝玉叶,万不宜到这种地方。再说,杨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当柴烧了。”

  惇王倒不是发了恻隐之心,有恤囚之意,只为索性好奇,从来没有见过监狱是什么样子,想开开眼界,既然张之万这么说,自不便坚持,便笑笑作罢。

  然而张之万仍旧在为难。过堂画供,是不是请惇王参与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决不可行。但不请他参与,又将他安置在何处?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请他到堂官聚会办事之处的白云亭去休息。无奈刑部地势最低,连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闹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里霪雨不绝,白云亭“宛在水中央”,进出都用几案排成桥梁,又如何请惇王去坐?

  就在他这踌躇之际,惇王已窥出端倪。喊一声:“青翁!”

  “是!之万在。”张之万很尊敬地回答。

  “你们过堂。”他指着东面说,“我就在那儿坐一会,你不必张罗我,办你的事。”

  “这,这屈尊王爷了。”

  “不要紧,不要紧!就当我观审的老百姓好了。”

  这句话,大家都听了进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样子惇王是特意来看过堂的,得要当心,别弄出什么毛病,让他抓住。

  “丹翁,”张之万低声说道:“惇王在这里,咱们不宜南面正坐吧?”

  “这话倒也是。”

  “我看这样子,咱们分坐两边,中间空着。丹翁看这个章程,使得使不得?”

  “妥当得很。”阎敬铭环视同列说道:“咱们就坐了吧!时候也不早了。”

  于是又要谦让一番,最后还是按科名先后分上下,阎敬铭居首,坐了东面第一位。

  西面第一位是张之万,然后是麟书、翁同龢、薛允升,一一坐定。司官按名册逐一传提犯人到堂,按罪名轻重分先后,第一个是孙家穆,第二个是周瑞清,长跪阅供,伏在地上画了花押,随即押了下去,全案人犯一共二十多人,费了两个钟头,方始完事。

  接着,便请惇王居中正坐,拟议罪名,薛允升呈上一张单子,惇王接过来轻声念道:“己革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洁己奉公,乃因核办该省报销,得受赃银七千两入己。虽据查明均系应销之款,于法无枉,究属贪婪不职。按:有禄人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罪应拟绞。现据该革员将赃完缴,若照一年限内全完例,减罪二等,未免轻纵,孙家穆应于完赃减等拟徒三年例上……”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大声问道:“怎么死罪一减,减成三年徒刑吗?”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减一等,是流刑,流刑减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升说:“所以拟照应减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响,接着往下看:“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枢垣,辄敢商令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合,并由伊过付银两,实属荒谬。受财人孙家穆业经于完赃减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拟流,周瑞清合依‘说事过钱为首,受财人同科’例拟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将单子一放,用一种近乎负气的声音说:“不用再看了。我只请问:案情牵涉很广,是一案一案奏复,还是都叙在一个折子上?”

  问到这话,该由与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龢答复,“想一起奏复。”他说,“应治罪诸人,当然用奏折,此外用夹片。”

  “用几个夹片?”

  “想用三个。”

  “那三个?”

  这样一句接一句号钉着问,颇有咄咄逼人的模样。翁同龢不免感觉威胁,但他说话一向从容惯了的,所以表面上还听不出来,平平静静地答道:“第一个是奏复洪良品参景廉、王文韶;第二个奏复陈启泰参云南督抚贿遣道府,蒙办报销;第三个,户部、工部堂官,包括区区在内,均难辞失察之咎,应请交部议处。

  惇王听了又不响,乱眨着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气僵闷。好一会,才听他问道:“崔尊彝来京里办报销,云南督抚说是毫不知情,这话你们大家想想,说得通吗?”

  “说不通也没有办法了。”阎敬铭慢吞吞地说:“只有寄望以后切实整顿。”

  “照这样说起来,云南督抚,难道一点儿罪过都没有?那岂不太不成话了。”

  罪过是有的。”翁同龢答道:“不过是‘公罪’。”

  大清律规定,居官虽犯错误,不涉于私,叫做“公罪”。应交吏部议处,与刑部无关。所以薛允升接着说道:“云南督抚的公罪,共有两项:第一、崔尊彝所动用的是捐局‘平余’,这跟州县钱粮的‘火耗’一样,照例不入官库,但究系公款,而且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不应漫无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迹昭彰,而该省督抚拿他保列‘卓异’,送部引见,难免失察之咎。”

  “卓异?”惇王纵声大笑,“云南出这样子的卓异官儿,难怪滇越边境多事了!”

  这是他题外的牢骚,没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将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此案在王爷亦只能请旨交部议处。”

  这句话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无形中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放过云南督抚,提到他念兹在兹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别是王文韶。

  “那没有下落的三万多银子呢?”

  又提到这话,会办五大臣无不头痛,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还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万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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