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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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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午审到晚上，商人也好，户部的书办也好，都是支吾其词，始终不肯透露实情，秋审处的总办，主审本案的刚毅相当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说，“上谕上‘定须究出实情’这句话，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动刑了。” 刑部司官问案，重在推求案情，难得用刑，但这一案情况特殊，大家都觉得刚毅的办法亦未尝不可，只有另一个总办沈家本，态度比较缓和。 “那些票号掌柜，户部书办，平日起居豪奢，何尝吃过苦头？只要吓一吓他们就行了。”沈家本说，“能不动刑，最好不动。” “你倒试试看！”刚毅不以为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无奈民性刁顽，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个结果，此案千目所视，刑部不能丢面子。” 于是第二天问案的情形就不同了，传了提牢厅的差役伺候着。将人犯带上堂来，刚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说实话，自己皮肉受苦。接着便从商人王敬臣问起。 “王敬臣，你开票号，岂有不知同行例规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兑，请诰封之类的，应纳官项，向例都由票号经手代办。你们跟六部书办，都有往来，外省官员汇到票号的银子，用到什么地方，那有不晓得的道理？你说，云南汇来的银子，是怎么支出去的？” “回老爷的话，实在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刚毅大怒，使劲拍着桌子说：“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齐声答应。 其中一个右手套着皮掌，踏上前来，对准王敬臣的脸就抽，左右开弓，手法极其熟练。王敬臣“哗哗”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两个牙齿，满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说“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处分，但其中当然也有出入。王敬臣为人吝啬，从吃上官司，一个小钱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经出口，还使劲抽了他一巴掌，将门牙都打掉了。 这一下识得厉害，王敬臣比较老实了，说听潘英章谈过，云南汇来的银子，是办报销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后，曾经有两封给周瑞清的信，是由他铺子里的伙计送去的。 “信上说些什么？” “回老爷的话，信是封口的。” 刚毅自己也发觉了，这话问得多余，便又喝道：“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省得费事。” “小的不敢隐瞒，就是这些话。” 看样子，也就是如此了。刚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问户部跟工部的书办。 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样老实，熬刑不招。刚毅自觉刑部司官，须格外讲法，不便动用大刑，只好改换方式，请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问。 旁敲侧击，一层一层慢慢往里逼，总算从户部书办褚世亨口中套出几句话，云南报销案是云南司一张一卢两书办拟的稿，派办处一陈一沈两书办经手复核以后，才送上司官，转呈堂官画的稿。 所获虽不多，无论如何是抓着了线索。刚毅当面向堂官细陈经过，决定采取稳健而不放松的宗旨，即刻行文户部，将张、卢、陈、沈四书办“严密查传，迅予咨复。” 复文很快地就到了，说这四个书办都传不到，已经奏请捉拿。 “这太不成话了！”潘祖荫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户部，请他们看管书办，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这算怎么回事？” “回大人的话，”刚毅答道：“这明明是有意纵放，正见得畏罪情虚。大可严参。” “参是要参的，案子还是要办，只是线索中断，如之奈何？” “不要紧，还有周瑞清一条线索。” 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决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只因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绪元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道，“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道由昆明进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处置净尽，一家十三口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道至今未归，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现在九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紧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口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道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锋中听得出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官，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荫指派赵舒翘接手，主办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树汶的案子，因为涂宗瀛调职，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听信任恺的话，力主维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哗，言官纷纷上奏指摘，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而梅启照居然又跟当年杨乃武一案中的胡瑞澜一样，站在巡抚这一面。所以赵舒翘建议堂官，由刑部提审，估计全案人犯解到，总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闲的工夫，正好接办本案。 阅过全卷以后，他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核云南报销案中，那一项可以报销，那一项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云南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咸丰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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