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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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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象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 ※ ※ ※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开年以来,精神一直不好,过分劳累和忧急,加上饮食失调,伤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盗汗,但不能不强打精神,力疾从公。 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念给她听的。兹事体大,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无法作任何决定,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将“东佛爷”请到长春宫,慈禧太后为她解释,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这个罪名,便是“斩监候”,没有宽减的可能。 “崇厚当然糊涂该死。不过既说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问道:“不是说,条约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数?那就不是“已行”。你说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声音僵直,竟是一个钉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会有眼前这么大的麻烦!‘斩监候’还是便宜他的,且莫说雍正、乾隆年间,只怕先帝在日,他都逃不掉‘斩立决’的罪。” 慈安太后默然。过了一会便站起身来,说一声:“传轿!” 连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问,就回自己宫里去了。 象这样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极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刹那间事,一转眼看到厚厚的一叠奏折,不由得便把这两三个月来,操劳国事所感到的种种焦急、气愤、忧愁、深夜不寐、彷徨无计的苦楚,都想了起来,觉得自己就算言语失检,慈安太后也应该体谅,何苦如此认真?她不体谅有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例该受委屈? 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胸膈之间象有个痞块往来冲突,五中焦躁,怎么样也咽不下那口怨气。 “哼!”她冷笑着,“居然给脸子我看!” 听语气不象自言自语,李莲英便需答话,他趴下来磕一个头:“奴才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什么话?”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说:“你可别也来气我!” “不怪主子生气,奴才也不服。不过,话说回来,谁也没法儿替主子分劳分忧,国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万不念,只念着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莲英又磕一个头:“奴才嘴笨,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虽说不出来,慈禧太后却懂他的意思,毕竟还有个人了解自己的甘苦!这样想着,心里好过了些,对李莲英当然也格外另眼相看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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