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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四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龢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　※　※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龢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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