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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


  孙衣言和袁保庆是早就到了,在花厅里陪着郑敦谨闲谈,谈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与感叹,国势太弱,难御外侮之际,督署派来当差的武巡捕来报,说张文祥已经解到,请钦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张文祥带了上来,郑敦谨看他一脸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问话极其谨慎,而张文祥其滑无比,遇到紧要关头,总是闪避不答。那两名司员因为已经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一句来一句去,问是问得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

  于是袁保庆开口了,他是问起一通奇异的文件。在马新贻被刺以前几天,督署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盖着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个衙门所发?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张画,画的一匹死马,文案上赶紧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却已不知去向。这张意示警告的画,究竟是谁弄的玄虚?袁保庆要问的就是这一点。

  照袁保庆想,如果张文祥真的为了私仇,处心积虑,非置马新贻于死地而后快,则行踪愈隐密愈好,岂能事先寄这么一张画,让马新贻好加意防备?这是情理极不通之处。

  而且,反过来看,果真马新贻有过那种不义的行为,则此画的涵意,在他是“哑子吃扁食,肚里有数”,也会特加防范,何致漫不经心,自取其祸?

  “王书办!”袁保庆说:“把那张画取来!”

  王书办是上元县的刑房书办,张文祥一案的卷牍证据,都归他保管,知道他指的是那张“死马”的画,当即取来呈堂。

  “张文祥!”袁保庆把那张画提示犯人:“这张画你以前见过没有?”

  他问得很诡谲,因为这张画以前没有提出来问过,是最近钦差到了江宁,有人突然想起,这张画来路可疑,特为检了出来归案。袁保庆疑心张文祥根本不知其事,但如说了缘由,他必定一口承认,真相就难明了。所以故意这样套他一句,如果张文祥不知就里,一口回答“不曾见过”,则送画的自另有人,追出这个人来,就可以知道指使的是谁。

  然而他失望了,张文祥看了看答道:“见过的。”

  “你在那里见过?”

  “是我送给老马的。”

  “咄!”有个司官拍案叱斥:“岂有此理!你对马制台,怎么能用这样无礼的称呼?”

  张文祥把双三角眼翻了翻,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问你,这张画是你亲自送到总督衙门的吗?”袁保庆又问。

  “是我自己送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不想想,这一下有了防备,你还能有侥幸一逞的机会?”

  “明人不做暗事!先给他个信,教他小心!”张文祥答非所问地,但仿佛强词夺理,很难驳诘。

  袁保庆也感觉到了,张文祥实在难对付!凡是犯人,或者想脱罪,或者想避重就轻,企求着堂上笔下超生,决不敢胡扯惹问官生气。而张文祥不同,本性既凶狡,又根本没有打算活命,若说他有些微畏惧之心,无非怕吃眼前亏,可是堂上定了决不用刑的宗旨,那就连这一丝忌惮都没有了!因此信口雌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拿他毫无办法。

  好在目的是要追指使的人,袁保庆便不理他那套大言不惭的话,仍旧在那幅画上追根。

  “那么,这张画,是你自己画的?”

  “这也没有了不起,反正一匹‘死马’!”

  “哼!”袁保庆冷笑一声:又喊:“王书办!”

  “喳!”王书办趋前听命。

  “拿纸笔给他,开去手铐,叫他照样画一张!”

  王书办依言照办,把那张画铺在张文祥面前,再取一副笔砚,一张白纸,一一摆好,然后指挥差役开去手铐,把枝笔递到张文祥手里。

  就在提笔要画的那一刻,他忽然将笔一丢,摇摇头说:“我画它不象!”

  袁保庆一听这话,立即拍案喝道:“说!这张画是谁画的?”

  突如其来地这一声,大家都吓一跳,张文祥仿佛也是一惊,愣了一下,立即恢复正常,很随便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这一说,是个什么人交给你的。是不是?”

  旁敲侧击地套了半天,终于把意向说明白了,袁保庆是在套问指使的人。张文祥却是仿佛早就看出他的用意,不慌不忙地答道:“也没有什么人交给我。”

  “那么,这张画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袁保庆连连击桌:“说,说!”

  张文祥丝毫不为所动,“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说,“是我在地上捡到的,想起正好寄给他,当个口信,便这么做了!”

  这样回答,迹近戏侮,袁保庆大怒,“好刁恶的东西,真正十恶不赦!”急怒之下,不暇考虑地下令:“看大刑!”

  大刑就是夹棍,看看三根木梃,几条绳子,却不知多少好汉过不了这一关。郑敦谨也是不主张对张文祥用刑的,此时便想开口阻止,却让一名司官用眼色阻止住了。郑敦谨也明白,一说阻拦的话,便是当众纠正了袁保庆,逢他盛怒之际,说不定拂袖而起,甚至即时出言顶撞,岂非大失体统?好在那司官既有眼色递过来,自然必有打消他这个命令的办法,且等着看!

  上元县的差役无不明白,张文祥决不会上刑,簇新的刑具是钦差审问,照例定制,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此时看见钦差不作声,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顾,于是响亮地应一声:“喳!”身子却站在那里不动。

  袁保庆越发恼怒,刚要出言责备,只听一名司官——是向郑敦谨使眼色的那个人,拉开嗓子喊道:“来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们又是响亮地答应。

  “问得太久了,”那人赶紧转脸向郑敦谨说,“请大人暂且退堂休息吧!”

  郑敦谨出了翰林院就当刑部主事,这些问案的“过门”,无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庆和孙衣言看了看说:“两位老兄请花厅坐吧,这里让他们去料理。”

  经过这一番周折,袁保庆怒气稍平,方始领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圆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张文祥也决不会“拉下去打”。

  等他们回到花厅,两名司官接着也到了,擦脸喝茶抽水烟,乱过一阵,在等候开饭的那段休息的时间内,少不得又要谈到案情。

  “郑大人!”这回是孙衣言先说话,“今日一审,洞若观火。张文祥虽奸狡无比,但别有所恃者在,倘无所倚恃,就不致于如此顽恶!”

  “喔,倒要请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孙衣言说,“郑大人两绾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请教郑大人,如何才能教张文祥吐实?”

  “说起来我是三进刑部,不止两绾秋曹。”郑敦谨说:“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纪大了,只怕记不周全,三十年前刚分部的时候,背得极熟。教犯人吐实,自然也有办法,无奈不能用!”

  “想来郑大人是指的刑讯之制。”孙衣言特为抢在他前面说:“凡命案重案,男子许用夹棍,女子许用拶指,这是律有明文的。”

  “不错,律有明文。”郑敦谨答道,“然而仍旧不能用。这个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经亲见,刑用得轻了,熬刑不供,无济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毙的情事出现,那时我担处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岂非更对不起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庆帮着争辩,“夹棍既为律之所许,自然应当用,用过了无济于事,事后就无遗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郑敦谨摇着头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诬服,随意供出几个人来,说是幕后指使,请问,又将为之何?”

  “自然依法传讯。”

  “传讯不承,难道又用刑求?”

  “未曾传讯,安知其不承?”

  两个人针锋相对,展开激辩,一场舌战无结果而散,反倒耽误了这天的审问。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说有一营新兵,因为长官苛虐,有哗变之虞,袁保庆不能不亲自去料理,剩下孙衣言一个人参加会审,自更不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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