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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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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 【二八】 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藩起床听人念道：“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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