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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这是一笔把与倭仁同被召见的大臣,都参在里面。但方鼎锐写是写了,建议等明日内阁会议以后再决定用不用?如果倭仁的态度改变,不为已甚,这个折子也就算了。

  醇王同意了他的办法,因此这一天仅仅上了救恭王的折子。慈禧太后要跟慈安太后商量这件事,有恭王的女儿大格格在身边,说话不便,便借故把她遣了开去。

  “唉!”慈安太后微喟着,“这孩子懂事,知道她‘阿玛’惹了麻烦。这两天,她那双眼睛里的神气,叫人看着心疼。”

  “我倒看不出来。”慈禧太后很平静地说,“你的话不错,这孩子最懂事,什么叫公,什么叫私,分得清清楚楚,从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她‘阿玛’的事。”

  慈安太后默然。从罢黜恭王以来,她的情绪一直不大好,老怕这件事闹得不能收场。说起来总是一家人,只有在养心殿召见,才有君臣之分,养心殿以外叙家人之礼,如果太决裂了,见面不免尴尬。现在听慈禧太后的口风依然甚紧,心里不以为然,但不知如何劝她?就只好不作声了。

  “老七上了一个折子。”慈禧太后告诉她说,“还有王拯的折子,御史孙翼谋的折子,都替老六讲话,他的势力可真不小。”

  语气中大有讥刺之意,慈安太后心里很不舒服,“我看不必太顶真了。”她皱着眉说。

  “这会儿不顶真也不行了。”慈禧太后答道:“既然叫大家公议,只有等他们议了上来再说。把这三个折子也发了下去,一并交议,你看呢?”

  “嗯!这么办最好。”

  “姐姐!”慈禧太后忽然脸色很凝重了,“其实我也不愿意这么办!大家和和气气的倒不好,何苦绷着脸说话?这就是俗语说的:‘做此官,行此礼。’谁叫咱们坐在那个位子上呢?现在不好好儿办一办,将来皇帝亲政,眼看他受欺侮,那时候想帮他说话也帮不上了。与其将来后悔,倒不如现在多操一点儿的心好。”

  这是深谋远虑的打算,想想也有道理。慈安太后在心里盘算了好一会,认为她一个人总不能独断独行,万一处置过分,临时阻拦也还来得及,所以微微颔首,并无别话。

  等把三个折子发了下去,值班的军机章京知道关系重大,先录了“折底”,然后把原件咨送内阁。这三个“折底”送到文祥那里,他连夜奔走了一番。同样地,倭仁也作了准备。彼此都知道对方有部署,却打听不出真相,那就只好在内阁会议中,各显神通了。

  第二天恰逢会试第三场进场,那些翰林、御史都要为自己的或者同乡亲友的子弟去送考,所以内阁会议改在午后。等人到齐,公推倭仁主持。他未曾开口,先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来,扬一扬说:“今天的会议,承接初七一会而来。那天的会议,众议纷纭,漫无边际,所以我特意先拟了一个复奏的稿子,在座各位,如果以为可用,那就定议了。”说着,便要念他的奏稿。

  “慢来,慢来!”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站起来说:“请教中堂,今天上头又有三个折子交议,总要先议过了,再谈复奏的稿子。”

  “我看,那三个折子,可以置而不议。”

  倭仁的声音很大,但是毫无反应,一堂默然,这比有反应,还要有力量。倭仁气馁了,把他的那个奏稿,慢慢地折了起来。

  这时才有人说话,是文祥:“我看先把醇王、王少鹤、孙鹏九的那三个折子,念来给大家听听吧。”

  于是先念醇王的折子。次念王少鹤——王拯的折子,他是广西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多年,官已升到通政使,成为“大九卿”之一。按常例来说,只要勤慎当差,很可能步焦祐瀛、曹毓瑛的后尘,“飞上枝头作凤凰”,由军机章京一跃而为军机大臣,但以体弱多病,又沾上极深的嗜好,懒得不想动,所以不为恭王所喜。他又参过薛焕,因而得了贬官出军机的处分。蔡寿祺第一个奏折中,有意拉上他,引以为援,王拯的书生味道极重,反认为这一来非以德报怨,仗义为恭王执言不可。他抽足了鸦片,常多奇想,在这个折子中便保举倭仁和曾国藩“可胜议政之任”,大家听了,都笑笑不响。

  再下来念孙鹏九——孙翼谋的那个奏折,语气粘滞不畅,但也有好文章,就是恭王曾念给醇王听的那一段。在内廷当差,比较熟悉宫闱情形的,都觉得女主当朝,确已有前明阉人窃政的模样,所以对孙翼谋这个防微杜渐的远见,都在暗暗点头。

  “现在请各抒伟见吧!”文祥等念完三个奏折,这样安详地说。

  于是议论纷起。舒怪的是发言的人,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就是过去红过,现在已在“局外”的那些冷衙闲曹,有趣的是有一种正面的意见,立刻便有一种反面的驳斥,然后又有正面的回护,反面的责难,一来一往,象拉锯似的,好久没有定论。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肃亲王华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请大家听听。”

  这个奏稿的措词,首先就从侧面为恭王开脱,说他“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盈廷所共见”,这虽未公然指陈国事非恭王不可,但论其本心无他,则蔡寿祺所指的四款罪名,便轻轻地卸掉了。然后,支持醇王的意见,诚如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恭亲王自当益加敛抑,仰副裁成”,接着说王拯、孙翼谋的奏折,“虽各抒己见,其以恭亲王为尚可录用之人,似无异议”,这一笔的渲染,见得复用恭王,为廷臣的公议。但是如何录用,“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

  用意周密,措词宛转,而且简洁异常,全文不足三百字。而“实非臣下所敢妄拟”这句话,又实在是请求两宫太后,复用恭王领军机。因为唯有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宰辅之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任命,才非臣下所敢妄拟,王拯的保倭仁和曾国藩可当“议政大臣之任”,为大家所窃笑的原因,正就在此。

  肃王念完,那些刚才不曾发言的人,才纷纷响应。这一下,倭仁完全失败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满意。而这“四削之稿”与肃王的稿子,内容已无区别。

  于是摆开两张长桌子,分列两个奏折,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领衔的那个奏折,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余人列名于肃王的那个折子。不愿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学士殷兆镛、御史王维珍、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等,都另有话说,别具奏折。

  这许多奏折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他们联名的一个,身为言官,谏劝的措词,不妨率直,所以说得比较透彻,以为“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廊庙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这几句话,鞭辟入里,也是四方的公论。慈禧太后颇生警惕,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了。否则,有理变成无理,民心清议,归于恭王那一面,于自己的威信“实有关系”。

  于是,她在与慈安太后商议以后,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当面把所有的奏折发了下来,同时反复解释,说这一次对恭王的责备,用意是在保全,期望恭王经此一番鞭策,收敛改过,上头的苦心,廷臣应该体谅。如果说真有猜嫌之心,何必把惇王的折子交议,尽可留中不发。

  “现在大家都说,恭王虽然咎由自取,到底也还可以用,这跟我们姊妹的想法一样。”慈禧太后说到这里,略停一停,才用很清楚的声音宣示:“恭王仍旧在内廷行走,仍旧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三枢臣屏息听着,以为慈禧太后还有后命,但她未再作声。事情就是这样了!于是文祥才应声:“是。”

  “写旨来看吧!”

  曹毓瑛早就准备了一篇典矞堂皇的大文章,颂两宫之圣,赞恭王之功,那是假设恭王蒙“加恩赏还一切差使”,雷轰电掣,九天风雨之后,大地清明,日丽风和的境界。此刻完全用不上了。

  趁文祥和李棠阶另行回奏其他政务的片刻,他退出养心殿。本想自己动笔,另外拟个旨稿,但意兴阑珊,思路窘涩,只好去找借南书房待命的军机章京执笔。

  南书房密迩养心殿,文学侍从之臣,集中于此,向来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这一天特别热闹,在内廷当差的都借故来探听恭王的消息,一见曹毓瑛出现,都要听他说些什么。而他什么也不肯说,只向军机章京方鼎锐招招手,把他喊到一边,密密述旨,然后自己写了一通短简,封固严密,派人专送到恭王府。

  到了日中,明发上谕已送内阁,这一下消息很快地传布了开去。同情恭王的人,自然大失所望,而外人也觉得诧异,不想恭王复用的结果是如此!而“内廷行走”,实在又算不上是一个差使,真正的差使只是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已。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皇恩浩荡,照例该到恭王府去道贺。恭王心情恶劣,几乎一概挡驾,依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在鉴园见着他。

  这极少数的人,包括了他的一兄一弟。惇王这天显得很象个做哥哥的样子,安慰他说:“老六!你别难过,一步一步来。军机上少不了你,过些日子上头就知道了。”

  “我难过什么?”恭王故作豁达,“总算还教我管洋务。未到‘不才明主弃’那个地步。”

  醇王则是对倭仁深表不满,尤其因为倭仁在内阁会议中,居然倡言醇王的奏折,可以不议,觉得形同藐视,有伤自尊。便告诉曹毓瑛,说方鼎锐替他拟了一个参劾倭仁未将朱谕明白宣示的奏稿,决意递了上去。

  文祥一向周密而持重,眼前他又代替恭王成了军机的领袖,责任特重,更需力求稳定,所以对于那些爱耍大爷脾气的王公,有些喜欢鼓动风潮的言官,多方疏导,希望把局面冷下来。同时他也跟恭王作了好几次面对面的促膝密谈,在整个政潮中,他虽是局中人之一,却能站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为恭王指出,有些人的目标是在曾国藩,幸而不曾牵连,无碍军务,为不幸中的大幸。

  其次,薛焕、刘蓉一案还未了,倭仁另有一折请旨,所谓“行贿夤缘”一节应否查办?慈禧太后已面谕军机,命薛焕、刘蓉明白回奏。颇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如果处理不善,引出意外风波,会兴大狱,那就大糟而特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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