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太皇太后曹氏忽然患病，神宗连忙召医官诊治，并亲自入侍，衣不解带的匝旬之久，终未见愈。未几，遂即升遐有司援刘太后故事，拟定尊谥，为“慈圣光献”四字。神宗孝思纯笃，服侍太皇太后，曲意承欢始终无间。太皇太后待神宗亦极慈爱，闻退朝略晚，即亲至屏展间，守候盼望，有时或持膳饷帝。因此上慈下孝，中外同钦。 　　故例外家男子，不得入谒。太皇太后之弟曹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常白太皇太后，请使入见。太皇太后道：“我朝宗法，何敢有违！且我弟得跻贵显，已属逾分。国家政事，不可令其干涉，亦不准令其入宫。”神宗敬谨受命而出。至太皇太后抱恙，复由神宗申请，乃得引佾入见。谈未数语，神宗先起退出，意欲使佾可以略述言情。谁知太皇太后已对佾说道：“此非汝久留之处，应随帝同出。”这两句言语，不但使曹佾伸舌，连神宗也为竦然。太皇太后既崩，神宗哀慕逾恒，几至毁瘠。一慈一孝，可以并传千古了。元丰三年，神宗拟改定官制饬中书置局修定。至元丰五年，方才制定，改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郎，尚书左右丞。此时吴充已殁，遂以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侍，郎章年惊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 　　当初定仪，原是仿照唐之六典，事无大小，皆由中书取旨，门下审复，尚书承行，三省分班，奏事并归中书。定议之后，将要施行。蔡确明知王珪糊涂可欺，便对他说道：“你做了多年首相，还怕中书令不属你么？”王珪也深以为然。蔡确又去密奏神宗，说是三省长官位分既高，不必另外置令，只要派左右仆射，分兼两省侍郎，就可以了。神宗便照他的主张，分派下来，他自己虽是次相，大权却在他的掌握之中。王珪虽是首相，却没有权柄，只得拱手听他号令，直至此时，方才知道上了蔡确的当，悔已无及！ 　　那蒲宗孟原是个外官，并无学识，为了力行新法，善于迎合意旨，现在居然执政。这天神宗临朝，谈起人才难得的话来，蒲宗孟不待说毕，便越班奏道：“人才哪里没有？可惜都为司马光邪说教坏了。”神宗闻言，很为诧异，对他面上望了半晌，方才说道：“你不以司马光为然么？现在不用说别的事，单就辞枢密使一事而言，朕在位这些年数，只见他一个人，要是换了别的人，赶也赶不掉的。”宗孟听了，又羞又惧，几乎无地自容。不久御史参宗孟荒淫酒色，盖造房屋，僭逾制度，免职而去。那司马光虽然没有在朝，却成就了千秋事业。是什么事业呢？原来英宗在位的时候，即命司马光设局编纂《资治通鉴》，上自周威烈王起，下及五代止。共分三百五十四卷，现在已经告成，进呈御览，神宗极为称许，升授资政殿学士，便存了令他入内执政之意。哪知，次年正月，神宗忽然病重，群臣共请神宗早立太子，又请太后高氏暂同听政。神宗遂下诏，立延安郡王珪为皇太子，赐名煦。太子年才十岁，太后垂帘，一同听政，暗中叫内侍梁惟简，在家中做了一件三尺长的小黄袍带进宫来，恐仓猝之间，手忙脚乱，来不及预备。果然到了三月内，神宗便晏了驾，年三十有八。总计神宗在位，改元二次，共十八年。 　　太子煦即皇帝位，尊皇太后高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为皇太后，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是为哲宗皇帝。追尊大行皇帝庙号曰神宗。葬永裕陵，晋封叔颢为扬王，頵为荆王；弟佶为遂宁郡王，佖为大宁郡王，俣为咸宁郡王，似为普宁郡王。尚书左仆射王珪是岐国公；潞国公文彦博为司徒；王安石为司空，余官一律加秩，并赐致仕各官，带服银帛有差。太皇太后训政，首先传旨，遣散修京城役夫，止造军器，及禁庭工技，叛中外无苛敛，宽民间保甲马，人民大悦！这几道诏旨下来，都从禁中发出，王珪等并未预闻，及中旨已经传出，方才得知。过不了几天，又下一道诏书道： 　　先皇帝临御十有八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爱元元之意。 　　这诏书一下，都中御士大夫已知太皇太后之意，欲改繁为简，易苛从宽了。蔡确深恐与己地位不保，要设法迎合太皇太后，因为高遵裕是太皇太后叔父，为了西征失律，待罪家居，便面请太皇太后，开复遵裕原宫。太皇太后听了，不觉凄然道：“灵武一役，先帝中夜得报，环榻周行，彻旦不寐，因此惊悸，遂致大故，追原祸始实自遵裕一人。先帝骨肉未寒，我岂敢专徇私恩，不顾公义么？”蔡确碰了个钉子，吓得汗流浃背的退了出来，才知道太皇太后不是好惹的。太皇太后又诏罢京城逻卒，及免行录，废浚河司，蠲免逋赋，驿召司马光、吕公著入朝。 　　司马光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莫不尊敬，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即妇人女子，也都知大名神宗升遐。原要入临，因避嫌猜，不敢径行。适程在洛，劝他入京，司马光遂启程东进，方近都门，守门卫士都欢呼道：“司马相公来了！”当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居民住户，尽皆出外观看，沿街塞巷，都聚满了人。司马光坐在马上，为百姓拦住，不能速行，只得按辔徐进。那些百姓，都乱喊道：“司马相公这回来京，请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千万不可回洛了。”司马光见百姓们一唱一和，反觉疑惧起来，暗想：“我原怕招人忌妒，所以不敢前来，如今人民这样情形，岂不更令忌者有所借口。万一他们进起谗言来，说我买嘱百姓，意图入相，如何是好？”当下向几个年老百姓安慰了一番，径向先帝灵前哭临过了，即从间道归去。太皇太后闻得司马相公入都，正要询问要政，谁知待久不至，即令内侍梁惟简，驰骑追问。司马光请大开言路，诏榜朝堂。惟简复命，蔡确等已知其事，先创六议入奏：大旨说是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重机，或迎合旧令，上则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有一相犯，立罚无赦。太皇太后见了此议，又令人持往司马光观看。司马光愤然道：“这不是求言，乃是拒谏。为人臣的，只好杜口不言；一经启齿，就要犯这六件事情了。”遂具疏列论，太皇太后即改诏颁行。果然不多几时，应诏陈言的，竟有一千多人。 　　太皇太后又下诏，令司马光知陈州，并起程颢为宗正寺寺丞。程颢受诏，正要起身，忽然患病而亡。程颢与弟程颐，受学周门，以道自乐，平时极有涵养功夫，不动声色，既卒，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莫不哀悼。文彦博采取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 　　司马光受了诏命，往陈州赴任，经过阙下，正值王珪病殁，辅臣以次递升，适空一缺，太皇太后即留司马光在朝辅政，命为门下侍郎，即日到政事堂办事。天下人民莫不欢欣鼓舞，都说这一来好了，司马相公入朝，王安石新法的困苦，可以除去了。蔡确等听了，便用个大的题目来压制道：“司马光难道不读书么？圣人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现在新君即位，还没有改元，就可以改变先帝的成法么？”司马光不觉笑道：“说这话的，才是真没有读过书的。试问当初圣人说这两句话，可是指天子说的么？天子以宗社为重，能够保守宗社，亿万年不坠，方可莫孝。先帝所行的政治合宜，虽传之百世，也应遵守。若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创的新法，害国病民，应当从速改变，如救焚拯溺一般，才是道理。况且太皇太后以母改子，并不是以子改父，有什么不可以呢？”众人无可辩驳，只得默然。 　　太皇太后又召吕公著为侍，读公著自扬州进京擢为尚书左丞，京东转运使吴居厚，继鲜于侁后任，大兴盐狱，暴敛横征，民不堪命，为言官所劾，贬谪黄州，仍用鲜于侁为转运使。司马光对同列道：“子骏甚贤，不应复令居外，但朝廷欲救京东弊困，非子骏不可，他实是一路福星，安得如子骏者一百人散布天下呢？”子骏乃鲜于侁表字，侁到任之后，即奏罢菜芜利国两冶，及海盐依河北通商，人民大悦！有口皆碑。从此，司马光、吕公著同心辅政，革除新法，罢保甲，罢保马，罢方田，罢市易，贬前市易提举吕嘉问三秩，知淮阳军。吕党皆连坐贬谪，且谪州恕出知随州。 　　次年改为元祐元年，右司谏王觌，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左司谏苏辙，卸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皆连章参劾蔡确、章惇、韩缜、张璪朋邪害正。章至数十上，乃免蔡确相位，出知陈州。擢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李常为户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司马光已经得疾，因青苗免役诸法，尚未尽除，西夏议亦未决，不觉诏道：“诸害未除，死不瞑目。”遂致书于吕公著道：“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以国事付公。”公著为白于上。太皇太后降诏，免光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司马光辞不敢当，且道：“不见天子，如何视事。”乃改诏，令光子康，扶掖入对。这事情传至辽邦，辽主即嘱咐守边兵将道：“中国相司马光，你们遇事须要格外小心，切不可生出事来。”这就可以想见当日的声望了。次年，青苗免役诸法，一概罢免。司马光又想起文彦博来，便入奏道：“文彦博，宿德元老，年虽衰迈，精神矍铄，仍可起用。”太皇太后便有用他为相之意，有人说：“彦博年老，宰相事繁，惟惟恐照顾不到。”因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一月两至经筵，班在宰相之上。吕惠卿见正人满朝，自知无容足之地，乞求闲散。苏轼、王觌又连章参劾，乃发往建州安置。一时之间，将所有小人，驱逐殆尽，一切政事，尽复旧观。惟罢免役法时，司马光请复差役法。会苏轼已入为中书舍人，独请行熙宁初给田募役法，且条陈五利。监察御史王岩叟，说是五利难信，且有十弊。群臣又各是其是，议论纷纭。苏轼本与司马光交好，便去见他道：“公欲改免役为差役，轼恐两害相均，未见一利。”光道：“请言害处。”轼答道：“免役的害处，是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从上聚，下必患钱荒，这害已经验过了。差役的害处，是百姓常受役于官，无暇农事，贪吏猾胥，随时徵比，因缘为奸，岂非异法同病么？”司马光道：“依君高见，应当如何办法？”苏轼道：“法有相内，事乃易成，事能渐进，民乃不惊。三代之时，兵农合一。秦始皇乃分作两途；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农出粟养兵，兵出力卫农，天下称便，虽圣人复起，不能变易。今免役法，颇与此相类，公欲罢去免役，仍复差役，正如罢长征，复民兵，恐民情反多痛苦了。”司马光终不以为是，苏轼退出。 　　次日，司马光至政事堂议政，苏轼又入言此事。司马光不觉怒情于色。苏轼从容说道：“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再三劝阻。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常闻公自述前情，今日反不许轼尽言么？”司马光起谢道：“容待妥商。”范纯仁也向光说道：“差役一事，不应速行，否则反恐病民，愿公虚心受言，所有谋议，不必尽自己出；若事必专断，邪人曲士，反得乘间迎合了。”光有难色。范纯仁道：“这是使人不能尽言了。纯仁若徒知媚公，不顾大局，何不少年之时，迎合王安石，早图富贵呢？”光乃令役人悉用现数为额，衙门用坊场河渡钱，均用雇募。 　　先是司马光决改差役法，以五日为限，僚属都嫌期限太促。独知开封府蔡京，如约面复。司马光大喜道：“使人尽奉法如君，天下尚有何事不可办？”待蔡京退后，光遂信为可行，所以坚持到底。其实蔡京是个大奸巨猾，专事迎合意旨，初见蔡确得势，就附蔡确。后见司马光入相，就附司马光。这种反复小人，最能贻误国事。司马光是个忠厚长者，哪里知道他暗中的机巧呢？ 　　此时王安石宦居金陵，听得朝廷改革新法，毫不介意，及闻罢免役法，不禁失声道：“竟一变至此么？”停了良久，又道：“此法终不可罢，君实辈也太胡闹。”未几病殁。太皇太后因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都称他为王荆公，因安石于元丰五年，曾封荆国公，所以沿称至今。 　　司马光、吕公著又共荐程颢之弟程颐，有旨召为秘书郎。及入对，改授崇政殿说书，且命修定学制，于是诏举经明行修之士，立十科举士之法。哪十科呢？ 　　一、行义纯固，可作师表。二、节掺方正，可备献纳。三、智勇过人，可备将相。四、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学问赅博，可备顾问。七、文章曲丽，可备著述。八、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练习法令，能断清谳。 　　这十科条例，皆由司马光拟定，请旨颁行。 　　司马光因言听计从，愈加激发忠忱，事无大小，必亲自裁决，竟因政体过劳，日益清瘦，同僚以诸葛亮食少事烦为劝。光慨然道：“死生由命，一息尚存，怎敢稍懈！”因此老病愈甚，不能起床，弥留时，尚呓语不绝，细听所言，皆是国事。及卒，年六十八，遗折递入，太皇太后失声痛哭！哲宗也悲伤不已！赠太师，封温国公。设奠之日，两宫车驾，亲来赐祭。京师百姓，要祭司马相公，为之罢市；连挑葱卖菜的，都到灵前来哭两声，磕个头；还有些没钱的人，情愿脱下衣服，典质了买陌纸钱来焚化。灵柩回陕州夏县时，有诏予谥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而行。沿路送的人，不知其数。还有些执着香跪拜号哭的，真是如丧考妣一般。到了安葬以后，都中和四方人民，尚画像祭祀，饮食必祝，可见他的德泽及民至远且深了。后人有诗咏他道： 　　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著手即清平； 　　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 　　司马光殁后，吕公著为首相，一切用人，仍依司马光之意。进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士。 　　苏轼自奉召入都，不过十个月，三迁清要，寻兼侍读，每入值经筵，必反复讲解，期沃君心一夕，值宿禁中，有旨召见便殿。太皇太后与他谈了几句政务，便问道：“卿前年为何官？”轼对道：“常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又道：“今为何官？”轼道：“待罪翰林学士。”太皇太后道：“为何忽升此缺？”轼答道：“皆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隆恩。”太皇太后道：“并不为此。”苏轼又道：“莫非有大臣论荐么？”太皇太后又复摇首。苏轼惊愕道：“臣虽无状，不敢由他途希进。”太皇太后道：“这乃是皇帝遗意，皇帝每读卿文，必称为奇才！奇才！不过未及用卿，即便升遐了。”苏轼听罢，不禁感激涕零，哭至失声。太皇太后亦为泣下。哲宗见他们对哭，也忍不住呜咽起来。那些左右内侍，也不禁下泪，反觉得宫廷岑寂，良夜凄清。太皇太后见此情景，觉得不雅，遂停泪道：“这不是临朝时候，卿可不必拘礼，且在旁坐下，我当询问一切。” 　　未知所问何事？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