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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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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泽说，既然到乡下来那么就到乡下体验一下农家乐的生活。 她说好，于是上车。 是自行车，一人一辆，骑上去，十分惬意。 很快就不惬意，由并行改成一前一后，再稍后是推着车走路。 农村的路就是田埂，田埂就是路，高天泽能行走自如，而夏茜没有这项技术，只好都下车推车。 农村还洋溢在节日的气氛中，这里流行“吃了月半粑，各自种庄稼”的做法，所以元宵节之前都叫过节……随便走进一家，无论认识不认识，只要你双手抱拳说一声“拜年”，那么就必须吃饭走路。好在这个“吃饭”多属于礼节性的，或是一碗面条，或是三个鸡蛋，或是一碗汤，或是一碗米泡茶，不然就要把你的肚子胀破。 尽管这样，夏茜还是受不了，到了正餐时完全不敢下筷，但是又不能不吃，不吃主人会有意见，只得一样菜尝一点。高天泽比她更难受，他有喝酒任务。农村喝酒的杯也是喝茶的杯，一杯有二两，再大的酒量也不敌五杯。好在农村的酒大多都是自己酿造的，酒精浓度一般在三十度左右，并且没有后劲。夏茜怕他醉，提醒他适可而止。他装着没有听见，与农民喝酒不能推杯，只能来者不拒。好在不是人人都有资格与他干杯。他被安排在上席，与主人、长者、族老在一桌，多数人酒量不大，并且没有能力干杯的人是绝对不要求对方干杯的。 其他桌过来敬酒的人即使有酒量也不敢干杯，因为一桌八个人就得干八杯，又不能厚此薄彼，所以大多数人选择“意思”一下。加之农村有边喝边聊天的习惯，特别是老年人爱聊天，一顿酒下地不得两三个小时打不住……这么长的时间喝斤把酒不算多，高天泽能背住。 喝完酒已是深夜，没有人有睡意，继续聊天。不过换了一个地方，在祖堂屋。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祖堂屋，上厅供奉祖先的牌位，中厅生起柴火，小孩在下厅戏闹。聊天的人绕着柴火围成一圈，天南地北地神聊。高天泽成了主角，不时有人问这问那，全都是农民关心的话题。在外打工的青年见多识广，说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加重农民负担……高天泽不觉得他们的话难听，此次之行含有调研的成分。 高天泽满载而归，而夏茜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因为还有一个致富项目要上，正在无计可施时却发现商机，眼前出现一棵千年银杏，这说明张庙这个地方适宜栽种银杏。银杏全身都是宝，杏果可治痰咳、哮喘、遗精、小便频繁等，杏叶可治气喘、胸闷心痛、高血压等，何不利用该乡荒山、空地大面积种植银杏，将银杏叶加工成银杏茶……她道出这个思路，得到了高天泽的赞同。 夏茜走后张庙乡开始热闹起来，不是上了大项目，而是省地县三级调查组进驻张庙。 没有人通知高天泽，调查结果也没有向乡党委、乡政府通报。 周日光来张庙看望调查组同志，见到高天泽点了一下头，便不再理他。 高天泽知趣地回避。 调查组有一半人高天泽认识，组长是省农委主任，与董作为是好朋友，与高天泽也不陌生。地区农委调查组成员与高天泽都是熟人，现在都不认识了……他们有事都找蔡乡长，把他这个书记撇到一边。 高天泽感到很孤立，他问自己错在哪里？检讨过后问心无愧。 调查组走后来了两位神秘客人，从北京而来。 “神秘客人”颠倒程序，不与省地县打招呼，却在最后一天与高天泽见了一面。到此他才知道，这次神秘和上次的神秘是为了一件事——他的一封信。 他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农民因种地不能赚钱而抛荒、农村税费严重令农民不堪重负、乡镇干部与农民严重对立等情况。信的内容他曾口头与县里、地区个别领导交换过意见，但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高天泽这才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信，其目的是想通过上级的干预，唤醒个别干部麻木不仁的意识，从而改变农村、农业、农民现状，解决三农问题。 没有想到该信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 中央领导将来信复印件批转给省委书记邓中康，请省委着力、着实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 邓中康对中央下达的批示不敢马虎，通知江山仁省长，分管农业副书记、副省长、省委农委、省政府农委，涉农单位主要领导开会，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会上形成三条意见：一、成立省地县三级调查组赴同心县张庙乡调查，调查范围扩展到同心县；二、将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向中央领导反馈；三、全省就“三农”问题召开一次现场会。 会后邓中康接见省委赴同心县的调查组成员，希望他们与南集地委、同心县委密切配合，把情况搞准，把数字摸实，完成领导交给的答卷。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让秘书拿出高天泽的信，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好几遍。每看一遍心情就沉重一次，中国80%的人搞农业，现在粮价低，农民收入在减少，负担又重，农民不愿种地，基层干部与农民关系紧张，不能不引起他的担忧。 中央领导决定让秘书会同新华社记者去一趟张庙，不通过任何人，直接到农户家中，进一步摸清情况。 省地县三级调查组在张庙乡调查的同时，北京来人也在张庙乡。不同的是，北京来人在农村农户家中调查，吃住自己掏钱，不惊动任何一级党委、政府，不增加农民一点麻烦。 两个调查报告几乎是同时出来。 三级调查组的报告经邓中康批示后，以省委名义传真到总理办公室。这份报告最大的特点就是数字多，都是统计年报上的数字，是法定数字。从数字上看，张庙乡乃至同心县没有农民负担问题，一切都是按照国务院政策办事。 中央领导将这份报告放置一边。 三天后中央领导的秘书及新华社记者回到北京。他俩调查的结果与高天泽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领导认真地听完他俩的汇报，无不忧虑地说，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都是由农民起义引起。农民稳不住，“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就带动不起来，国家的稳定也会出现大麻烦。 “我最担心的就是农民问题。”中央领导对新华社记者说。 领导在他俩的报告上签字：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中央领导的签字报告再次转到邓中康手中。邓中康看完后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晃过神后，他打电话叫来农委主任，即调查组组长：“你自己看看。” 邓中康的脸黑得像包公。 邓中康拍着桌子大吼：“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 农委主任灰溜溜地离开。 邓中康和江山仁立即召集分管农业副书记、副省长、纪委、组织部、涉农单位主要负责人在省委办公厅集合，简单地讲了几句后便亲率这班人马坐着省委大巴开赴张庙。 林汉水、周日光等地县领导在张庙乡政府迎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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