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9期
冷眼看批判
作者：夏青春
王朔批金庸，这是几年前的旧事。至今想来，也没什么可说，只是觉得好笑。王朔先生批金庸是“四大俗”之一，大言其作品如何低劣，如何庸俗，批得一无是处，仿佛好坏都由他老先生一言而决，至于中国几亿金迷的意见，那是理也不理。诚然，王朔先生是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这倒可以理解。然而在评判过程中，王先生显然搞混了一个概念，那便是将“通俗小说”之“俗”同“庸俗”混为一谈，殊不知大众的也是大雅的。真正的文化始终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至于那些丢在象牙塔里的学问，束之高阁，再过高深，又有何用?金庸小说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实实在在讲了一些道理，这里面的读者既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又包括工人、农民。即使不雅，也谈不上俗。王先生如此诋毁大众文化，莫非是想指着我们鼻子说：“你们这群庸俗的人类。”显然，这里面大有问题，我们凡夫俗子是搞不清楚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王朔先生一边批判金庸的《射雕》如何如何庸俗，一边又大声叫卖自己的力作《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令人迷惑了，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成了大俗；而王先生的“流氓主义”反而成了大雅，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其间深意，颇耐人寻味。
2005年秋季，更有一场批判闹得轰轰烈烈，那便是“红学界反诘刘心武”。原因是刘心武先生出了几部揭秘《红楼梦》的书，大违一些人的观点，这些人耐不住寂寞，自然要出来指点指点了。其中批得最凶的，便要数蔡义江先生同胡文彬先生了。本来研究红学，反诘是可以的，但不要反讽，反刺，更不要反动。蔡先生批判时亮出了一个身份：“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令人不解，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同讨论《红楼梦》有何关系?学术上的研究向来讲求自由平等，兼容百家，讨论《红楼梦》，也应该平等待人。如果要搞特权，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另一位胡文彬先生，批判得就更加出格了。胡先生的观点是：“《红楼梦》的研究历来只是少数专家学者们的事，如果所有人都来研究，都要出书，那还有什么价值?”言外之意是《红楼梦》只有他们才能研究，别人都不行。这样的观点，我不敢苟同。《红楼梦》是曹雪芹留给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为什么到了胡先生那里，我们就不可以研究了？诚然，我们学识还不够广博，阅历还不够深远，研究起来是有些困难，但刘心武先生在学术界是有一定声望的，难道也不能宣传一下自己的观点么?胡先生斩钉截铁地宣布他不能，并将刘先生的研究轻蔑地称为“猜谜”。这样不尊重人的批判，实在不能归为学术范围内的讨论。我想，胡先生是经过十年浩劫的人，那时，《红楼梦》是遭禁的，胡先生的日子应该不好过。没想到几十年后，胡先生竟然也学会了文革期间造反派的口吻，而且还批判得像模像样，仿佛大有道理一般，只可惜时代不同。这种批判还会再有市场么?
蔡、胡两位先生同属于红学会，研究《红楼梦》继承的是胡适先生“小心求证”的路子。这令我不解，向来只听说过历史可以通过考古来求证，地理可以通过勘探来求证。至于《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不是自传，本身便是虚构的，两位先生居然也能求证，而且还为这本书求证了一辈子，实在令人敬佩。
谈到这里，大家应该认清这些批判的本来面目了吧!学术上我们欢迎批判，但要求批判要健康，要有建设性。如果别有用心，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令人欣慰的是，金庸小说入选语文读本，再一次证明其不俗；而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系列，出书后又销得比较好。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不妨来研究一下。
主题点评
说到“批判”一词，80后出生的青少年已很少有人会想到曾经风行全国、殃及全民的“文革”十年“大批判”狂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已永远成为令国人痛楚的历史伤痕。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个别人依恋那种“批判”情结，喜欢用那种“大批判”眼光看待现实的文化现象乃至新生事物。
本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客观事物，人的主观认识往往是有局限性的，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也不敢说自己对某一事物的判断绝对和永远无误。因此，对不同的文化理论和学术观点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才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历史上凡是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都是文化繁荣的鼎盛时期。可见，在文化学术上出于良好愿望的不同观点、风格流派之间互相商榷、研讨性的批评或批判，不仅无伤大雅、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一切偏执着个人好恶、恩怨因而有失客观公正的所谓“批判”都是不健康的，对文化的发展也是没有好处的。
本文小作者从剖析现实文化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入手，阐发了自己对一些不正当批评现象的主观看法。主题见解独到，具有一定思想深度。
微瑕指正
从严格意义讲，“大众的文化”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健康”的文化，也应辩证分析。
写作建议
本文的成功，进一步说明作文素材就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是你不善于发现。关于本文涉及的人物、事例，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可是有几人能对这些人和事发表出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呢?
选材点评
这是一篇针对当今一些不正常的文化现象阐发自己不同观点的议论性文章。为了表现主题，作者在选材上重点选取了“王朔批金庸”和“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两个典型事例。通过对事例的具体剖析和深入解读，让读者在拂去各种表象的迷雾之后认清了“庐山真面目”，看到了事物的本质，从而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布局点评
本文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论证——归纳结论的线索组织材料、布局谋篇的。层次清晰，中心明确。
开头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文化界出现的“不可理喻”的文化批评现象。提出问题，开启下文。
中间部分，列举“王朔批金庸”和“红学界反诘刘心武”等具体事例，在具体剖析中指出了个别人的不正常批评现象的错误所在，表明自己所持的态度——“我们需要大众的文化”。
结尾部分，总结全文，重申论点，主张文化批评的开展要符合“健康”和“建设性”的原则。
语言点评
本文的语言准确、犀利，富于思辩色彩。文中运用了反面事例与正面分析、对比分析相结合等论证方法，充分彰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文中指出王朔把“通俗”与“庸俗”混为一谈，接着，以金庸拥有不同阶层（其中包括教授、学者）的广大读者证实其“不俗”，同时指出王朔的经典语言《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是真正的“俗”。在分析“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事件中，文章揭露了个别人在学术论争上“搞特权”和走极端的错误态度，甚至不惜借重“文革期间造反派的口吻”诋毁对方的做法。从不同角度批评了对方，论证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