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将人往死里整与不忏悔

作者：刘吉同

　　纪录片《歌者》的主人公张启秀。是原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一位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歌都是由她演唱的。“文革”中，她被人打成“阶级敌人”、“五类分子”，独自被武装押送到南涧彝族自治县小瓦折村劳动改造。我在云南边疆待了十多年，对这样的小山村实在太熟悉了。民风纯朴，但生活方式极其落后，有时候甚至人畜同屋，人住上层，畜(牛、猪)住下层。把一个大“歌星”放在这里，其艰难和屈辱可想而知。为了生存，张启秀与另一个“反革命”结婚了。当她第一次分娩时，丈夫被派到山中修水库去了，身边没有任何人照顾。生下一对双胞胎后双双夭折。更惨的是，她的一个孩子的遗体被房东家的狗从山上叼回来后在门口撕着吃，她昏死了过去。后来，她又有了孩子，为了下地劳动，不得已将孩子与家中的羊羔圈在一起生活。6年的流放结束后，原来一个年轻漂亮、光彩照人的女明星，却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浮肿、虚弱”，已找不到当年的风采了。进城后歌舞团不让工作，只能靠乞讨过日子(《报刊文摘》2005年12月2日)。如果张启秀的悲惨遭遇写成一部书，我想书名就可以叫：《“钢铁”是怎样变成“废渣”的?》
　　那些人为什么要将张启秀往死里整呢?我琢磨，除了“文革”给整人者提供了一个天然环境外，其一，与其言行让人抓住了“把柄”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纪录片导演去采访张启秀时，其时她仍如惊弓之鸟，三缄其口，“当年就是因为比较激进，结果成了反党反人民”。何谓“激进”?无非就是说真话、老实话而已。而这恰恰成了“证据确凿”的“反革命言行”。其二，与其艺术成就突出有关。“文革”是将人心中的“魔鬼”大释放的时期，而国人心中的最大“魔鬼”之一，就是妒嫉。唐末时，草头王朱全忠身边有个叫李振的，“屡举进士，竟不中第”。一次他押解三十多名科举出身的官员至滑州白马驿。他对朱全忠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朱“笑而从之”。可见这两个王八蛋心中的妒火有多大。同理，你张启秀不是歌唱得好吗?那你就到那个小寨子里对着山喊吧。只有将才华横溢者折腾得生不如死，人不如鬼，那些小人才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其三，与其漂亮有关。张启秀不但歌唱得好，而且“长得又是公认的漂亮”，这就麻烦了。“文革”中，有不少类似于电影《芙蓉镇》里那个常盼“运动”的造反者，一肚子男盗女娼。与“西施”困觉要远比与“吴妈”有“意义”，强暴了武则天那才叫英雄呢。反过来，我占有不了你张启秀，那你也别指望有好日子过。你愈漂亮，我让你愈惨。
　　如此整人，然而，当《歌者》采访时，有些当事人却逃得远远的，有的一句“不要问我，与我没关系”便把电话挂了。“真正愿意反思的人不多，尤其是伤害过他人的人，一切都往政策上推”。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忏悔呢?我想，大概与国人没有受过严格的宗教洗礼和熏陶有关，故一向缺乏忏悔意识。其次，更与不忏悔照样不影响其前程有关，我何必自曝丑闻让世人臭骂影响自己升官发财呢?故而张志新，还有林昭、李九莲等等，她们在狱中受尽了惨无人道的凌辱，被随意毒打，蹂躏……然而，如今有几个狱卒、刽子手出来忏悔了?“四人帮”固然可恶，是总后台，但那些大大小小的董超，薛霸式的打手和鹰犬，其罪恶和血腥是绝不能由“四人帮”来代替的。
　　不忏悔也是中国的大环境。臭名昭著的夹边沟事件，饿死数千名被冠以右派的知识精英。吴芝甫和路宪文主政下的河南信阳，饿死了数百万老实善良的农民，至今他们向死者和其亲属道歉了吗?我个人是没有印象。吴芝甫之流官还不是照当。有这样的大环境支持，把张启秀往死里整的那些人不忏悔也就“理所当然”了。
　　张启秀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那里，她还在泣诉吧? （选自《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