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8期

美国的语文书

作者:孙 郁




  中学的语文应读点什么,在过去不是什么问题,但今天争议很大。华夏文明几千年,教育的根底却是让人“信”,所谓道德普及者正是。美国的语文书也有这一共同点,比如爱国主义、人道情怀等等。不过还有几点不同,就是不都让人去“信”,而是让人生“疑”。先前曾听张中行先生说,大意是,英国的课本上讲拿破仑是被英人打败的,德国书本则云是德国打败的。有人问罗素,让我们的孩子相信谁呢?罗素回答:让英国的孩子读德国的读本,德国的学生看英国教材。什么时候大家不再轻易相信什么,教育就有成效了。这个故事不知是否准确,却讲了一个道理,教育乃让人学会怀疑,通晓独立思考之径。我看美国的语文读本,就有一点这个意思,选什么和不选什么,编选者之深意存焉。
  我生在不幸的时期,中小学读不到什么,惟一可看的语文书,则多是实用的八股,几乎空空如也,留不下什么痕迹。“文革”结束后,有了读书机会,然而基本的常识知之甚少,何谈学问的取得呢?这个苦涩的经验,给我的教训是,少时读到好书,可影响一生;劣书则使人苍白,不过骗人的泡影罢了。
  据说民族素质,除与传统有关外,教育理念也是重要的一环。中国近年译洋人的书多矣,只是第一次看到美国的语文,至于日本的,西欧的,却未见引进什么版本。如果对照起来,是别有意味的。让人“信”的教育和让人“疑”的教育是不同的。苏联的那本《联共(布)党史》,在我青年时期是必读的参考书,大家没有谁去怀疑的。后来读了大量文献,尤其一些解密的档案,才知道先前受到了不真实文本的引导,原来历史还是另一个样子。用欺骗的手段去驯化别人,且还让人真诚地信,培养的只能是大观园里的奴才。一点点地遮掩着,一点点地膜拜着,于是便在幻影里自得于奴性之乐。清代的史书,就善于删改、篡改,儒生知道的只是些皮毛。文人不能写真实的历史。刘师培曾云,“清儒治学用以保身”,确是世间的哀凉。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后,真而深的声音才真正出现了。五四前后人才辈出,环境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美国语文》选用了亨利·大卫·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这是一篇名作,列入中学教程,无疑是有冲击力的文字。有意思的是,文章背后的思考题很带挑战性。
  三道题是:
  1.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
  2.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权力而免受惩罚?
  3.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
  这样的设问,在我看来都是中国的成年人才有的,不料洋人的教育中早已种下了这粒种子。胡适留美的时候,感叹过中西教育的不同。他执教北大后,终身倡导的就是梭罗式的思想。后来提倡“好政府主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在域外是常识的东西,到了中土则成了惟有学人才关注的内容。不妨说,“五四”以来的学人,一般都在为“常识”而奋斗,无暇顾及形而上学的存在。茅盾、巴金等人除了创作外,致力于自然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理论,皈依的还是域外的某些理念。在他们眼里,教育界与文坛,是思想的荒漠,孩子受到的教育那么可怜。办法么,也还是译介洋人的书籍,引来别样的色泽。青年们在单色调的世界里,收获的也只能是单色调的果实。
  前几年学界就中学语文应如何编写,有过不小的争论。看双方的争执,知道彼此的落脚点不同,价值观是有差异的。那一场争论也导入了误区,好像都要确立精神上的核心,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我的看法却是,如果可能,不妨多编几套语文,甲坚持甲的立场,乙恪守乙的良知,彼此共存,让学校和孩子们去选择。据说日本的教材有多种版本,中国也不妨百花齐放,不必大一统,使独异的存在失去空间。优胜劣汰,乃自然规律。竞争的结果,便是个性化的文本留存了下来,孩子们庶几不再为单色调的阅读发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