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6期
母亲是儿子的鞋垫
作者：刘学刚
母亲把做鞋垫叫“割鞋垫”。割，其实是做鞋垫的最后一道工序，好比割小麦收玉米一样。乡村很看重最关键的一步。
母亲先把平日节余的碎布片找出来，平铺在桌子上，然后在上面均匀地抹上面糊，再铺好一层布片，如此三次，布片就厚厚的，像一面挡风的墙。冬日的阳光看似不紧不慢地晃着，厚布片却越来越硬实坚挺了。鞋垫样子，母亲早早画好了的。我的脚在废弃的报纸一踩，母亲拿笔环绕着我的脚划拉一圈，就是最合脚的鞋垫样子。按照鞋垫样子，母亲的剪刀，在厚布片上弯弯曲曲地走上两圈，就像大蒜褪去外皮，留下就是物质的核心了。把一双鞋垫的雏形对折，重合，中间夹上四层麻袋片子，用洁白的布片包裹了，再笔直地走上一条白线。两只鞋垫，就像菜园里的萝卜和白菜，隔着一些篱笆，通过来来回回的风，倾吐着心事。
鞋垫上的图案，是母亲带着我的圆珠笔，托一个婶子画的，是盛开的桃花或者牡丹。红的，紫的，绿的，蓝的，无数根彩色的棉线在鞋垫上穿梭，这似乎意味着，脚下的路五彩缤纷。用菜刀从鞋垫对折的中间，均匀地小心地切开，两只鞋垫便灿烂在阳光下了。割好的鞋垫，大红大紫，朴素饱满，是乡村堆砌出的节日的颜色。鞋垫对折着，塞了麻布片，也就留了足够的空隙，使得线头像茂盛的草，柔软，细腻。这是任何一种布料都难以企及的品质。
母亲给我割一双鞋垫，一般要用一个月的工夫。每年都是这样。我把去年的抽出来，塞进新的鞋垫，就一脚踩在地上了。
鞋垫很轻，没有负担。18岁的时候，我曾经陷溺的天地开始向外界打开了。我竖着衣领，像一只误入城市森林的黑乌鸦，把鞋子交给了异乡陌生的街道。我可能提着简单的行李，或者腋下夹了一本诗集，但我不可能拎着一双鞋垫。现在想来，这些年，我一直拎着的行李只有两件：我的梦和母亲的鞋垫。
是的，我以前是个诗人。我把鞋子写作船，停泊或者航行。我把双腿夸张成了桅杆，蔑视着地平线。我记得我没有写过鞋垫的。在脚底下，被油亮的皮鞋裹着，它不动声色，仿佛一直睡着，睡在乡村静谧而缓慢的时光里。
鞋垫不是诗，它是脚踏实地的生活。
冬天的夜晚，乡村校园像一只笔，浸在墨水瓶里。一种恬静的睡姿。我喜欢在夜晚的漆黑里，让自己亮着。炉火也亮着。木炭燃烧时爆裂的声响，像车灯滑出去的一道亮亮的光。铁丝在手的牵引下，蛇一样缠在了烟囱管的周围，两个端头各探出一截身子，便可以挂上我洗净的鞋垫了。第二天一早来到办公室，手一触到烘干的鞋垫，我直直觉得，那就是春日的草地吧：绵软，舒适，适合做梦或者奔跑。
很多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冬天的风景是单调而枯燥的。母亲的鞋垫，与春暖花开的季节构成了一种颜色上的呼应。常常，一双踩在脚下不见天日，一双花朵一样绽放在窗台上的阳光里。好比我的两张面孔，一张面对自己，一张笑对别人。其实，鞋垫就是鞋垫，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母亲不是精于女红的那种，她之所以中年以后去努力掌握割鞋垫这一繁复的工艺，完全跟我的脚有关。
以前，寒冷总能从我的脚上打开缺口，然后顺着脚心直往上走，我的身体便晾在异乡的冷漠里。脚上满是裂口，像锉刀，一截坚硬粗砺的岁月。最难捱的是春天。柳树发芽以后，我的双脚也有一种蚯蚓一样的东西，在脚底游动。奇痒无比，心烦意乱。赤着脚，施施然走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缓和着一时之痒。小时候，老家屋后的柳树墩，天气预报似的，都会在雨前丛生着一些新鲜的蘑菇。有时，傻傻地想，柳树墩就是我多年以后的表情吗？
显然，母亲用一种棉质的关怀和绵密的体贴，在塑造着我的形状。我是一棵树，直根须根都浸润在柔软的水里。
走了这么些年，我一直走在母亲的鞋垫上。
（选自《岁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