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1期
拷问牺牲
作者：星 星
我对烈士这个身份的敬意略略起了一些疑虑，是60年代在部队当兵以后。
我刚到部队，部队就出了一起事故，死了一个新兵。事情也简单，小兵到县城去玩耍，遇上部队后勤部去县城拉白菜。小兵想搭车回队，帮车装了白菜，坐在白菜垛子上。汽车翻了，小兵摔死了。出了人命总是大事，部队一帮首长就商量怎么解决。依照部队条例，军人因公死亡，可报呈烈士，因私只能视为病故。但这个新兵的家人闹得很厉害，如果后事处理不好，他们大有拼个你死我活之势。于是一帮首长们网开一面，嗨，人都死了，报个烈士吧。首长们给自己找的下台阶的理由是：人家帮忙装白菜，也是工作嘛。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知道了，烈士原来也是可以“照顾”的。这种掺了水分的烈士，我当然就少了许多敬意。
这几年看历史，慢慢地，发现历史的夹缝里，这种令人同情，令人叹息的烈士还是很多的。
近日看一部写牺盟会的电视片，屏幕上，一个老战士在讲述，1939年阎锡山发动12月事变，我党要把一支独立武装拉出去，突围到晋西，前方遇到阻击。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拼得很顽强。打到天亮，指挥部队的首长觉得不对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哪里有这么强硬。一联系，对方是接应他们突围的八路军129师。老战士说到这个地方，泣不成声，捂住了满脸的眼泪。我想，他一方面是为遇到接应喜极而泣，另一方面也为牺牲的战友而难过。毕竟他们没有死于与日本和顽军的拼杀，他们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战场的残酷也表现在，误伤不可避免。这场战斗双方的牺牲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烈士，但面对误伤，我们总有一种复杂难言的感情。
如果说误伤不可避免，那么由于指挥员战略决策的失误呢?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残暴误杀呢?张国焘另立中央，连累四方面军几万红军三过草地，后又在西北荒原被打散。西路军战士被枪杀、被活埋，女战士被割去乳房，集体轮奸——其中的惨状，数十年后，叫人依然不忍诉说。就是这一批红军战士，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拨乱反正，李先念同志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调查甄别，他们才享受到烈士待遇。他们有什么责任?他们是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做这样的烈士，他们的冤魂至今怕不得安寝。
一个老作家曾经给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解放战争期间，他所在的部队在广西剿匪征粮。有一天晚上，上级特派的几个审干的领导碰头一嘀咕，说某某是托派，拉出去毙了。当天晚上找到铺位拉出去就枪毙了。第二天黎明部队出操，却看到某某还在队列里迈腿甩臂一二一走正步走齐步。怎么回事?原来前天晚上他临时调换了床位，不睡原来的地方了。我不知道这个幸存者是不是接着被拉出去枪毙，但前一天晚上肯定枪毙错了。按理，那个屈死鬼也应该是个烈士。这样的烈士，听起来让人心头多么沉重。
贰
我接受的建国以后第一个烈士宣传，是少年英雄刘文学。说烈士，他当时也就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死在1959年，烈士的英雄事迹是：在那个到处是“阶级斗争”的年代，有一个地主分子偷摘集体地里的蔬菜，刘文学上前英勇搏斗，被杀害。
刘文学曾经是我们那一代青少年的光辉榜样。现在回头重新思考，我的疑虑就怎么也解不开了。首先，幸运的，是这个偷窃蔬菜的人是个地主，如果是个贫农、下中农呢?刘文学的牺牲还有价值吗?总不能宣传他“和贫下中农英勇搏斗”吧。再从常情常理说，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饿死多少人!人们为了活命，在“人民公社”的大田里偷吃青玉米和蔬菜充饥，是常常碰到的事。这件事怎么说都像个偷盗案、刑事案，怎么就附着了那么浓烈的政治色彩，制造出一个全国传诵的少年烈士呢?刘文学如果选择宽容，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去了。他选择了“斗争哲学”。自上而下的宣传竟然浸染了一个孩子的头脑，他天真地认为，这就是在阶级斗争第一线和阶级敌人殊死搏斗，以至贡献出幼小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唉，一个少不知事的孩子，成了阶级斗争宣传教育的牺牲品。
和刘文学相类似的，还有少年英雄池越忠、赖宁。前者是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后者是为了扑救山火。池越忠跃入水中之时，他不会游泳。赖宁冲向山火时，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都是受到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政治理想的感召而奋不顾身的。他们的死可歌可泣。但是，把这样的重大责任放在一个孩子肩上，我们无论如何都于心不忍。
我们那种无条件的讴歌牺牲，尤其是讴歌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牺牲终于告一段落了。就在最近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地不提倡什么青少年见义勇为、勇斗歹徒了。刘文学老人如果活到今天，定然会涌出一把辛酸泪。
“文革”中宣传的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是金训华。一场山洪暴发，冲垮了生产队的房子。金训华看到急流中有根木头，他说，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集体财产受损失。同学们阻挡不住，他奋不顾身跳进激流，一刹那就被卷走，光荣牺牲。他豁出命来，就是为了捞出那根木头。现在人们会说，值不值呀?真不值。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这样义无反顾走向死亡。我们除了感到悲壮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悲哀。那个年月，人们犯了什么邪，怎么拿自己的生命那么不当回事。
还有一个知青，住房失火，本来他已经逃离，想起屋里墙上贴的毛主席像还没有取出来，他第二次冲进火海，结果被烧死在大火里。单位本来是想大张旗鼓宣传一下，多么典型的热爱领袖呀。但是最终，这个报道没有搞成。看来，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疯狂到把画像当成领袖的肉身，把领袖的符号当成领袖本人的程度。
“文革”时期，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个全军模范，他就是模范饲养员叶洪海。他以全心全意为革命养好猪驰名全国。养猪要防治猪病，叶洪海为了攻克猪瘟，到处寻找偏方验方。
叶洪海听说有一种野草能治猪瘟，只是毒劲儿大，当地人叫它“沾牙死”。为了掌握这草药的毒性，叶洪海决定自己采来尝一尝。他的豪言壮语是“宁可沾牙死，也要尝一尝。”他果然尝了，也果然中了毒。我们几个写报道的都觉得这个事例很生动，很有分量。写来写去，这个事例最终没有见报。有关领导看着我们的稿件表情暧昧，现在我终于理解了这种暧昧。在叶洪海之前出过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英模，不管他们的作为如何不近情理，他的出发点总还是为了“人”，你叶洪海在这里冒险甚至冒着生死风险，却是为了“猪”。人，总不能全心全意为猪服务吧。把人命看得比猪命还贱，人在自觉自愿地为猪做牺牲，这大约是那个时代荒唐的牺牲精神登峰造极的表现。
叁
面对人道主义的阳光，我拷问烈士，我是否太残酷了?无论如何，他们还都是一群好人，他们的失误是在特定时期那个强烈的政治聚光灯下，做了某些或者矫情或者迷狂的表演，但责任不在他们。
我宁愿说，那是我们民族患着一场严重的精神流行病，那么大范围的疫情，谁能保证自己不受感染呢？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为此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也够委屈了。我翻检历史，不得不惊动他们的安寝，我心下很是不安。面对这些历史的标本，我时常只有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历史的进步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只是这代价太无辜了。打扰了，长眠于九泉的烈士们。但愿以往的发热发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