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1期
文化祭
作者：刘 玥
文明耗散在时光的罅隙里。现代是你的劫难，因为古老始终是句覆灭的谶语。是谁心伤地微笑，又是谁清泪沾衣?
日本学校有个节日叫文化祭，相当于中国学校的艺术节。但这里的文化祭不是艺术节，仅仅是它字面的意义。
治学
相传辽使曾以“三光日月星”一联来欺大宋无人能对，不想苏轼以“四诗风雅颂”妙对，一时传为美谈。
请允许我从四诗讲起。众所周知，始皇焚书坑儒后，包括《诗》在内的大量典籍难逃一劫。所幸民间的有识之士依靠诵记使《诗》得以代代相传。现存的《诗经》版本是毛诗。毛诗最早由孔子传给子夏，子夏传给曾参，曾参传给了李克，然后孟仲子，然后根牟子，然后荀子，然后毛亨，毛亨传给了毛苌，毛苌献给了河间王刘德，从此与韩诗、齐诗、鲁诗并称四诗。后来韩诗、齐诗、鲁诗亡佚，只有毛诗得以流传后世。可以说，倘若断了毛诗传诵过程中的任意一环，《诗经》这部奠基性的著作就可能被历史的尘埃永远地淹没了。正是数代人的虔诚与执著，数百年的隐忍和寂寞，才使古老文明的余烬得以避过险巇和洪波，即使是在社会不靖的时期也能薪尽火传而不至于失落，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多少次，也无论有多少个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文明的血脉都将始终突突地搏动，文明的参天大木都将在被一百次砍斫后第一百零一次地萌蘖，亿万斯年。
读背诵记曾经是历代书生学习的最重要的法门，它甚至还挽救了我们现今的许多传世檄文。直到近现代，将某部经典倒背如流的学士依然大有人在。比如鲁迅能背《红楼梦》；而钱钟书读书更是过目不忘，能将读过的任一本书脱口而出。然而到了排版印刷都高度发达的今天，背书似乎成了大可不必的举动。随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就连读书也不过是颇为难得的卖弄风雅的消遣。人海汹汹，所有人都忙着在市廛红尘中踉跄地趱路，逐臭争利不亦乐乎。负手行吟、物我两忘的境界永远成为无可企及的境界。隐士煮鹤焚琴，在秋凉的薄暮对着夕阳颤悸，一脸落寞。
空虚烦躁的年代，所有人都不甘寂寞。本当是文化圣地的书店里，充斥着藉文化牟利的市侩们的谵语。封面上流泻着不知所以的颠狂冶艳的色流，衬页是韩国进口的柔韧的纸张，页眉页脚涂抹着日本风格的漫画，还有形状古怪的开本，发飙的文字，以及其中夹着的半通不通的拉丁字母。古希腊文化的主干是竞技，罗马文化的主干是战争，而中国文化的主干是文学。力与美的象征失落后，现代文化的主流竟沦落为商业的附庸。文学关注的是人的心灵，而商业只关心消费。当商业价值决定文学价值的时候，试问谁来救赎世人的灵魂?
“大隐隐于世”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当今的社会怕早就容不下隐士。谁不是已撄世网久矣呢，只是醉汉不知自醉尔。既然学问都可以用人民币换来换去，那么只要装帧精美，无论什么书要天价又有什么不可以的?钱先生感叹连魔鬼也成了“近代物质和机械文明的牺牲品”。其实做了陪葬的又何止魔鬼呢!
是无数的历史寂寞，铸就了强悍的历史承传。如果这个世纪再没有人甘于寂寞，那么让谁的铁肩来承受历史的重载，让谁的双手来传递文明，又让谁，让谁的眼瞳来守望这一天的星汉灿烂?
教育
孔子的教育哲学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因材施教。现代的教育当然也是“因材施教”，只不过这个材不是“人材”的“材”，而是“教材”的“材”。教材(抑或考试)是教学的核心，教材要求的——你不会也得会，教材不要求的——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孔子的教学首先注重的是德行，其次言语，再次政事，最末文学。而现代的教育差不多把这个顺序完全颠倒了过来。德育决定于智育，整个评分机制对你德行的评价取决于你的文化课成绩——除非你上的是职业技术学校。
我很喜欢威尔·杜兰的一句话：“教育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然则越是鸿儒高士就越该谦和内敛才对。可是“文人相轻”仿佛是历史的选择，教授学者们都极尽舞文弄墨之能事来抬高自己的学说，将他人的观点一概视若敝屣，当然也不屑洗耳一听，还美其名曰“百家争鸣”。由此可见现行的教育完全是个助人增长自信的过程啊!
走在大街上常能看到身着风衣脚踩旱冰鞋蓄着一头长发的男生对身边的女友唾沫横飞侃侃而谈，大讲特讲美利坚的好莱坞，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法兰西的香榭丽舍，阿根廷的探戈，新西兰的蹦极，最后下结论说，中国的文化最郁闷了，简直就像地下室里发霉的垃圾。
一句话就把这个星球上最恢宏也最古老的华夏文明贬得一文不值。他不知道，他所崇拜的西方世界在我们伟大的母亲面前只不过是个小孩子，资本主义的整个文化于她都只不过是小儿科；他的空空的脑壳对母亲的理解仅仅是几阙佶屈聱牙的艳词和几个病态纤巧的故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能够断言他读透了这部吐纳千年的文明史。而一个识见褊狭的放荡少年一句话就将她全盘否定了，凭的仅仅是无知。
依然想把这种现象归结到教育上来。并非指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实在太狭隘了。教育的真谛是给平民大众以人文关怀，让每个文明的继承者感知文化的热度。社会是传播文明的外在坐标，人心是接受文化的内在的点。教育不应囿于课本和课堂，而应向整个世界延伸。这不仅仅是个文化知识普及的过程，同时也是个文化素养锻造的过程。举一个最简单也最实际的例子：文化遗产本当是人民共同分享的财富，却常以经济门槛拒人于千里之外。仅以故宫与卢浮宫比较而言，故宫门票票价60元，占北京市职工最低收入的11％(2004年)；卢浮宫即使是涨价后的票价也只是8.5欧元，仅占法国最低收入者的千分之七(2004年)。8.5欧元虽然折合成人民币不算少，但就法国人的收入水平来说却是九牛一毛。因此一个北京的市民进入故宫，比一个巴黎的市民走进卢浮宫参观的门槛要高很多。卢浮宫每年的经营、维修费用达5.6亿欧元，每年门票却收入仅为8000万欧元。另外，卢浮宫对18岁以下青少年免费开放，26岁以下青年每月第一个周五晚免费，青年人还可以享受15欧元的卢浮宫年卡，随时出入，极好地履行了卢浮宫的社会责任，实现了其作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定位。为什么国内的名胜古迹不能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为要务，尽可能地压一压票价，为更多人创造受教育和受熏陶的机会呢?
祭祖
中国曾经是一个祖先崇拜的国度。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如今的国人除了自称是“炎黄子孙”外，再也没有表现出对祖先更多的虔敬之心。
封建时代的祖先崇拜，究其目的，无非是为限制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可以搬出“愧对列祖列宗”之类来吓唬世人。于是大家最终看透了祖先是桎梏，是枷锁，要打破它。打破祖先崇拜，于大的方面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一度新思潮破土，中国迎来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到了后来，这种打倒一切的勇气愈演愈烈，到了顶峰，那就是文革。文革的起因与祖先崇拜本无太多联系，只是期间几乎我们所有的祖先都被打倒在地。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海瑞。最惨的是孔子，活着的时候就颠沛流离，死了好容易被奉为圣人；哪知他的子孙后代反复无常，大约崇拜了几千年心有不甘吧，嚷嚷要打倒孔家店，把孔子踩在脚底。之后虽得平反，余威却也荡然无存了。
重奉孔子为圣人，并将之供于庙中对其礼敬有加的反而是台湾。台湾政府甚至还一度在孔庙里大搞成年礼。诚然，尊孔复古对台湾政府来说只不过是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但我们应该看到祖先崇拜的积极意义。参拜历代先贤有助于加深大众对中国古老文化的认识理解。要传承文明，首先要景仰这种文明。没有祖先崇拜，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文化更是无从谈起。祭祀祖先本是中国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诗之六艺中的“颂”指的就是祭祀时的颂歌。古代为祭祀服务的官吏、祭祀用的祭坛更是不可胜数。然而如今，连扫墓都不再时兴了。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物质财富和文化遗产、给了我们生命和世界、甚至为我们铺平了前进道路的祖先们，他们的后代一面为他们自豪，一面把他们一脚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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