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5年第8期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倒影
作者：徐百舸
正式以现代人物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此三人，均为捐躯抗日疆场的将领。
经历过抗战的人知道他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一届届中学生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没有出现这三个原本重要的名字，直到1986年和1992年。
1982年版教科书中，对卢沟桥事变后的战事描述相当简略：“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而在1986年版中，“1937年7月下旬日军全面进攻平津，中国军队顽强抵抗，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以身殉国。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1986年版中，张自忠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出现：“1940年5月，日军以重兵进攻枣阳宜城地区，国民政府军队进行狙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向日军侧后出击，威胁敌人后路。后来，他们被万余日军包围，大部分战士伤亡，张自忠也为国壮烈牺牲。”
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九年义务教育新学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写道：“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为了纪念他们，人们在北平将两条马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以外的著作中得知：1937年7月28日黎明，日军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对北平四周的29军阵地发动总攻，并集结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守军两千余人及投军抗日的爱国学生一千余人浴血奋战，二人均负伤，坚持战场指挥。下午，在奉命向大红门一带转移时，佟麟阁头部再负重伤，英勇殉国。赵登禹率余部继续向黄亭子附近转战时，胸部连中五弹，当场牺牲。上将张自忠则是中国抗战中牺牲在前线的军阶最高的将领。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人签发了烈士证书，作为“国民党将领”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其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正是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沿用的原因。
34年后，张自忠和佟麟阁进入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又6年，赵登禹进入。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育部新制定的“历史课程标准”所编写的2001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讲授抗日战争的一课名为“血肉筑长城”，其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以“中国军队”的线索统摄全文，不再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的表述方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副总编辑兼历史组组长苏寿桐老先生感叹，编历史教材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我这几十年是天天在河边走路啊。有时候晚上突然接到上面的电话，让明天去开会。‘文革’前有一次，突然说是印度抗议我们教材里的地图，把历史上人家的地方划进中国了。总理很生气。于是有人通知我，我连夜搞清楚情况，才知道问题不是出在我们这里。”
今年82岁的苏寿桐1953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历史编辑室副主任。他调入之后，听社里“传达”过一些情况。解放初，毛泽东曾问：“编教科书有没有专门的机构?”回答是“有，具体由‘人教社’抓”。毛又问社里有多少人，回答是“二三十人”。毛于是说：“那怎么够呢?二三百人都不多，一定要从大中小学优秀的老师中调人!”
“班子组起来了，关键是按什么思想编书。当时几乎天天讨论啊。肯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到历史，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学术界有争论，我们都研究过，还登门拜访过郑天挺这样的老先生。还好，你讲透了，这些人其实不反对唯物史观。第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能只讲汉族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共产党编的历史，一定要是多民族的。第三，朝代要不要?我们认为还是要的，这毕竟是中国历史的特征。第四，农民起义的问题。毛主席说只有农民的这种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我们以同情的观点来写农民起义，这和旧课本是不同的。第五，近代的划分问题。我们认为1840年是近代史的开端。”
这些讨论的产物是1956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共四册。其中第三册由苏寿桐独立编写。“当时由于对曾国藩、李鸿章否定，所以他们办洋务也是错的。我一直的观点是曾、李在办洋务上并没有错，所以就把洋务运动写得比较中性。”
1978年、1982年、2001年版本的教科书中，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在逐渐上升。但“基调”似乎变化不大，“客观上”仍旧是一顶摘不掉的“政治帽子”。在苏寿桐之后担任人教社副总编并主持历史组的王宏志女士告诉记者，多年前，她曾被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副主任找去，语重心长地说：“对洋务运动的负面评价不能变。”
“文革”后期，邓小平恢复工作。苏寿桐回忆了当时他听说的情况。邓小平说“教材还是要一套的”，于是问起原来那个班子。别人告诉他人教社都解散了，人分到全国各地。邓小平说：“这支队伍建起来不容易，要调回来。”
“邓小平有魄力啊!调人困难，他说，给你们156个名额，把人调回来。出版社的房子被铁道兵占了，他说，从西苑饭店拨一座楼给你们。我还记得，那是9号楼。我们提出需要外国教材和资料，他说，给你们10万美元，叫外交部通知各大使馆，注意买教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他点名，‘编教科书的同志全部要请’。”
苏寿桐说起自己和同事编的历史教材：“当时我们胆子大，敢提被批臭了的孔子。但用的标题是‘孔子的反动思想’，毕竟胆子还不够大。所以，四人帮被打倒后第一版历史教科书，黑字标题‘孔子’、但是是‘反动思想’。”2001年版中，标题变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
“搞历史可悲就在这儿，跟着形势跑。”在谈话中，苏寿桐这样感叹。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