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5年第6期
学问面前
作者：田永明
如果在中国当代，说有学问，钱钟书和陈寅恪，当为翘楚。这样说，估计有疑问的人不会太多。大家都知道，他们俩并不是谦虚的人，在学问面前更不会甘居人下。如钱钟书，他敢在答辩会上指出另一个答辩组成员指出答辩人论文中错误时的错误，这样的事，一般的人不会做的，但他却毫不含糊。因为他觉得对方指出别人错误时的确仍有错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辨明是非。这正是一种知之为知之的态度。但是，他的《管锥编》出版后，说实在的，能完全读懂这本书的人并不多，就是他的专门编辑、老朋友、大学问家周振甫在审稿时，也不断通过书信向其求教，方能弄清其详，再作最后决断。但是，却有一个比他小48岁的年轻人，在读他的《管锥编》时，发现了许多失误之处。钱钟书看后，不但没有因之而觉得这个年轻人轻狂，更没有对其吹毛求疵而怒不可遏，而是在再版时，把这个叫范旭仑的年轻人许多意见收进他的订正之中，并在“再版识语”中特意表示感谢。
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他在西南联大之后，流落岭南，再未北上。晚年在足膑目盲之艰难中，口述大著《柳如是别传》，在“读书唯剩颂红妆”之愤懑中，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无奈和忧伤。他敢于以言犯上，解放后亦不愿意北上，甚至提出不学马列的问题。这种狂傲，举世为数可谓凤毛麟角。当然，他的通识博学，在学界可谓如雷贯耳，甚至有人说他的著作考证之精密，材料之准确，根本不能怀疑。然而，我在读他《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时，陈先生引用了《全唐诗》第一函唐明皇一首诗，证明自己要说的问题。但他在引诗后加了一段注释说：“此条失之眉睫，友朋中夏承焘先生首举以见告，甚感愧也。”夏承焘先生不过告诉了这一首诗和他研究的问题可能有关，仅这一点，陈寅恪先生不但感谢，且又对自己对常见的资料没有发现而感到惭愧。其感，是感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其学，即使眉睫之间，也有失之交臂之时，当然，也是友朋之助的感谢；其愧，愧自己虽一心向学，却仍会有眉睫之失，愧自己在学问之道上仍有无知之惭。
这是多么虚心地对待学识的态度啊!每听闻大师们问学之道，都令我辈汗颜不止。大师们一方面在学问上不让他人，一方面又对自己的疏漏虚心以待。与其说这是一种对学问的忠诚，毋宁说是一种人格精神境界的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