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斌升任内阁学士以后的四个月，海内最重要的一名巡抚出缺——江苏巡抚。 　　江苏巡抚本来是汤斌的同年余国柱。他是湖北大冶人，中了顺治九年的进士，授职为山东兖州府推官；康熙三年内升行人司行人，又做过一任山西的考官。到康熙十五年经过考试，授职为户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还有放出去办实际政务的可能，如“巡漕”、“巡盐”、京师中的“巡城”等等，而给事中则纯为言职，以明朝的惯例，在本科范围之内，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余国柱当上了户科给事中，在筹粮筹饷方面，颇有建议，刻苦地方，以为军用，正当三藩乱起之际，他的才具颇为皇帝所赏识，同时也为明珠所罗致，很快地成为心腹。 　　当时的朝中，分为两大派，一派首领是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为“顾命四大臣”之一的索尼的第三子；索尼的孙女儿，被立为皇后，所以索额图以勋臣而为国戚，颇见重用，康熙九年就已当到保和殿大学士。 　　明珠则出身“海西四部”中，最后被太祖征服的“叶赫”部，姓“那拉”氏，由侍卫起家，一直在内廷当差，虽居高位，但势力远不敌索额图。等到撤藩议起，索额图反对，明珠赞成，就这一个意见上的分歧，成为失宠与得宠的关键。强者消，弱者长。彼此的势力由分庭抗礼而凌驾以上，到三藩之乱将平定时，索额图自觉无趣，请求解职；至此，明珠就几乎没有对手了。 　　余国柱因为是明珠的心腹的缘故，官运扶摇直上，康熙二十年年底，由左副都御史，外放江苏巡抚；明珠的贪是出了名的，而余国柱则是他搞钱的第一号爪子，假公济私，自己也刮了好多钱。这样一个人到了富庶甲天下的江苏，自然饶不过地方，到任不久，就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为苏州织造，增设机房四十二间，制造宽大的缎匹，想趁此机会，增加织造经费，以便从中侵吞。 　　皇帝有个特别的想法，能够容忍贪污，只要用心办事就行；办事不力而贪污者，才会获咎。当然，又能办事，又清廉的，必获重用。对余国柱的贪污，他是知道的；虽不加以惩罚，但也不准他骚扰地方，所以降旨说道：“宽大缎匹，非常用之物，何为劳民糜费？所奏不准，并予申斥。” 　　这样当了两年多的江苏巡抚，地方上怨声载道，明珠深怕闹出事来，而且又要他在京帮忙，因而建议将他内调为左都御史，留下来的江苏巡抚一缺，由九卿“会推”。 　　九卿按资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内阁学士孙在象，一个是浙江藩司石琳。奏报御前，皇帝对这两个人选都不同意，特旨派一个人接任江苏巡抚。 　　这个人就是刚当了四个月内阁学士的汤斌。 　　这时的皇帝正巡幸塞外，在跸路的黄幄中，召见扈从的明珠说：“道学之可贵，贵在身体力行，见诸事实。现在讲道学有名的人很多，仔细考究，大都言行相违。照我看，只有汤斌是真道学，说的话这样，做的事也这样。以前派他当浙江考官，操守极好。江苏巡抚叫他去好了。” 　　恩命到京，无不意外；因为他除公务以外，从没有私人的应酬，明珠在什刹海的巨邸，大门朝南朝北，他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冷官，忽然会放作天下第一肥缺的江苏巡抚，岂不可怪？ 　　在汤斌自己，同样也深感意外；然而更多的是感激知遇！棒旨涕零，又不免恐惧不胜；彻夜思维，决定用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来答报君命。 　　“太太，”他跟他的马氏夫人说，“我今年五十八了，还有这样的机遇，是从古以来少有的。去日无多，一天要当两天用，万一死在任上，家事都要靠你主持。” 　　说到这话，即令有升官的喜事，也不能遮掩汤夫人的哀伤，“好端端地，老爷说这话干什么？”她也是贤德刚正妇人，所以虽在垂泪，却又毅然答道：“老爷请放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奉养婆婆，管教儿女，都是我的责任。” 　　“你能这样替我挑起担子来，真太好了。”汤斌欣然之余，又歉然说道：“四十多年夫妻，你不曾跟我享过一天福；如今到了苏州，那里是有名的繁华之地！” 　　一听这话，汤夫人就懂了，带些好笑的神气说：“老爷当我这一趟想到苏州去享福？真正是‘门缝里张眼，把人看扁了’！” 　　“是，是！夫人至明，下官清罪。”汤斌学着昆腔的道白，一躬到地。 　　不苟言笑的“老爷”，居然有此戏德，在汤夫人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出来，不由得瘪着嘴笑了。 　　“皇上要到八月底才能回京，我总要见了皇上才能动身；还有一个多月的工夫，正好把史稿赶一赶。” 　　汤斌自从当了明史馆总裁官，任事更勇，负责撰写天文志、五行志、历志，以及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的群臣列传，还有太祖本纪及后妃传；明知一个月的工夫，绝不能完工，但却不肯借此推倭于人，依旧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赶写。幸好长成的四个儿子，都能替得了他的手，抄缮、查检之役，也省了他许多工夫。 　　九月初皇帝回京，立即召见汤斌；他磕了头，谢了思，只听皇帝问道：“汤斌，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到江苏去？” 　　“臣愚昧，恭请圣训。” 　　“吴中财赋之区，不过从前明以来，赋额就特重；如果地方官再予取予求，百姓就太苦了。你的操守我信得过，想来一定不负我的付托。” 　　“是！”汤斌答道：“臣已约束家人，到任以后，绝不敢妄取民间一文钱。” 　　“你居官清廉，境况清苦，我是知道的。我给你五百两银子，贴补你的家用。” 　　“臣清贫自守，蒙皇上天恩，使臣得以甘旨无缺；臣母亦感激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说着，便又磕头。 　　“你的母亲是继母？” 　　“是！” 　　“这才是。”皇上表示嘉慰，“为人子的，奉养生身之母，是天经地义，谈不到孝字；二十四孝，都是继母。你到江苏，能够身体力行，自然可以移风易俗。” 　　“臣职司民牧，这一层不敢忽略。” 　　“听说你从前在关中、岭北，对振兴文教，很用了些心，”皇帝说道，“吴中风俗奢靡浇薄，你这一次去，要替我着力整顿。” 　　“是！臣谨记在心。” 　　“你预备哪天走？” 　　“臣请训以后，立刻就走。” 　　“好！”皇帝点点头，“我马上也要动身了。” 　　这是说皇帝已下了南巡的诏令，目的是去看江浙的运河海塘；与漕运及农田有关的国计民生，但恐不兔糜费地方。汤斌意念到此，便试探着说：“臣当星夜赶到任上，预备接驾。” 　　“我这次南巡，不是去览江南之胜，你到了任上，传我的话，不需过于铺张。” 　　“是！”汤斌异常安慰，“圣德如天，臣不胜钦服之至。” 　　“你下去吧！后天再‘递牌子’，我还有话。” 　　等汤斌退了出去，随即便有侍卫来传旨——这名御前侍卫名叫纳兰性德，是大学士明珠的长子，惊才绝艳，所作的词，可比之于李后主，是皇帝最亲信的贵族子弟；他奉旨传示，御赐鞍马一匹，彩缎十匹，白银五百两。于是汤斌敬谨拜受；具折谢恩。到了第三天，又遵照皇帝的面谕，进宫递俗名“牌子”的“绿头签”请见。 　　一早递进牌子去，直到巳刻才传谕进见；皇帝赐了三幅御笔的条幅，写着几首御制的诗，说是“见字如见我”。等汤斌谢恩退出，皇帝又命纳兰性德追了出来，撤了四样御膳，命汤斌在南书房食用。 　　九月十一起程，先从陆路南下，十月初二到了淮安府清江浦，这是有名的一个水陆交会的大码头，已经有差官在那里备了船在等了。 　　两名差官是护理江苏巡抚、江南江西总督王新命所派的，一个是文官，江宁府的通判王祥永；一个是武官，抚标——巡抚直接管辖的亲军游击李虎，带来了巡抚的关防，八面可以先斩后奏的“王命旗牌”，以及人马银钱的四柱清册及所有的重要文卷。 　　汤斌这就算接了印，设首案望北磕头谢恩以后，立刻开始执行江苏巡抚的职务，在船上细看案卷。六天六夜工夫，赶到苏州，正式开印视事，第一件事是奏报到任日期，说是“自谓终老邱壑，蒙我皇上，召自田间，备员侍从”，五年之内，超擢为内阁学士，“自顾何人？遭逢圣主知遇之恩，直古罕闻，感激涕零，常终夜不寐。”这是实话，从清江浦下船起，他就曾有两天，彻夜治公。 　　在汤斌还不曾到任时，皇帝已在九月二十八，自京师启跸南巡，事先曾有诏旨，说明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民生疾苦；一是察看河工——皇帝从亲政以后，就以撤藩、治河、通漕之事，列为大政的首要，三藩之乱既平，皇帝决定要清除黄河溃决之患。 　　这一次南巡，先由陆路南下，十月初六到济南，初八到泰安，登泰山巡览；然后由大路向南，过临沂在郯城驻跸。 　　这里是山东边境，已临近江苏，一面驿马飞报。汤斌与总督王新命，准备接驾；一面由河道总督靳辅，先期在郯城迎候，备皇帝顾问。 　　靳辅是汉军镶黄旗人，与汤斌同一年人仕，但他是以“官学生”的资格，考取为国史院编修，由于勤慎奉公，升迁顺利，在康熙九年已当到安徽巡抚。 　　那时的黄河自明朝万历年间，治河名臣潘季驯以“筑堤束水，借水攻河；蓄清扫黄”的办法，整治安澜以后，已历时八十年，中经明末的大乱，河道失修，归仁堤、王家营一带决口，淮安、扬州两府的田地，淹没无数；接着桃湖县、高家堰等地，又溃决三十余处，淮水灌入运河，而黄水则逆上至清水潭，清口变为陆地，徐州以东所谓“下河”所经的七州县，一片汪洋，加上滨临东海的宝应、兴化等地，灾区达十八州县之多。是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水患。 　　河道总督王光裕治理无功，于康熙十六年解职，继任的就是靳辅。他带了一个幕友一起到任，此人名叫陈潢，字天一，杭州人，真所谓“学究天人”，饱读经世致用之书，冥想深思，周谘博访，对治河有独到的心得，然而怀才不遇，满腹牢骚，在北游途中，经过邯郸吕祖庙，想起黄粱一梦的典故，在壁上题了一首诗，出语豪迈不凡，终于遇见了识家。 　　靳辅正膺新命，人觐后出京赴任，在邯郸由题壁一诗，邂逅陈潢，接谈之下，相见恨晚；于是罗致入幕，一起到了淮南，踏遍黄、淮、运三河交错的地区，白天跑得脚上起了水泡，晚上宿临时搭盖的茅蓬里，每每谈到深宵。陈潢对潘季驯的论理有极深的研究；认为前明自潘季驯去世以后的五十年，治河风气一变，不背寻求黄河故道，顺势导引，以致下游淤塞，不能归海。上游则多宣泄于四旁支，水势虽缓，而淤塞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为了通漕，往往又尽先疏溶旁支，舍本逐末，以致治丝愈棼。 　　因此，陈潢主张“顺河性”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如果有灾患，一定要研究成灾的原因，从根本上去着手。他不主张为了省钱，因陋就简，图一时的安逸，认为这一来河工堤防容易败坏，结果为节省反而浪费。他又认为治河无一劳永逸的可能，唯有用“谨小慎微”四个字，时时刻刻加以防备。如果有什么地方溃决，先巩固两面堤防，不使扩大，然后修复故道，从引河中疏引河水，归入正流。这些议论都非常平实，在急功好利的人看，是无法人耳的，但靳辅是讲求实效的人，知道他这些话是出于真知灼见，所以极其信任。 　　陈潢跟顾炎武是一样的心情、抱负，平时游踪所至，一定要访察“郡国利病”，早知黄河下游，人海那一段的地形，此时陪着靳辅实地视察，同时广泛访问乡里父老，确实掌握了情况、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做法。 　　“紫公！”靳辅号紫坦，所以陈潢这样叫他，“泰州、安丰、东台、临城这些地方，形如釜底，倘或溶深海口，就是打开一道缺口，一到潮涨，海水倒灌，下游泛滥，上游亦无可宣泄，绝非长策。” 　　“是的。”靳辅深以为然，“我本来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应该港深海口，还是筑提束水，以攻海潮。你现在这一说，我的主意定了！” 　　所定的主意，就是以筑堤为主，他在一天之中，拜发了八个奏折，提出了治理黄河下游的全部计划，预定二百天完工，每天用民夫十二万三千。工程费总计二百十四万八千，筹措的方法是借征直转，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康熙二十年钱粮的十分之一；工成以后，由涸出田亩及经过商船，分别纳费偿还。 　　皇帝同意靳辅的计划，但三藩之乱方炽，军务至上，部议动用民夫过多，会影响军务的需要，主张择要兴修，于是重拟计划，改为四百天完工，可以减少人力一半。皇帝批准了修正的计划，旨到之日，立即动工，其间因为经费超支，许多细节，有所修改，但筑堤的工程是成功的，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慢慢地水都退去了，有田可耕了。 　　然而整个河工是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所以至今不能说是完工。皇帝在郯城召见靳辅，一决定亲自到黄河北岸去视察一番。”。 　　此时苏州正在忙着接驾，由王新命与汤斌会同主持。依照部里发下来的公文，苏州将是皇帝南巡驻跸的主要地点之一；由北面人城，需要开一条极宽的晔道。 　　“这一开，起码要拆除几千户人家的房子，”汤斌在实地勘察后，这样对王新命说，“事属万难，只好不开。” 　　“不开怎么行？”王新命大摇其头，“出警入跸，自古就是这样的定制，不开跸道，且不说有损天子的威仪，而且难保没有人犯跸，那时候怎么办？” 　　“保护圣驾，当然警戒要严密，与开跸道的关系不大。” 　　“怎说不大？”王新命指着鳞次栉比的人家说，“这里面随处可以藏奸隐究，万一疏虞，冷不防冲了出来，岂是儿戏的事？” 　　“王公！”汤斌这样说道，“拆数千民居，以开跸道，我总觉得期期不可。皇上此来，问民疾苦，不但早有上谕，且亦见诸行事，昨天有人来说：亲见皇上在高邮堤上，抚慰修堤的民工，圣德如天，或者反不以拆民居开跸道为然。王公，这一层请再思。” 　　细细一想，王新命的原意有些动摇了，他害怕的是责任，“如果皇上怪罪，何词回奏？”他问。 　　“有罪归我承当。王公。”汤斌很快地说：“若蒙诘责，请你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这一个疑难，总算由汤斌一肩承挑而解决，于是他即日就道，赶到淮安去接驾。船行的工夫，不肯白白消耗；实际上亦不容他有偷闲的机会，文案山积，就在船中处理；六天六夜，不曾上床，看到倦不可当时，只合一合眼，不久又见他手中握笔，埋头于案牍之中了。 　　因此，一到淮安，被召人行宫时，皇帝大吃一惊，“汤斌！”他问，“你可是病了？” 　　“启奏皇上，臣顽躯粗健。”甲 　　“那么，你的脸色为何这么难看？”， 　　“此当是缺少睡眠所致。” 　　“身子也要紧。”皇帝说道：“俗语道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须为我，为百姓珍重。” 　　“是！”汤斌感激与惶恐交并，伏身谢恩。 　　“你在苏州，不必预备什么！”皇帝说道，“今天已经十月二十了，我得在年前赶回京去；明天就由扬州、仪征直赴江宁。回京的时候，再看情形；如果能到苏州走一走，也不必预备，更不可骚扰百姓。” 　　“是！”汤斌万分欣慰，“臣仰体圣意，务绝纷华，力求俭朴，已饬臣属下，唯以一片实心，上答至知。” 　　“这才是！”皇帝说道，“你就回苏州吧，略为料理料理公事，赶到江宁等我，河工上的事，我要好好问一问他们。” 　　“是！”汤斌退出行宫，随即上船，解缆向苏州而去。 　　回到苏州，忽然接得镇江知府专差飞报，御驾行程改变了计划。皇帝原来由运河南下，与扬州由长江折而往西；这一夜泊舟仪征，忽然西北风大起，往江宁是逆风，往苏州则是顺风，所以临时决定，扬帆而东。 　　于是乘沙船启程，第二天一早到了镇江，幸金山寺盘桓了一整天，当夜开船；沿运河往东南走，过丹阳、常州、无锡，都未停留，顺风顺水，一昼夜走了三百六十余里，在浒墅关泊舟。汤斌和王新命，都赶到船上谒见。 　　“不想在这里又见面。”皇帝笑道，“冬风得便，让我能一览灵岩、虎邱之胜。” 　　“是！”汤斌这时不能不实说了，“臣死罪，不曾预备跸道。” 　　“喔！”皇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督臣原曾拟修治跸道，臣以需拆除民居数千，而且日子上也来不及，故而不曾预备。臣请罪！” 　　“请什么罪！”皇帝十分欣慰地说：“你干得好！这才是我的意思。” 　　王新命一听这话，暗叫一声：好险！如果不是汤斌阻止，一定大拂圣意；而老百姓更要唾骂，搞得两面不讨好，非丢官不可。 　　“你们回去吧！明天我骑马到苏州。” 　　皇帝善于骑射，舍舟策马，迎着晨曦，由阊门入苏州；老百姓夹道跪香，而街道太狭，以致御驾不易通过，弹压的差役兵丁，不断拿皮鞭子抽打叱喝，皇帝大为不忍；一面阻止，一面下了马步行，传旨：百姓不必跪接。 　　苏州的百姓，兴奋若狂；从古以来，正统之君曾巡幸江南的，数不出几位，民间不断提起的，是“正德皇帝下江南”，名为“亲征宁王宸濠”，其实是任性来玩一趟，一路骚扰，无所不为，以至于有幼妇少女的人家，无不是白昼闭门，夜不安枕。这一次听说皇帝南巡，虽知道不会成为明武宗第二，但天威不测，又听说江南总督有拆民居、辟跸道的主张，但是由新任汤巡抚压了下去，到底不知道皇帝的意向如何？万一龙颜震怒，总是百姓遭殃，所以跪香之际，还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 　　现在看皇帝是这样和颜悦色，好得令人不能相信；然而不信亦不可，事实摆在那里，皇帝欣悦的笑容是装不出来的，就算能装得出来，也教人感激涕零；想想七品官儿的县大老爷是如何威风，就知道皇帝的笑容多么宝贵了。 　　皇帝是真的高兴，因为他此来就是要收服民心；而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在想，如果不是汤斌坚持不拆民居，那么他今天到苏州来，就绝不会受到这样的爱戴；即令自己有爱民之，依然不能为百姓所了解。照这样说起来，汤斌实在应该奖励，应该重用。 　　于是，皇帝特赐汤斌御书狐裘的蟒袍、美酒；并撤御撰命太监送到巡抚衙门。 　　等皇帝巡幸了拙政园、瑞光寺，驻跸织造衙门；第二天启驾，又命汤斌随扈至江宁。 　　在御舟中召见，除了垂询江苏的政务以外，皇帝还问起几个人，第一个是苏州织造曹寅。 　　“臣到任未几，与曹寅只见过一面，所知不深；”汤斌据实回奏：“听人说起，曹寅居官，颇能实心效力，对地方亦没有什么骚扰，平时颇好翰墨，结交的名士甚多。” 　　结交名士，原就是皇帝交付曹寅的任务之一，因而皇帝又问：“苏州的名士，可是跟曹寅常有往来？他们的感情怎么样？” 　　“臣对此并无所知，不敢妄奏。” 　　皇帝点点头，嘉许汤斌肯说实话。“熊赐履呢？”皇帝问道：“近况如何？” 　　熊赐履也是理学家，颇得圣眷，但他的理学还是在口头上的居多，遇到利害关头，不免露了狐狸尾巴——康熙十五年，与索额图、杜立德同为大学士；有件陕南总督的奏疏，熊赐履“票签”错了，深恐为皇帝所谴责，为求弥补，撕了一张属于杜立德所用的“票签”改写，把原来的草签嚼烂了吞在肚子里。他这样做法，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知为一个在旗的内阁中书所发觉；等杜立德追究其事，那内阁中书说出实情，杜立德大为不满，告诉了索额图，面奏皇帝，交部议处。 　　吏部议奏：“熊赐履票签错误，欲倭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有失大臣之体，应革职。”皇帝虽对熊赐履的印象不坏，但他深知任何旷古绝今的贤主，只要不重视法纪，偏听袒护，就绝不可能出现盛世；因而以异常遗憾的心情，批准了吏部的奏议。 　　熊赐履罢职以后，不回湖北原籍、侨居江宁；皇帝宽厚，命江宁织造常加接济；此时问到汤斌，也是一番念旧之意。 　　汤斌到任不久，而且还未到过江宁，自然不会了解熊赐履的近况，照实回答。皇帝便又问起另一个人。 　　这个人叫于成龙——同时有两个于成龙，而小于成龙曾受老于成龙的提拔。老于成龙字北溟，是山西永宁人，明朝崇祯年间的副榜，顺治十八年赴吏部报到选官，选上了广西罗城知县。这个地方在万山丛中，瘴疠甚烈，而且都是瑶人、苗人，扩悍无比；以前是化外之地，新近才隶人版图，四十五岁的于成龙，是罗城破天荒的一个县官，自然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汉宫。 　　于成龙持着孔孟，行必忠，言必信，所以蛮貊之乡，居然能大行其道，农田水利，教育社仓，次第兴起，在官七年，与瑶苗相亲如家人父子。 　　康熙六年，于成龙以总督卢兴祖特荐，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四川经明末之乱，张献忠杀人如麻，几千里人烟萧条，合州老百姓只有一百多人，赋额只有十五两银子，而大兵过境，供应浩繁；这样一个地方，于成龙有本事在一个月以后，能够增加到一千户人家，免摇役，办农贷。搞到欣欣向荣时，他又调了差，这次是当湖北黄冈同知。 　　同知是武职文官，手下有兵，职司治安；黄冈有一处岐亭，出强盗，白昼行劫，肆无忌惮，历任同知都无法捕治，于成龙化装成一个乞丐，深入盗窟，共同生活了十几天，把他们做的案子、藏匿的处所，打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衙门，发兵逮捕，如瓮中捉鳖，捉了来审问；叫强盗抬头看了看，才知道是一同起卧的那个“乞丐”，自然不须狡赖。经此一治，黄冈就再无强盗立足的余地了。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遇上吴三桂造反，大军征剿，命于成龙在岳州造浮桥，刚刚造成功，山洪暴发，冲毁了浮桥，因而丢了官。后来因为招抚盗贼的功劳复职，以后一路扶摇直上，升道员，升福建按察使，升藩司，康熙十九年升为直隶巡抚，皇帝召见，嘉许他为“天下清官第一。” 　　于成龙在直隶时，属下的另一个于成龙，正当通州知州，此人字振中，汉军镶黄旗人，由荫生当直隶乐亭知县起家，也是个极好的好官；所以老于成龙调任江南、江西总督时，特地奏调小于成龙，升任江宁知府。 　　老于成龙已经死了，皇帝此时所问的是小于成龙。汤斌一到任就听说此人能于而清廉，善政极多；当时便极口称赞。皇帝便说：“我预备要升他的官。他跟靳辅同旗，如果和衷共济，河工一定会大有起色。下游到底该不该溶，我亦不能听靳辅的一面之词。你回任后，细细打听地方父老的意见，看是怎么说法？定了定旨，我派于成龙去帮靳辅，务必要除河患，方能于民生有益；踵事增华，开几条大路，造些大房子，而老百姓常常泡在水里，这叫什么善政？” 　　汤斌衔命回任，立刻遵照旨意，亲自赴沿河各地，问民疾苦。 　　老百姓对地方兴革，什么是批政，什么是好事，大致都是众口一词，唯独对治理黄河，意见不一，有的说筑堤束水的好，有的说应该溶深海口，因此对靳辅的评价不一，而不满他的，却居多数。 　　这就使得汤斌很诧异了，无论如何靳辅的勇气毅力，清廉勤劳，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治河七年，功绩俱在，这样的人，还会不得百姓拥戴，岂不教天下清官和好官寒心？ 　　访问得多了，汤斌终于明白了老百姓对靳辅的不满，是因为他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将下游涸出的土地，改为屯田，老百姓领种必须纳粮。虽说为了偿还工程费用，但频年灾荒，还属于与民休息的时期，汤斌亦觉得靳辅的做法，还有斟酌的余地。 　　但是，对于靳辅的另一个计划，汤斌却是衷心赞扬。从来治黄河，必兼治运河，因为黄河不但与运河相通，而且有一段是黄运不分的；这一段是起于淮阴西南的清口，往西北一百八十里，借用黄河为运河，然后在宿迁以北再人运口；这一百八十里风涛险恶，南来的漕船，一不小心就会沉没。靳辅的计划，就是要避去这一百八十里的风涛之险，他预备从宿迁北面的骆马湖，开一条渠，到张庄地方，定名为“中河”；这一下，运河的船只，出清口几里路，就可越黄河而北，自中河人运河，比较方便安全得多了。 　　这时参与河工的还有一个于成龙，他由江宁知府擢升为安徽按察使，奉旨帮助靳辅治理黄河上游；他的意见与靳辅不同，认为开中河毫无用处，仍以疏溶海口为宜。汤斌也参与会议，因为对治河还未有深切的研究，所以无从判断其是非，只能奏请朝廷裁决。 　　河工虽然紧要，到底有专人在负责，不至于使汤斌增加额外的负担，在他的本职范围内，有几件大事要办，第一是清理田赋；江苏赋额特重，苏州、常州两府的赋额，与大省一百多县的总额相等，每年征收不足，欠额愈积愈多，部里要求新旧并征，以致十天之中，倒有七天是比期；老百姓固然欲哭无泪，各州县官亦受累无穷。彼此为了顾惜功名，或者皮肉少吃苦都是正赋不完，先送红包，希望不要追比得太紧。这一来，新旧两欠就永没有完得清的时候。 　　汤斌知道了这些情形，特地召集属下县官到省，开诚布公地说：“你们送上官红包，由于上官是巧宦，将来升了官可以照应你们。可是，我告诉你们，现在来做江苏巡抚的——一就是我，已经绝意升迁；我将来亦不会升官，亦无法照应你们。那么，我倒请问你们，何苦拿了公款来贿赂我？过去的不谈，从今以后，一起改过，如果你们称职。我能提拔你们的一定提拔：如果不称职，只要不闹亏空，即令考成不好，罢官回去，还可以安享余年，想想看，你们常常提了前任官员的妻于，查问产业，追比亏空；他们的亏空，就是送上官红包闹出来的。如果不改，你们的妻子又会为后任追比，何苦来哉？” 　　江苏的州县官，在任往往不满四年，移公济私，挖肉补疮，只求敷衍得上官在眼前不要追比赋追得太严；卸任时会发生怎样的后果，无暇计及。尤其是余国柱当巡抚的那两年，只求大饱私囊，根本不顾属下的死活；现在大家听得汤斌这一番大破积习、扫除阴霾而见青天的话，无不振奋鼓舞，磕着头说：“这一下有活路了。” 　　但是，汤斌也知道光是他不要钱，还是不够的，所以又找了司道来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不准要知府的钱，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州县不准要书办、百姓的钱。谁要钱，谁负责任，这是要刷新整个风气，我不能容许‘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 　　“大人的告诫，属员一定听从。”有个道员说：“只是属员有属员的困难，也得求大人体谅。” 　　“你说。”汤斌这样保证，“只要真的有困难，我一定替你们设法消除。” 　　“京朝官员，过境甚多，供应浩繁，赔累不起。” 　　“要如何供应？莫非顿顿要吃海菜席？”汤斌又说：“供应过境官员，一荤一素就可以了，准予在公款开支，其余夫马等等，一概按照规定办理。如果有噜嗦需索的，把他送到我这里来，我自有办法处置。” 　　“这就是了！”那道员欣然说道，“有大人担待，属员乐得省事。” 　　由于汤斌的清廉耿直，言行必符，早已为京中官员所知，因而公差路过江苏，都绝了妄念，鼓掉而过，一概不扰。司道州县既不必糜费招待，更不必送什么红包；自然也就不必动歪脑筋去“找外快”。江苏的政风，在短短几个月内，丕然一变。 　　官员清廉，百姓的负担减轻，完纳钱粮，当然踊跃；汤斌又一再奏请减赋，免除旧欠。凡是能够使得百姓获得实惠的事，无不全力以赴；同样地，足以骚扰地方的举动，无不禁除。 　　有个县分，上了一张禀呈，说是这一县湖荡中的莲子、芡实，出产甚丰，照例应报部列为贡品——进贡到京，备皇帝食用。 　　汤斌接到禀呈，批了两个字：“不准！” 　　“不准！”是不准报部。想出这个花样来的是一名积年书办，藉此想立个名目，好假公济私，从中侵吞；巡抚衙门的书办跟他有勾结，他向汤斌进言：“大人，这是例规，地方上出产了好东西，照例要进贡。” 　　“例自人作。”汤斌这样回答他：“宽一分则老百姓受一分之益。而况莲子、芡实，不是年年丰收；一报部就成了定例，遇到歉收的年分怎么办？” 　　就因为他这样处处顾念百姓的利益，所以半年工夫，就受到江苏人极深的爱戴，令出必行，心悦诚服；到了这样的地步，汤斌知道可以着手来移风易俗了。 　　苏州妇女好人庙烧香，崇奉淫祀。这是汤斌在京里，就听人说过的。改革风俗，他首先从此人手。 　　汤斌在京里与有名的诗家号渔洋的王士祯相熟，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授职扬州推官，一做做了九年，对于江南的情形，极其熟悉，汤斌受命赴江苏之前，曾特地向他去请教江苏的民情风俗。 　　王渔洋对于苏州相当不满，他说：苏州人有嗜好，斗马吊牌，吃河豚，敬五通神。又说：苏州妇女人寺庙烧香，招引游蜂浪蝶，最是伤风败俗的陋习。 　　汤斌不愿先人之见亘在胸中，所以王渔洋的话虽记在心里，却不愿一到任就出告示，雷厉风行地禁止；同时刚接印就忙着接驾，随后又扈从到江宁，忙得连公事都在船上办，自然顾不到此。 　　接上来是报灾、勘灾、清理漕粮，奏请减免缓征，这都是与民生有关的要务，当然也没有工夫去问，如何妇女人寺庙烧香，会做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来？这时细细访查，才知道王渔洋所说的“三好”，除了吃河豚是个人轻生以搏口腹之欲，与人无尤亦无害之外，其余斗马吊牌，敬五通神，其害不可胜言。妇女人寺庙烧香，实在是“冶游”，无怪乎伤风败俗了。 　　汤斌曾经微服私访过，烧香妇女的装饰，首先就让他看不入眼。如说敬神还愿，虽是迷信，但是持一片虔敬，也还罢了；浓妆艳抹，顾盼生姿，这哪里是来烧香？上焉者，借“烧香”之名，禀明翁姑，名正言顺地出来游逛；下焉者，简直就是来觅外遇。 　　而且烧香应该只在佛殿，事了就走，毫无沾染流连才是，苏州妇女不然，往往“随喜”到增资禅房，曲径通处，花木深深，头皮剃得又青又亮的年轻和尚，穿着簇新的玄绸僧服，算是“知客”僧，侍茶进斋，陪着说笑。然后是写缘簿，大把的银子施舍，逗留终日，是不是结上了“欢喜缘”，往往是无可究诘之事。 　　因为寺庙是靓妆艳服妇女集中之地，所以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弟、地痞流氓，每日必到，“小人闲居为不乐”，何况本来就没有安着好心，于是争风吃醋，哄吓诈骗的情事。层出不穷。至于调笑戏谑，到两情相悦时，或则私奔，或则苟合；这些风流罪过，更是不在话下。 　　香火一盛，必有赛会，这是店祝神棍的生财大道。也最容易歆动深闺幼妇、怀春少女，既然叫“赛”，就必得争妍斗胜，别出新裁，在杂陈的百戏中，出人头地—一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花样，有一种肉身提炉，明晃晃的一只铜钩，穿臂而过，钩子上是一条长可及地的链子，悬着一只擦得雪亮的铜香炉，烧着檀香，手臂平抬，昂步而过，那一副英雄气概，衬着裸露的上半身，宽阔胸膛，雪白皮肉，这一副风流气魄，真教幼妇少女，心里有十七八个吊桶在起落。而铜钩扎处，血痕斑驳，更教一寸芳心，怜痛不止。于是目挑眉语，哪怕是三贞九烈、闺训谨严的大家女眷，也忍不住烛前月下，悄然思量。这都是由于妇女受到寺庙烧香引出来的魔障。 　　献肉身提炉的这些无赖少年，十九好勇斗狠；学了些花拳绣腿，自以为不可一世，瞧贤之怨，动辄加以暴力。其中还有专靠为人打架为生的，苏州人文弱的居多，有些人与人有仇，愤无以泄，而自己又不敢跟人挤上一拚，便可以花钱雇用这些无赖去打人，打到对方告饶为止，名叫“打降”。打降的少年，为了得人钱财，表示卖命，每每棵着上半身上阵；此辈又喜纹身，胸前背后，手臂手背，刺出各种龙蛇斑驳的花纹，以示英武，这却又是容易为荡妇淫娃动心的一端。 　　至于沉湎于马吊纸牌，又不仅废时失业；最坏人心术的是，一面打牌，一面唱曲，而曲文则无不描写私情，文雅的风情暗写，粗俗的淫猥不堪，虽有妇女同座，照唱不误，不以为怪。自然，借此淫词艳曲作挑逗，是常有的事。 　　苏州还有一样风俗，深为汤斌不满，对于丧事，悖越礼法，丧家和吊客，往往毫无戚容，尤其是高年长亲寿终，名为“福寿全归”的“喜丧”，灵前设宴唱戏，吊者大悦。送殡执绋，看不见“麻衣如雪”，十九是彩服，汤斌不胜感慨地说：“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风微！” 　　“在我任内，绝不许有这种颓靡的风俗！”汤斌跟吴县知县刘滋才说，“不过不教而诛，亦所不忍。我想先请你约集地方绅士到我这里来，加以劝导，再出告示严禁。如果办不通，我就不能不采取激烈手段了。” 　　刘滋才是能干的官员，依照汤斌的意思，约了绅士一起见汤斌；经过苦口婆心的解说，地方绅士无不内惭、散出归去，先从各人自己做起，约束女眷，不准进寺庙烧香。刘滋才出了告示，又派隶役在各处寺庙巡逻；不准妇女进入。这一个改革，很容易收效。 　　但在城外就不行了。尤其是苏州城西十里的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神”所盘踞、五通神不知起于何时，又有“五显”、“刘猛将”、“五方贤圣”等等名目，在苏州是家家奉把的神道。于是巫师、巫婆，借五通神造出种种荒诞不经的神话，敛财诱色，无恶不作，这样已有数百年之久。 　　在上方山，就更加荒唐了，俗称上方叫“肉山”，山下宋朝范成大的故里石湖，称为“酒海”，仅凭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想见那里是如何一种淫奢的地方。 　　上方山的香火终年不绝，迎神赛会，亦是层出不穷，此外还愿唱戏、酬谢丰收唱戏、久旱灾荒、祈求雨雪亦要唱戏，酒食相邀，男女混杂，搞得乌烟瘴气。五通神庙的庙祝极富，因而以放债为副业，据说借了五通神的钱营商，可以致富；所以不需周转，亦来借债。还债时要烧香唱戏，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上方山上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歌舞笙簧，彻夜不断。 　　五通神像古时“河伯娶妇”那样，亦为娶阳间妇女为妻；绝色妇女偶有寒热之类的症候，立刻就有人断定，说是“五通神看中了”。 　　这一来，她的家属就不替她治病了，眼看她渐渐病重，至于死亡。也有些妇女，会跟母亲嫂子悄悄说起，在梦中曾恍惚与五通神同上阳台。像这样的情形，每年总有几十家。 　　哪里是五通神入梦，是些神棍假借名义，诱奸妇女——骗局拆穿了一次，被害妇女的家属告到当官，汤斌知道了这事，怒不可遏：“光天化日之下，岂容此淫昏之鬼横行！”他对刘滋才说，“更不容神棍、巫师假借名义作恶。你替我严办、严禁！” 　　“是。”刘滋才说道：“不过回禀大人，禁者自禁，信者自信，一时的雷厉风行，终恐故态复萌。” 　　“何以见得？” 　　“数百年的积习，人心受惑已深，不是一纸告诫，一时严查，所能收功。” 　　“这也说得是。”汤斌想了一下说：“我自有区处。” 　　第二天一早，汤斌处理完了公犊，传呼已升为抚标参将的李虎，到得后堂，吩咐他选二十名亲军，听候差遣，然后传轿到上方山。 　　上方山正在锣鼓喧阗地唱神戏，吴县知县得到消息，赶紧派出隶役到山上弹压，驱散香客闲人。大家一打听，说是“汤大人上山”，心里无不疑惧——历任巡抚也有到上方山来拜五通神的，如前任巡抚余国柱就来过不止一次；但汤斌绝不会跟五通神攀交情，那么，此来是为了什么？ 　　汤斌给苏州人的感觉是既怕又敬且爱，所以心里惴惴然，却又为他深深担心，怕他不卖“上方山老爷”的帐，会有灾祸降身。所以都避开了窥视着，但愿汤斌只是兴到逛山，逛完就走。 　　等轿子到达山门，汤斌跨出轿来，四面一看，随即喊道：“李虎！” 　　“李虎在！” 　　“把什么五通神的泥土木偶替我拉下来！” 　　“喳！”李虎答应得很响亮，却站着不动，满脸惊疑为难之色。 　　“去啊！” 　　“大人，”李虎嗫嚅着说：“沐恩不敢。” 　　汤斌心里很生气，但转念就心平气和了。看着庙外群情惶惶，奔走相告的百姓，心里在想：如果五通神，迷惑人心不是如此之深，又何用自己来拆淫祠？不必怪李虎。这样想着，便一言不发，大踏步往里走去。行得不多数步，只听后面人声嘈杂，转眼一看，一大群百姓正忧容满面地赶了上来，见了汤斌，一齐跪倒。 　　为首的一个白须老者，磕着头，用哀恳的声音说道：“青天老大人，千万慎重！老大人爱民如子，三吴黎庶，敬之如父，不敢不犯颜直谏。神道得罪不得，从前也有几位大人，得罪了神道，一回去立刻就有灾祸。崇祯十四，小人二十岁那年的知县老爷，也是冒犯了神道，还不曾下山就中风在轿子里。青天老大人千万动不得，请上轿回衙门吧！” 　　越是如此，汤斌的决心愈坚，微笑摇头，“不要紧！”他说，“灾祸我一身当。” 　　“大人的灾祸就是三吴百姓的灾祸！” 　　话说得如此恳切，汤斌不能不感动，决定因势利导，希望说服，“你看我可是固执刚愎的人？”他问。 　　“大人绝不是那种人。” 　　“那就是。五通神是淫昏之鬼，这件事我想了又想，绝非心有成见。我不信有何灾祸。”汤斌又说，“这两年水旱灾荒，民生疾苦，岂可将有限金钱，浪费在这伤风败俗的荒唐淫祠上。我今天决定要革陋习，严办神棍；你们不必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都起来！” 　　等百姓站了起来，汤斌又引经据典，讲了一套“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和祭典须虔诚简朴的大道理；无奈数百年根深蒂固的迷惑，绝非一时的解释所能消除。汤斌看看空言无益，便命亲军守住殿门，大踏步走上前去，毫不考虑地将五通神的左臂一拉，只听“克哒”一声，泥屑纷落，一条断臂已经在他手里。 　　百姓无不惊骇失色，有的发抖，有的默祷，有的跪了下来，喃喃念佛，与汤斌的神色自若，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们还不动手？”汤斌向亲军大声下令，“你们受命于我，‘冤有头，债有主’，如有灾祸，有我挡着，与你们绝不相干。” 　　看巡抚已经动手，神色如此凛然，言语如此透彻，再想到五通神降祸，固然可怕，现任巡抚，有八面旗命王牌，掌握着生杀大权，万一由于违令的罪名，喊一声：“捆下去斩掉！”也不是好玩的事！ 　　这样考虑下来，胆子便都大了，李虎在此时亦只得豁出一切，领头行动，带着亲军，把神案移开，将五通神抬了下来，放在当地。 　　“跟我来！”汤斌说了这一句，提着泥塑木雕的那条断臂，首先走了出去。 　　一走走到山口，下面就是称为“酒海”的石湖，汤斌使劲将那条断臂抛了出去；回头看了一下，示意照样行动。 　　“五通神老爷，我是上命差遣，迫不得已！”李虎默默祷告：“汤大人是好官，你老人家看老百姓分上，饶过他一遭。如今请你先到酒海去住几时。有机会再塑金身，我一定出钱出力，补报今天冒犯的罪过。” 　　说罢，挥一挥手，八名亲军合力往外一甩，将五通神抛人石湖，只见湖面起过涟漪，渐渐扩大消散，五通神就此失踪了。 　　这时吴县知县刘滋才已经赶来伺候，见此情形，跪伏在地，不胜钦服地说：“大人为民除害，实为千古快事。百姓一时迷惑，久而自知，大人请回衙门吧！” 　　“好！”汤斌听刘滋才这么说，料知他必能体会自己的意思，彻底执行命令，便又吩咐：“尚有妖像木偶，不妨火而焚之；淫祠拆除，木料移作建学宫之用。除恶务尽，不可疏漏。至于神棍及淫祠执事请人，如果改过自新，不妨网开一面。” 　　不但苏州，其他各地，特别是风俗相近、交通方便的松江府属，亦有类似的淫祠，汤斌一律照此办理，土偶拆毁，词村移修学宫，神棍庙祝许其改过自新，不然严办。 　　汤斌到任还不过半年的工夫，但威德俱着，下属奉令唯谨，果然有办不到的困难，照实申复，亦必有满意的指示。所以这一道命令下去，数百年名山胜地的酒肉之臭、乌糟之气，一扫而空。老百姓先为汤斌和自己担心；看看汤大人每月朔望在义仓、社会，聚集老百姓讲“孝经”，依然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不要说是灾祸，连个小病小痛都没有，这下才为自己也放下心来，都赞叹说：“果然邪不敌正。”又说：“汤大人命大福大，将来一定要入阁拜相，所以五通神不敢难为他。”最玄妙的是，据说上方山上掘出来一块石碑：“肉山酒海，遇汤而败！”这个以迷信破迷信的传说，流行甚广，收效甚宏，五通神的气数终了，合该如此1就没有人再怕它，也没有人再提到它了。 　　这时是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汤斌接到部文，举行“大计”——考察百官，在明朝是六年一次，逢己、亥两年举行，京官称为“京察”，外官称为“大计”；人清改为三年一次，由吏部规定办法，分行各省举行。特别优秀的官员，由地方大吏，特疏“举荐卓异”。汤斌接到公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江县知县郭琇。 　　此人是山东即墨人，字华野。以“榜下即用”的进士，分发江苏，奉委吴江知县，才干卓越，颇有政声，但有一样名声不好：“郭大爷就是喜欢钱！”吴江的百姓都这样说。 　　汤斌对待属吏，一向先教诲、后责成，真的不上进、不改过，才上疏奏劾；所以听得郭琇的贪名，下了一道公文，召他上省面谈。 　　吴江密迩苏州，郭琇一到就上巡抚衙门，汤斌在花厅接见，看他年纪甚轻而衣饰朴素，不像是个饮食起居讲究享受的人，于是这样问道：“听说你在吴江苛敛，不法之财很不少，是不是都寄回山东买回置产去了？” 　　“请大人行文山东巡抚衙门彻查，如有一分郭琇所置的田地，我甘受重典。” 　　“那么你并无贪污的事实？” 　　“有！”郭琇答道：“前任巡抚，是大人的同年，为人如何？大人深知。如果我不能填他的贪壑，就得丢官，丢官就不能替老百姓做事了。” 　　“这也算一项道理？”汤斌笑道，“你自己不觉得强词夺理？” 　　“遇见大人这样的上官，才能讲理、”郭琇说道：“我请大人宽我一月限期，倘仍如以前一样，请大人立置典刑。” 　　“可以。我给你一个月限期。如果不改，请你自劾。” 　　郭琇连声答应。回到吴江县衙门，亲自动手，率领仆役，将大堂内外，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堂召集三班六房说：“以前的知县郭琇，已经死了；现在是另外一个知县郭琇。如果你们假借名义，在外胡作非为；你们要想到，现在是不要钱、不怕死的新郭琇当知县。” 　　大家都知道郭琇的脾气，凡事不说则已，说了一定做到，因而各具戒心，相约敛手。而郭琇也是一点都不肯放松，明查暗访，不准属下舞任何弊。这样一个月下来，特地上省，禀见巡抚复命。 　　汤斌看到郭琇的手本，开中门亲自迎接，一见面就说：“老兄的毅力决心，可佩之至。我一定要奏报朝廷，特予褒奖。” 　　“多谢大人成全之德。”郭琇深深下拜。“郭琇能够无忝所生，都出大人之赐。能容我补过赎罪，已经感激不尽，何敢再邀褒奖？我今天来见大人，一则是复命，二则是有所报答。” 　　“不敢，不敢！请坐了细谈。”汤斌猜想郭琇的所谓“报答”，一定是对地方的兴革，有所建议，所以欣然接待。 　　郭琇倒是有一番建议，但与地方政事无关，“这一个月里，我不断想到，廉吏易为亦不易为；遇到大人这样的长官，做一个廉吏不难。推己及人，大人许我为廉吏，朝廷可许大人做清官？我不能不关心。” 　　“多谢厚爱。”汤斌答道，“圣主在上，没有不能做清官的道理。我望六之年，捧檄复出，正因为时逢明主，是大有可为之时。老兄这话，我倒真要请教。” 　　“圣主在上，佥壬在侧。大人可许我直言，可容我毕词？” 　　“当然，尽管请。” 　　“前任余抚台与大人同榜，但知其人之深，大人恐不如我——。” 　　郭琇从余国柱谈起，谈到权臣明珠；余国柱在江苏的搜括。为明珠所授意。此外则皇帝宠信的南书房翰林高士奇；熊赐履的门生、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揽权索贿，一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的口号，“东海”是徐氏的郡望，淡人则是高士奇的别号，由此两句口号，可以想见其中的卑鄙龌龊。举世滔滔，众浊独清，便成为反常的现象；因此，郭琇提出两个疑问：第一、朝中用事的大老，能不能容汤斌一尘不染？第二、倘或开口索贿，汤斌如何应付？ 　　“我报答大人者，即是提醒大人这两句话。”郭琇说道：“大人不曾体会得贪读之心，不知此辈的险恶；江苏膏腴之地，为此辈的利薮，岂肯容大人在此做清官？如果所欲不遂，一定设法排挤大人去位。圣主在上，固然不错，但耳目毕竟有限，难免不受蒙蔽。这一层，大人可曾想过？” 　　汤斌静静听完，久久不答；踌躇又踌躇，才慢吞吞地答道：“蒙老兄如此厚爱，论理料事又是如此透彻，我就跟老兄实说了吧，最近有人来跟我说，我奏报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积欠的钱粮，改为分年带征；睢宁、沐阳、邳州、泰州，以及西淮、扬州、徐州等地水灾，豁免前两年的欠赋，减了本年的新课，都靠明相国的力量，江苏百姓，宜有报答，他们要我四十万。” 　　“如何！”郭琇拍着大腿，“大人如何答复？” 　　“我能答复他什么？唯有置之不理。” 　　“这绝不是办法。”郭琇说道：“我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你说！” 　　“我与在籍绅士也曾谈过，几乎异口同声，不愿大人为难。”郭琇很谨慎地说，“大人如果不便出面，尽可不闻不问。” 　　这话说得语气暧昧，汤斌一时不解，细想一想有些明白了；他当然知道老百姓的爱戴，巴不得他长生不老，一辈子当江苏巡抚，所谓“不愿大人为难”自是意指朝中有人索贿，由地方来应付；这应付无非是凑成一笔巨数，填京朝大官的贪壑。这话如果明说，知道他绝不能同意，郭琇所说的“尽可不闻不问”，正就是此意。 　　想是想明白了，总有些令人不信。前明好官获罪要钱来折赎，部民醵金相援，如他老师孙奇逢救左光斗的故事，已经难能可贵；地方百姓凑钱来替长官行贿，那可以说是千古创闻，而况数目又如是之巨！ 　　这样想着，觉得表示态度，亦属多余，便即笑道：“老兄一月之前方自洗堂庑，如何又管此闲事！” 　　这一说，郭琇就无法再往下谈了，但心迹不能不表明，“大人，”他说，“若非与大人有关，我何苦管闲事？” 　　“盛情可感！”汤斌说道：“但望与我一样坚持，就是爱我了。” 　　“谨遵台命！” 　　郭琇果然言而有信，等吴江的绅士，得到风声，与苏州方面联络，有了成议，来见郭琇，请他代为禀达巡抚时，郭琇婉言拒绝，与朝中贪官，绝不妥协。 　　郭琇那里碰了钉子，苏州知县刘滋才那里亦碰了钉子，大家还不死心，居乡的绅士以曾任大学士的宋德宜为首，聚会商议，决定请藩司章钦文出面，七府一州共凑四十万银子交给他转送余国柱。 　　兹事体大，章钦文不敢擅自作主，特地去见汤斌，用江苏绅民，只为求得汤斌无事，可以为民造福，所以送这笔钱是为自己打算，与汤斌无干之类的话，希望打动他。哪知汤斌一点水都泼不进去。 　　“此事有三不可，蠲赋出于天恩，如今变成江苏百姓不得实惠，似乎皇上口惠而实不至，一不可。我生平自矢，不以一己富贵荣辱而降志，现在等于买官来做，良心何安？二不可。现在他要四十万，给了他了，将来要四百万，又将如何？三不可。因此，不但我不能理他，你们亦不能理他，否则造成陋规，害苦了百姓，我必指名严参。” 　　这一来，没有一个人敢再管这件事。余国柱派来的人的失望，自然可想而知。 　　三年大计，汤斌认为该当举荐的，除了郭琇、刘滋才以外，还有松江知府鲁超、上海知县史彩、通州知州边声扬、高淳知县张象翀、六合知县洪炜，但或者钱粮催科，尚有未清，或者因为盗案未破，不符部文规定，结果只能举荐一个松江府儒学教授陆在新。他是苏州人，举人出身。府、道、按、布各长官，都有优异的考语；汤斌亲考，列举事实，共有四条，除了勤于训诂，每月在明伦堂集合生徒讲学课艺，寒暑不更以外，还有三项卓异的行谊。 　　陆在新也是讲理学的，但绝不是腐儒，除了淡泊自甘，敦品励行以外，又留心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世务，农田水利，如何应兴应革，都能讲出一篇很深刻的道理来。至于约束松江府的秀才，最使得地方官感激的，就是不准秀才出入衙门、干预公事——江苏的劣绅最多，相沿成习，最喜欢干预公事；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言语冲撞，亦不能打他的屁股，利用这些优于一般老百姓的地位，包揽讼事，关说人情，包缴漕粮，生财之道多得很，地方官当然头痛，如今有陆在新管着，可以省了许多麻烦。 　　陆在新为人极其热心，口才又好，所以经常接受府、县的邀请，城里城外，讲解上谕，宣扬政令，对地方立推行政务的帮助极大。在义学讲书，每日有课，极其辛苦，照例是有贽可收的，而陆在新一概不受。所以汤斌在叙明事实以后，下了这样的考语： 　　此一官者，为学力追先贤，司教克端士习，更能阐明孝经小学之旨，使共识明伦敦本之修，有许风化，不愧儒林，所当特举，以备拔抉擢。 　　以江苏地方之大，好官之多，三年计典，唯一能登荐牍的，只有陆在新一个人；而又是出于汤斌的保举，所以皇帝格外重视，特旨召见，亲加考间，果然是品学俱优的人才，御赐蟒袍，放到江西文风最盛的庐陵去当卸县，颇有政绩。 　　汤斌在江苏没有一天不想到的一件大事，就是各地的灾情；这年——康熙二十四年，淮安、扬州、徐州府所属二十多州县，自五月到八月中，飘风露雨，接踵而至；此处古称天下的泽国，黄河、淮河、洪泽湖、高邮湖一齐涨大水，同时山洪暴发，水连天，天连水，一片汪洋，百姓几乎无路可逃。伤心惨目，汤斌还是第一次看到，站在城头上淌着眼泪，竟像傻了似地。 　　回到驻节的一条小渔船上，汤斌吩咐连夜回苏州。天黑灯昏，风骤雨急，秋天竟如严冬，汤斌冻得瑟瑟发抖，风湿病大作，痛得腰都直不起来，船家看不过，说找个避风的地方油一夜，明天一早再走，汤斌不肯，非要加紧赶回苏州不可。 　　一回巡抚衙门，连湿衣服都顾不得换，立即找了藩司章钦文、按察使丁永誉、苏松督粮道来商议放赈。 　　“如今第一大事是办米。今年湖广、江西大熟，米价甚低，我们派人买米来办平粜。”他问章钦文：“你看哪里有公款可以动用？” 　　“公款是有，但未经奏准，不能动用。” 　　“转眼严冬，等奏准了再去采办，米运到已经是明年的事，灾民早已不能活命。”汤斌又说：“反正办平粜是本钱可以收回的；到时候归垫，有何不可？这件事，我完全负责，将来上头有处分，我一个人承担。” 　　“为救百姓，没有让大人一个人担处分的道理。”章钦文说，“我拨五万银子出来，请大人指派采办人员。” 　　“你们公举！肯实心办事，清廉能干的才合格。” 　　即席推定松江府海防同知李经政、苏州府海防同知刘三杰，委任为采办委员；米款亦议定在前任巡抚疏浚茆河，特开捐例，溢收的款项内，动支五万两，随后平粜归垫。 　　于是连夜办公文，下委札、扫点起程；汤斌派了一名戈什哈通藩司，说李、刘三人动身以前，他要找他们谈一次话。李经政、刘三杰便约齐了一起去禀见。 　　“你们是司道公举的，操守才干，我都相信得过。”汤斌问道：“你们是一起采办，还是一个到湖广，一个到江西？” 　　“卑职两个已经商量过了，两个人一起办事，一则，遇事有个商量；再则彼此监督，务必仰体大人嘉惠灾黎的仁心，每一文钱的米。都到得了灾民嘴里。” 　　“有此存心，我听了很高兴。不过灾情紧急，你们要多多辛苦。还有，买米怎么买法，你们想过没有？” 　　李经政和刘三杰相顾愕然，拿钱买米，还有个买法，怎么买？李经政想了想答道：“湖广、江西两省的公文，已经办好了。到了那里自然是先投文，请两省帮忙，召集米商议价。” 　　“不是，不是！”汤斌摇着手说：“这一来就慢了。饱汉不知饿汉饥，讨价还价，大费工夫；说不定还有不法恶吏，从中操纵把持。所以投文可以，不必期望那两省帮忙。” 　　听这一说，果然有些道理；看来买米确是有个买法，刘三杰便看一看李经政，老实说道：“我看请汤大人指示吧！” 　　“对！”李经政对汤斌说：“请大人示下。” 　　汤斌点点头，屈着手指，从容说道：“第一，你们一到先打听市价；第二，打听好了，找米商自己打交道，能便宜就便宜，不能便宜照市价买；第三，随买随运；第四，买到一半不要买了，你们等在那里听消息。” 　　“是！” 　　“还有件事，学程、朱讲究不欺的人，不肯做的；只是阳明之学，讲究推求本心，本心可质天日，做也不妨户无端发这么一段议论，所为何来？李、刘二人只好顺着长官的语气，同声称是。 　　“你们到那里要说一半真话。说一半假话。真话是说淮扬灾情之重，百姓之惨；假话是说此地米贵如珠，一斗一金。”汤斌问道：“你们懂我的用意不懂！” 　　说破了怎么不懂？假报行情、迹近欺人无怪乎说学程朱的人不肯做！ 　　因为其中别有妙用，李经政和刘三杰改变了计划，一个到江西，一个到湖北，一面买米，一面照汤斌的指示说“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这一半假话，打动了米商的心，一两银子一斗米，那就何必在本地卖米？到灾区去卖！ 　　于是运河、长江中风帆相望，触目尽是米商；到了淮扬，才知大上其当。有些米商不服气，扳高不售；无奈“货到地头死”，你不卖有人卖，米多得是。汤斌一看这情形，通知章钦文，转告李、刘二人，江苏的米甚多，价钱亦不贵，不必再在产地买米。 　　接到章钦文的通知，李经政与刘三杰哈哈大笑，都觉得精明的商人，也会中了规行矩步的道学先生的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也由此悟出了阳明之学的体与用，如果说汤斌所设的一计是诡道，则王阳明平宸濠，为了先声夺人，让叛逆惊疑迟徊，有所瞻顾起见，假造公文，说起兵多少万，分途围剿宸濠，岂非更不可取？ 　　“持正体第一！”李经政这样对刘三杰说，“欲行诡道时，尽不妨行。只是诡道亦须无碍于善类。” 　　“是啊！”刘三杰深深点头，“其实湖广、江西的米商，闻风而集，钱还是有得赚的，只不是求取暴利而已。” 　　“灾民头上取暴利，于心何忍？汤大人亦绝不会客商人求取暴利；不过话又说回来，能用这样的手段，令人无从求取暴利，这才是为政的上乘功夫。” 　　汤斌就是在这样实实在在，时时刻刻不忘记百姓的施政中，获得了属员的敬仰。平粜的米款，连运费只花了两万六千两银子，很快地归还了公库。当然，光是这些米是不够的；只是先动公款买米的奏疏一上，足以看出灾情紧急，皇帝特派一名侍郎专程到江苏勘查，灾情果然严重，特准动用凤阳、徐州、淮安三府公仓的余粮，及历年的积谷，普施赈济。秋冬水退，灾民重理田园，但河患始终存在，皇帝决心，加紧整顿黄河下游。 　　在汤斌，由于江苏天下膏腴之区，尚有饿殍，内心的感触极深，自奉也更加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国的野蔬供膳，由市上所买的莱，每天必有的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个看似谐谑，而实为尊敬的外号，叫做“豆腐汤”。又拿他的施政予人的感受，编成一句口号，叫做“黄莲、半夏、人参汤”，意思是莅任之初，雷厉风行，百姓这也不便，那也不便，生活好像黄莲般苦；以后苦得好些了，味道像半夏。而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最后才感觉到，这一点点苦味，是“人参汤”的味道？入口为大补之剂。 　　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黄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吹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鸡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鸡！你以为苏州的鸡，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鸡，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交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交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精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精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粗豪疏略的索额图高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深恶痛绝的余国柱，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宠信的，以理学出名的迈赫人物，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点了庶吉士，学得一口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州起事。响应吴三桂。李光地跟他的同年，家住福州，同时国籍省亲的陈梦雷合作投机，做了一次“买卖”。这个计划是如此：一方面陈梦雷在福州投降了耿精忠；一方面由他与李光地联名，用蜡丸呈上密奏，建议大兵进取的方略，密奏中这样说： 　　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为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臣度：仙霞连浙江；彬关连江西；漳、潮连广东，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作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逆转而入汀州，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师，不战自溃。仍忍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 　　这篇奏疏，看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纸上谈兵，而且间关万里，到达御前，亦已归于无用。然而这些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忠贞”。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耿精忠成功，则有陈在，可以为李援引，同作新贵；如果耿精忠失败，则有蜡丸书在，李光地可以为陈梦雷出面说话，说他是假意投降，埋伏在耿精忠那里作内应的。这样，依然得膺上赏。 　　这左右逢源的一计，到头来李光地“如意”，而陈梦雷大倒其楣。毛病是在李光地出卖了患难朋友。 　　蜡丸书归李光地制作，一小块纸片上，写满了蝇头小楷，用蜡丸封固，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家人，出江西北上；走了一年才到京师。蜡丸密奏上达御前，皇帝降谕：“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人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 　　为什么只有李光地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光地根本没有把陈梦雷的名字写上去；照他的想法，如果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就根本不会知道，密疏只是李光地独上，因为这是无法查考的。倘或耿精忠失败，则不但独显忠贞，更为难得；而且那时陈梦雷被捕，攀扯上自己，有口难辩，或许会变得弄巧成拙。这样写了自己打算，决定出卖朋友。 　　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事，是在康熙十三年三月，巡抚刘秉政，事先已经暗通款曲；顾虑的是总督范承漠——他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后裔，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儿子，耿精忠怕他不从，托词请他到王府议事。范承漠坦然应约，一到就被耿精忠的卫士，以白刃相向，胁迫投降，范承漠挺身大骂，誓死不从。他在福建颇有政声，耿精忠怕杀了他会失民心，只好拘禁起来，派了三十二名卫士，轮班看守，同时派刘秉政劝他多次，范承漠始终不降，于是惹恼了耿精忠，一面拘捕范氏家属，一面占据福州，起兵造反，发兵三路，分起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 　　等整个福建落入耿精忠手中，他又分三路出兵北伐，东路取浙东沿海，西路取江西广信、饶州；中路出仙霞岭的浙江金华、衢州等地。 　　朝廷得报，亦分四路出师平乱。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宁海将军贝子喇塔，由浙江人福建，兵到衢州，大破耿精忠手下大将曾养性所部，进围温州。又大破耿精忠的另一大将马九玉所部，乘机收复江山、常山。 　　中路如此，东路则为浙江总督李之芳力阻；西路又为清军所取，耿精忠的部将白显忠乞降。曾养性一看大势已去，亦在温州投降清军。 　　这年十月，康亲王杰书领兵到了福州。三藩之乱，犹有西藩未平，所以令以招降耿精忠，许以免死。耿精忠便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奉旨恢复靖南王爵位，仍驻福州。可是范承漠却为耿精忠事先杀掉了。 　　省城虽已克复，外县还未平服，往泉州一路的清将是个都统，名叫拉哈达，从福州出发以前，奉命寻访李光地；那时的清军，每平一地，就要屠城，在安溪怕误杀了李光地，下令禁止屠城。人城以后。沿路高喊，请李光地出见。结果，李光地到漳州见着了拉哈达，他懂满话，拉哈达几乎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谈得极其投机；为他在杰书那里说了许多好话，专折人奏，升为侍读学士。 　　这时的陈梦雷，虽以耿精忠免死，伪官亦都暂不置问而免于下狱，但内心极其不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李光地身上。两人在省城相见，李光地表示：“你报国之事非一，我要—一人奏。你等我奏闻以后再进京好了。”陈梦雷听了他的话，安心等待；及至京中旨到，只嘉奖李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升官褒奖，陈梦雷才知道蜡丸书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一惊一气，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康熙十六年秋天，陈梦雷与李光地相约一同赴京。哪知李光地人还在福州，突然接到家书，说他的父亲死了。丁忧回籍守制，京里自然去不成了。陈梦雷在家越想越不安，第二年三月里，一个人进京；一打听说是他曾做过耿精忠的“学士”，将来必会查办。陈梦雷想上疏辨白，吏部不肯替他代奏。只好写了禀呈，派家人口福建，照规矩由地方官一层一层转呈。 　　正当他在京师坐卧不安之际，丁忧在籍的李光地却是大为得意，因为他又建立了新的军功。原来有一支李光地称为“山贼”，而实与郑经有联络的部队，由蔡寅率领，自同安北上，进攻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死守危城；设法断了蔡寅的粮道，始得解围。这是李光地第一次所立的军功。 　　第二次的军功，对清军来说，更为可观。当时退守厦门的郑经，遣刘国轩进攻泉州，水陆并进，连战皆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都为刘国轩所占领，断了龙溪以东的江东桥及有名的万安桥，南北隔绝，泉州发发可危。 　　于是，李光地派人向在漳州的拉哈达告急。清军赴援，却逢九龙江江水大涨，无法渡过；又靠李光地以熟于地形及熟习满洲话的两个长处，引导清军，由漳平与安溪之间的深山小道，曲曲抵达前方。李家在安溪是大族，备了牛酒劳军；李光地的叔叔李日(火呈)，又为拉哈达作先锋、打前站，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深为得力。 　　此外，李光地又遣派他的两个弟弟，率领一千乡兵，渡过安溪以北的白鸽岭，自永春引导巡抚吴兴祥的军队南下。两路夹攻，海澄解围，刘国轩在闽南竟存身不住。 　　拉哈达当然要奏报李光地的功劳，朝廷特予优叙，升官翰林学士；李氏一门的亲属子弟，都由康亲王杰书“便宜行事”，给了许多“委札”，做起官来。 　　此时陈梦雷所遣的家人，已经到了福州；但巡抚吴兴祥领兵驻在泉州，所以陈梦雷的父亲，备了一个禀呈，派人到泉州去投递，请求巡抚备咨文到京，为陈梦雷洗刷。李光地知道了这件事，便设法留住了陈家的家人，不让他向吴兴作投呈；做下人的，不明主人家的恩怨，听李光地言词恳切，说一定会为主人设法解救，自是信之不疑，一直在泉州听候消息，三个月过去，毫无动静，而陈梦雷在京师，度日如年，空等了六个月。 　　在这时局势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投降了清军，消息传来冲州，正值中秋，凭轩赏月的吴三桂，一看众叛亲离，连女婿都已背叛，气得大叫一声：“大势去矣！”气噎仆地，一命鸣呼。 　　虽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播，为马宝等人拥立“嗣位”，改元“洪化”，但谁都知道，三藩之乱，至此已不足为患，因而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上奏，要杀耿精忠。 　　皇帝下了一通密谕：“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直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帖。”这是想骗耿精忠进京，他不肯上当。迁延到康熙十九年，皇帝正式下诏，召耿精忠觐见，这下才不能不惴惴就道。 　　耿精忠一到京，他的两个胞弟，早受了朝廷笼络的耿昭忠、耿聚忠，合疏参劾耿精忠，说他“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胁迫以死”；这未免诬控，耿精忠的母亲，不赞成长于谋反，愤郁绝食而死是有的，却不至于被“胁迫以死”。反正此时的耿精忠，已人樊笼，身不由己，受了冤枉亦无法分辨，结果自是一命不保。而从逆的伪官，亦就纷纷被捕下狱；陈梦雷确是做过耿精忠的官，所以被判死刑。 　　其中有一个就是徐乾学，他跟李光地最不和，原因甚多，首先是门户不同，徐乾学是明珠一党，而李光地独为索额图所看重；其次是轻视，看不起李光地的假道学；还有一点，就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得宠。当然，也可能有些抱不平的“正义感”。 　　为了陈梦雷，徐乾学不知是抱不平，还是有意跟李光地为难，要他上奏为陈梦雷辩白。 　　“我已经面奏皇上了。”李光地这样答复他。 　　“谁曾见来？”徐乾学根率直地说。 　　李光地实在不曾面奏过，所以对徐乾学这样不客气的话，只得忍气吞声，不作辩解。 　　“你们是同乡，又是共患难的。其中的原委，亦只有你才明白，你不替他上奏，难道看着陈则震死！”徐乾学说——则震是陈梦雷的号。 　　“我不是不肯上奏，只因为无济于事。” 　　“你不管它有济、无济，只要上一个奏折，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恐怕叙到当日之事，前言不符后语，为徐乾学抓住把柄，所以这样答道：“我拟奏稿，恐怕不能尽心，你替我代拟一个。” 　　徐乾学答应了。拟好一看，大致无碍，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一字不易，照缮呈上。 　　荣枯之间，相对映照有如天堂、地狱的，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个却是金马玉堂，平步青云——李光地到京，已授职为内阁学士。庶吉士散馆，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已是令人艳羡的事，因为清秘之职，升迁特快；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他授职即请假，待在家里升官，七年工夫，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却以军功超擢，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声誉却不甚高明，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已经江谒老师同年，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火呈)到福州探听虚实，以定行止的情形，说得凿凿有据。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在他的同年中，已经无人不知。 　　结果，陈梦雷免死，改为充军奉天，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同时，他有心排挤陈梦雷，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陈梦雷虽得活命，一口怨气仍难咽下，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绝交书》，其中有段话说： 　　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万山之中，地接上游，举族北奔，非有关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征檄之来，顾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贪冒之见，轻身杖策，其心殆不可问。 　　这是因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还到已经沦陷的福州去过。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则耿精忠在福州起事，闽南还安然无恙，大可出江西北上。洁身自保，而起初请他叔父到福州探听消息；继于端午节前，亲入虎穴，此一行有何理由，目的何在？陈梦雷所指的“其心殆不可问”，真诚诛心之论。 　　这篇《绝交书》由于徐乾学的协助，广为传播，使得李光地的“卖友”之名，喧传入口。这一来，他在京里，立足不住，不能不“避风头”；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奉母回籍为名，请假回到福建。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又进京，当了翰林院掌院学士。 　　这是个异常清高尊贵的职司，向来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辈，不足以领袖群伦。李光地的资望、人品、学问，都谈不到此；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特别是徐乾学，处处与他作对。如今因为郭琇同为同年，他来探望的用意，一则是拉拢交情；再则是看不惯徐乾学和高士奇的行径，有意揭发，希望郭琇能够以御史的身分，上奏严劾。 　　“‘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这两句话，我也听见过。”郭琇问道：“我就不明白，高淡人有何神通？能这样子得皇上的信任！” 　　“这话说来就长了。要从他的出身谈起——。” 　　淡人是高士奇的别号，一字江村。他跟陆陇其同乡，籍隶浙江平湖，但又自称杭州人。 　　他的出身不高，而志向甚高，在康熙初年，自己挑了一担行李，到京城里去找机会。天子脚下，万人如海，要找机会，真如大海捞针；兼以“长安居，大不易”，结果流落在报国寺，卖字糊口。 　　有个人叫祖泽深，是明朝的总兵，大渡河之役，投降了清太宗的祖大寿的儿子，偶然逛报国寺，看高士奇写得一笔好字；不由得想起一件事——索额图门下一个得势有权的家人，要用一个读书人，替他料理文字，顺便教他的儿子读书。有点骨气的读书人，岂肯做奴仆的门客？所以祖泽深虽“受人之托”，却一直不能“忠人之事”，这时看到高士奇这般憔悴沦落，认为不妨试探一下。 　　高士奇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做这个西席也可以；而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也许就此得能搭上了线，青云直上，因而欣然许诺。 　　索额图不好亲近文士，与明珠门下，大异其趣。因此，有一天要写封要紧的信，竟一时无人可找；高士奇的东主，索额图的奴才，便把他荐了上去。这一下便升了级，成为索额图的门客，相府里上上下下都称他“高相公”。 　　“高相公”善于做低服小，机巧灵活；索额图便把他举荐到御前，做南书房翰林，成了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 　　皇帝虽然崇信理学，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学，但文采方面，不过尔尔；却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谈起来，程度深浅相似，趣味亦相仿佛，所以十分投机，加上他那一笔好字，着实可爱，便颇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个“小”字诀，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问到什么，他一定能够回答——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为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末》，是东抄西袭，杂凑成书的东西，一本叫做《天禄识余》，是因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为外间所难寓目的秘笈，想卖弄炫耀一番，结果弄得笑话百出，前人已经发明考证过的，他自以为独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钱请人做了几本书，都是关于《左传》的，因而他便以专治《左传》，自鸣得意。深于世故的，不过暗中冷笑；年少气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这样的人，就免不了要说话了。 　　朱彝尊自己史馆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复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职；当时鸿博四布衣，李因笃不受职而归，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归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时，不兔遭忌。以后朱彝尊奉旨人值南书房，与高士奇成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显得好，不行的愈显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 　　朱彝尊当然也看不起他，做了两首“咏史”的七绝，作为讽刺： 　　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 　　第一首借韩信的特受知遇，比作高士奇的得宠，倒还没有什么。第二首把他比作北齐的祖珽，便使得高士奇恨之切骨了，因为史家评祖珽：“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 　　史传说祖珽“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与高士奇颇为相像；最贴切的是，祖珽有本著作，叫做《修文殿御览》，是由一本名为“遍略”的书，剽窃而来，与高士奇的托人著书，约略相似，巧不可言。 　　尽管有人说：以祖、高相提并论，对祖珽来说是委屈的。而高士奇依然切齿于朱彝尊，据李光地告诉郭琇，高士奇曾经跟他说：“像这样的人，岂独不可接近天子，连翰林都做不得！” 　　李光地如此回答他：“像这样的人不能做翰林，还有什么人可做？朱彝尊还算是老成人。” 　　高士奇一听这话，大为生气，将一只手炉扔在地上，大声说道：“什么老成人！还说他老成？我断不饶他。” 　　于是，不久便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参劾朱彝尊的案子发生。 　　这当然也要怪他自己失于检点。朱彝尊那时正在写一部叫做《瀛洲道古录》的书，因为四方所进的秘籍甚多，在他的那部书中，需要引证其中的资料，所以私自带了一个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在内廷抄录那些秘籍。牛钮受了高士奇的指使，参劾他泄漏机密，交部议处，降官一级，高士奇总算出了一口气。 　　另一件使高士奇难堪的事，是索额图对他的态度。索额图的性格，本就出名的粗暴；又以为高士奇是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对他更不客气。一二品大臣与高士奇称兄道弟，甚至递门生帖子的不知多少；而索额图依旧当他门下厮养，见了面，让高士奇跪着说话，从不给他一个座位。索家的家人，亦仍用旧时的称呼，叫他“高相公！” 　　这就是平时无事的情形，如果高士奇做了什么令索额图不满的事，索额图会把他喊了来，在院子里罚跪，不管有没有人在，拍桌大骂，一点不留余地，因此，高士奇亦颇忘旧思，打算着推倒索额图。 　　由此一念，他便改换了方向，本来与明珠落落寡合，一下子变得很接近。索额图与明珠是势不两立的政敌，看高士奇倒向对方，背叛自己，怒不可遏，派人把他找了来问话。 　　时方盛暑，索额图光着上半身坐在竹榻上，高士奇刚刚磕头请安，还来不及说话，索额国已经发作，这一顿骂，声震屋瓦，厚及高士奇的父母妻子。而被骂的人不敢回嘴，唯有连连磕头。 　　“有个姓曹的总兵，竟因此引疾而归—一。” 　　“这——，”郭琇诧异，打断李光地的说话：“何故？” 　　“曹总兵进京述职，正在拜访索相，适逢其会地目睹其事。他心里在想：高士奇这等不堪的情状，落入自己眼中，事后一定会迁怒于人，不如躲避，免得受他陷害，所以引疾而归。” 　　“原来如此。”郭琇问道：“照此说来，高江村已成了明珠一党了？” 　　“不然。”李光地答道，“高谈人已经自成一党，不过与明珠相互为呼应接引而已。” 　　郭琇微吃一惊：“如此不学无术的小人，居然亦自成一党？” 　　“不学有之，说他无术，”李光地摇着头说，“华野，你小觑了此人。” 　　“喔，有党必有党羽，是些什么人？” 　　“第一死党是王鸿绪——。” 　　李光地把高士奇的一党，王鸿绪和他的胞兄、与汤斌同为博学弘词出身的王瑞龄，以及浙江“海宁陈家”的陈元龙叔侄等人的底细，和盘托出。郭琇都仔细记着，打算找机会先拿高士奇开刀。 　　存了这个心思，郭琇便要多打听一下，“我还要请教，”他问，“高淡人是用什么法子敛财？” 　　“这就要靠他那班党羽，四处招摇，将高淡人说得在皇上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哄吓诈骗，无所不至。”李光地停了一下，又问：“华野，‘平安钱’这个名目，你听见过没有？” 　　“听见过，那不是明相定下的规矩吗？” 　　“高淡人、徐健庵无不如此；都是巨门如市，馈遗不绝。此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官不能不割一块心头肉，买得‘平安’二字。” 　　“照这样看起来，潜庵先生在江苏，只怕难保其位了！” 　　“着！”李光地大点其头：“潜庵先生的文章道德，并时无两；只是结怨亦甚深，想来你总有所闻。” 　　“不就是为了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银子，没有理他吗？” 　　“这是其一，还多得很。最近苏州有人来，谈起一件新闻：潜庵先生做得极正当，然而又结怨了小人——。” 　　李光地所谈的“新闻”，是关于明珠的一个家人的。明珠驭下甚严而恩威并用，他的办法是，广置田产，交家奴分管，每年赏赐极厚，足可以过中人以上的生活；同时严禁干预外事，由个名为“主家长”的总管，综理家政，管辖奴仆。“主家长”办事的地方，形如公堂；如果奴仆有不法情事，可以“立毙杖下”，即令被逐，亦没有人敢收留录用，因为都怕明珠的势力。 　　只是明相国家的豪奴，在京是这样，出京又不同了；每到一处都为地方官奉为上宾。这一次到了苏州，知道汤斌不好惹而销声匿迹，不敢招摇，但仍有许多人上门拜访，想套交情，走门路。汤斌知道了这回事，颇为不满。 　　他在想，下令禁止，不会有效，反倒替此人长了身价，越显得他有多重要似地。不如找了他来，“以礼相待”，提醒大家，要尊重自己的身分。 　　于是他派了一个戈什哈去看那名豪仆，话说得很客气：“汤大人有请！” 　　听是巡抚请，不足为奇；听是汤巡抚请，这面子非同小可，那人受宠若惊，赶紧诺诺连声，跟着戈什哈到了巡抚衙门。 　　一到才知不妙，汤斌大开辕门等着。 　　这是很显然的，汤巡抚就算看主人的面，特加优遇，也不至大开辕门欢迎。因此心里嘀嘀咕咕，十分不安；而且外官权重，巡抚衙门的气派，跟相府又自不同，亲兵站队，威风凛凛，越发惴惴然，以为有什么劣迹在汤巡抚手里，此刻要拿他开刀。 　　哪知到了汤斌面前，他是这样发话：“我与你家主人同朝为官，你到了我这里，看你主人的情面，当然要接待你。” 　　“是！多谢汤大人。” 　　“门房呢？”汤斌问说。 　　“小人在！”门房闪出来向上叩头。 　　“这是明相国的家人，你不妨做主人，带他去好好款待。” 　　这样的款待，免了也罢。明珠的豪仆又羞又气，还不能不叩谢汤巡抚的思典；心里却恨得不得了，以为汤斌有意羞辱他；回京以后，向明珠哭诉，加校添叶，说得汤斌是借此羞厚明珠。 　　“是了！”郭琇听完这段故事，这样对李光地说：“我会请汤公在意。他圣眷正隆，谅此辈亦无奈其何！” 　　等李光地一告辞，郭琇思前想后，总觉得不尽言责，如骨鲠在喉，因而当夜就提笔拟奏稿： 　　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尝纤毫假手于人，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鹤紧等，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书，试约略陈之。 　　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连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二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里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皋、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囗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等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面指示：“自宋朝以来，黄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黄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现在又说要一百多万。 　　这其中自然有内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萨穆哈是受人指使，说的不是实话。 　　萨穆哈跟明珠一样，在撤藩一事上，立过大功；当吴三桂试探朝廷，故意奏请撤藩，皇帝将计就计，准如所请，派萨穆哈以户部员外的身分，到贵州办理撤藩所需的舟车粮袜。 　　一到贵阳，吴三桂已经决意谋反。贵州提督李本深与吴三桂是一党，代他致书贵州巡抚曹申吉，相约一同起事；不想这封密函，为云贵总督甘文焜所截住，打开来一看，密谋尽露，甘文焜便告诉萨穆哈，叫他回京告变。 　　走到跟湖南交界的镇远地方，吴三桂已经起兵，镇远守将得到他的檄文，拒绝供给萨穆哈的驿马。于是他私自找了一匹马，悄悄往东走；到了湖南辰州，才算跟驿站联络上，十一昼夜赶到京城，在兵部衙门下了马，人已累得无法支持，只抱住柱子喘大气，几乎昏厥。 　　就因为这一番告变的汗马功劳，三年工夫他由员外升到侍郎；当然，这也由于明珠的提携。因此，这一次他奉派到江苏会同汤斌勘问民情回京；到宫门递折请安以后，随即先去见明珠。 　　这天下极大的春雪，明珠正约僚友在后园玩赏，其中自然有余国柱。明珠跟萨穆哈会面谈话，少不得也有他在座。 　　“‘豆腐汤’怎么说？”明珠问。 　　“他说：应该疏溶海口。” 　　“为什么呢？”明珠讶然，“靳紫坦的法子是一劳求逸之计，很不错啊！” 　　“就因为屯田的缘故。”萨穆哈说：“凡是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他都不赞成。这是老汤亲口跟我说的。” 　　明珠和余国柱面面相觑，有片刻默然——明珠支持靳辅，并不是因为靳辅的计划，让他佩服；而是靳辅的计划，在他们大有油水可捞。 　　首先是筑堤束水，动用的公款将达五百万，先拨一半亦须两百五十万，“部费”先扣两成，就有五十万。 　　其次，河堤两旁涸出的土地放领，明珠准备派出专人去办，其中的“浮收”，大有可观。现在由于汤斌支持于成龙，大好构想，将成画饼。 　　“你看，怎么办？” 　　“自然不能说实话。”余国柱便教了萨穆哈一套话，让他面奏皇帝。 　　“光是这样也不行，于振甲那里也得下一番工夫。” 　　“这也容易。不必跟他商量，反正他就要回去；相爷就把他的工款多报些好了——这是对不出来的事。” 　　明珠想了想，点头同意他的办法。 　　“倒是‘豆腐汤’！有他在江苏，什么事都不能办。而且还得防其他省分学他的样！” 　　这句话把明珠说动心了，光是汤斌不肯送红包，还不要紧；大家都学他的样，不卖京里的帐，那是件令人无法容忍的事。 　　但是，“他圣眷正隆，动他不了，又如之奈何？”明珠又说，“我找徐健庵来商量商量看，也许他有妙计，亦未可知。”、就这当儿，一肚子坏主意的余国柱，想到了“绝妙”的一着棋，兴奋得失去常度，乱摇着手，急促地说：“慢来，慢来，还不到用得着徐健庵的时候。” 　　“怎么？”明珠一看他这神态，便猜到他心里，“你定有奇计？” 　　“虽非奇计，至少也是上策。我看不如——。” 　　他低低地与明珠耳语了一番，才说得两句，就听明珠抚掌称善：“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妙！妙！” 　　于是两个人促膝密谈，直到算无遗策，方始罢手。第二天上朝，等皇帝御门听政已毕，单独召见明珠，面议最机密的国政时，他找个空隙说道：“皇太子今年十三岁，以前朝的成例，应出阁讲学，伏乞皇上将简高才硕德的醇儒，以为辅导，天下幸甚。” 　　皇太子名叫允礻乃，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是仁孝皇后所出；生下允礻乃几个时辰，因难产而崩。皇帝伉俪情深，所以不久就将这嫡出的皇二子立为东宫，皇太子生得相貌英武，颖悟非凡，深得皇帝钟爱；此时听得明珠的陈奏，觉得确是宗社大计，不可轻忽，便连连点头，表示嘉许。 　　“论学问，徐乾学自是好的，但品德不甚好，你觉得他怎么样？” 　　徐乾学曾教过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书，明珠当然不能说他不好，但亦绝不能说他好，否则所谋就不成功，因而不置可否，直接拿另一个人来比较。 　　“若论学问优良，品德醇美，徐乾学自然不及汤斌。” 　　“你这是公论。”皇帝坠入明珠的谷中而不自知，“正跟我的意思一样。” 　　“奴才忝窃相位，荐贤有职。皇上如以为汤斌可以，何不内召大用？” 　　“嗯。”皇帝答道，“我想用他为礼部尚书，管理詹事府。你拟一道旨意来看。” 　　“是！” 　　“还有于成龙。”皇帝又说：“海口暂时停开，等看今年的水势再说。于成龙在安徽的政绩很不坏，我想升做直隶巡抚。” 　　这一下，下河的治理，完全可以听信靳辅的主张，在明珠当然求之不得，便恭恭敬敬地答了句：“皇上圣明。” 　　于是先后发布了两道上谕，擢升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另外一道关于汤斌的是这么说： 　　谕吏部：江苏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风示有位。特授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这道上谕一发，徐乾学首先就觉得诧异，同时也觉得很不安。高士奇肚子里的货色，他不怕；看见李光地，已视为劲敌；于今再来一个汤斌，真正招架不住，相形见细了。 　　因此，他去谒见明珠。恰好又有余国柱在座，三个人谈起这件事，明珠都推在皇帝身上，说是他自己挑中的，并没有什么人保荐。 　　徐乾学也是有名的老奸巨猾，听明珠的口风，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汤斌能够调离江苏，他家子弟在昆山又可以遇事出头，恢复以前的势力，这自是一件好事；但调到京里来，于己大为不利，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教他失去圣眷；今后不妨从这上面着手，想他一条借刀杀人之计。 　　心里把主意打定了，表面却不动声色，反说上许多汤斌真道学令人可敬的话；同时又隐隐讽刺了李光地一顿。就这样把话题阐扯了开去，一点痕迹都不露。 　　上谕到苏州是三月二十，开头就说：“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简恪之臣，统领官僚，专资赞导”，接着便提出汤斌的名字——读到这里，心头一懔，立刻便觉得双肩沉重得无法负荷。 　　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汤大人高升”，没有人不替他高兴；但不是高升为总督，而是到京里去当尚书，苏州人真个“如丧考妣”，又痛又急，双泪交流；整个苏州城像沸了的油锅，街谈巷议，都在谈汤斌调升的事。 　　汤斌走了，哪里再有这样一位好官？刚刚过了两年好日子，若是调个像余国柱那样的人来，如何得了？当初金圣叹哭庙，说是抗逆朝廷；如今要把朝廷特简的好官，留在苏州，这总不犯法吧！于是乡绅们纷纷集会，商量如何“攀辕”？ 　　“皇帝真正是好皇帝，只要晓得百姓舍不得汤大人，一定会俯顺民意，收回成命。就怕下情无从上达；能达到御前，时机也已经晚了。”第一个人说。 　　“这是三吴百姓，祸福所关的大事。朝廷派来的官，刮地皮的，我们不能撵他，那是以下犯上；遇到好的，总也要让我们说句话。”第二个人说，“如今是非常之变，应有非常之举，才能感格天心，震动朝廷。” 　　“这话说得不错。”第三个人附和，“留是一定留得住的，只怕我们决心不够。” 　　“怎么样表示决心？”第四个人说，“汤大人在潼关、在江西，老百姓也是不放他，结果只好夜里溜掉。所以要表示决心，先要表示给汤大人看，让他老人家心里有数，江苏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放他走，也许他自己就会上折请求留任。” 　　“这话对！”有个小伙子跳起来说：“我们罢市！” 　　“罢市？这——”老年持重的，不以为然，“这不太好吧！” 　　“不是好不好，要问对不对？”那个小伙子又说，“只有这样子才留得住汤大人。在我，汤大人如果真的走了，我的生意也不想做了，罢市的意思在此。” 　　这个道理说不通，但大家都觉得事出非常，应有激烈的反应，这一点无论如何不错。罢市就罢市，为了汤斌，少做两天生意也无所谓。 　　汤斌听得这消息，大为不安，特地邀约士绅到巡抚衙门劝导。无奈这不是三数乡绅可以改变得了大家的意志的；因而一方面舌敝唇焦，苦劝放行；一方面声泪俱下，苦苦挽留。 　　除了静悄悄罢市三天以后，苏州百姓又聚集辕门，号哭挽留；同时在通衢要道，设下几匦，预备筹集路资，派人上京叩阍，要求汤斌留任。看看事态严重，汤斌不能不出告示了。 　　含泪和墨，杨斌在无限激动中，写下这样一张告示： 　　本都院抚吴三载，一饮一食，无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钱谷、簿书鞅掌，昼夜拮据，未尝暇逸，心虽无窃，力实有限。 　　今蒙圣恩优擢，辅导东宫，职任重大，本当闻命就道，因钦件部案，限满当结；稍稍料理，即星夜北上。尔百姓念本都院爱民有心；本都院救民无术。罢市挽留数日，聚集院署，哀号之声，至不忍闻。 　　本都院与尔百姓，一体相关，实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尔等士废读书、农废耒耜、商度贸易？本都院为之寝食不安。本都院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颇真，入朝之后，或至尊顾问；或因事敷陈；或九卿会议，当尽力凿凿言之。 　　念况圣主眷财赋重地，以简公忠清惠，才德兼全大臣，十倍于本都院者，来抚兹土。尔百姓何用多虑？ 　　本都院平日告诫尔百姓之言，历历俱在；即朔望率尔百姓，叩拜龙亭，讲解乡约，亦欲使尔育姓知君臣大义，朝廷恩德；自今以后，领尔百姓，孝亲敬长，教子训孙，忠信勤俭，公平谦让。事要忍耐，勿得安兴词讼；心要慈和，勿得轻起斗争。勿赌博、勿淫佚、勿听邪诞师王之说复兴淫祠。早完国课，共享天和，此本都院倦倦望于尔百姓者。 　　本都院身在京华，此心丸当往来于此地。本都院见尔百姓，如此情状，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尽；又不忍遽然而去；但君命不敢留，辅导东宫之任，亦不敢辞。惟尔士归书舍，农归田畴，商归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无复纷纷扰乱可也！ 　　最后两句话，情见乎词，几乎懊恼得不耐烦！于是有那比较理智的，认为这样坚留不放，有害汤斌。因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如果迁延不克，小则误了程限，有罚薪之类的处分；大则会引起朝廷的误会，以为汤斌有意恋栈，故意发动百姓，搞出这套花样。而且也有知道朝中妒忌汤斌的甚多；如果趁此机会，暗进谗言，那就真的“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因此，汤斌才得略略安心，昼夜赶办有期限的案件，将钱粮簿册，弄得清清楚楚，连同钦颁关防，王命旗牌，委派苏州府的同知，以及当初送关防来的那个抚标中军的武官李虎，专程送到总督王新命那里，接着束装起程。 　　行李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是一部苏州官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装了八个书箱，因此要征八匹骡子来负载。而汤斌已经非常不安，说为了他自己的行李，累及地方。 　　临行之日，苏州百姓，塞道遮留，号哭不止。古往今来，从江淹的《别赋》到说不尽的恨别的诗篇，何曾道得尽此一别的哀痛悲伤，万般难舍？汤斌倒还可以支持，在轿子里的汤夫人却哭得双目尽肿，恨不得下轿说一声：“我留在这里不走了！” 　　就在汤斌离任的第二天，士绅集议，那一笔自设在通行大道的钱匦中，随缘乐助而得的，预备派人上京叩阍作旅费用的款子，如今用不着了，却又无从去退还原主，该当如何处置？ 　　“替汤大人造一座生祠！”有人这样大声说。 　　此议一出群情响应，于是在胥门外临运河的行要之区，觅得一方空地；地主听说是要建造汤公祠，自愿捐献，不收地价。见贤思齐，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土木作，亦自愿亏本承建；木商和砖瓦行亦纷纷半卖半捐，提供建材。汤斌尚未到京，他的生祠，已经动工在兴建了。 　　“今年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者，策杖来观施工，问同行的一个少年说：“六十年前丙寅是哪一年？” 　　那少年扳着手指算了一会答道：“六十年前的丙寅，应该是前明熹宗天启六年。” 　　“不错。那年也替人建过一座生祠，正好六十年，巧得很！” 　　“有这回事？我倒不知道。” 　　“你年纪轻，自然不知道，”老者拈须沉吟，六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抚今追昔，感慨无限，“那年苏州城里也出了大事，只是事情完全不同；魏忠贤毒遍天下，东林君子，惨死狱中，东厂番子矫诏到苏州来捉吏部主事周顺昌，引起公愤，百姓不期而集的，总在一万人以上，杀了几名番子——。” 　　“喔，”那少年抢着说道：“这一说我明白了，虎邱的‘五人之墓’，就是为了这一案，被捕殉难的。我还记得那五义民的名字是：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 　　“一点不错！”老者欣然，“足见公道自在人心，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那‘五人之墓’，原来就是一座生祠，是魏忠贤的生祠，题名叫做‘普惠’，是巡抚毛一鹭拍魏忠贤的马屁，搞出来的花样，祠当中供一座魏忠贤的像，用沉香木所雕，眼目口鼻手足，都是活动的；肚子里塞满金银珠宝；头上还开一个洞，可以插四时香花。讲究得很。” 　　少年大笑，“讲究是讲究，也很滑稽。”他笑停了又问：“以后呢？” 　　“以后，”老者答道，“天启六年九月建的普惠祠，第二年八月，熹宗驾崩，客、魏垮台，普惠祠当然拆掉，原址就作为五义民的墓地。奸邪得势于一时，败起来快得很！五人之墓，至今香火不绝；如今的汤公祠，在汤公生前，是祷祝他长生的生词，将来殁而为神，自然照样享受香火，俎豆千秋，永世不休。一个人不要争一时，要争千秋，汤公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