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 　　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遥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鸿章，都是主战的，言路自然更为激昂，甚至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谈洋务也好、谈海防也好，恭王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所以对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这样到了三月初，李鸿章丁忧，不奉夺情之诏，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在越南有了举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与备战双管齐下，但不等曾纪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要求，法军先已将河内交还越南，前后一共占领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见得法国居心叵测，推测缘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进一步又有修约的要求，而修约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刘永福，向中国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战的议论，又复甚嚣尘上，而朝廷的举指，也是朝不惜决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调动西南疆臣，曾国荃复起，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年纪大，鸦片烟瘾亦大，被免了职，调阴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时不准李鸿章回籍服三年之丧，只准假百日后，仍回天津驻扎，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清流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买枪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日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都可膺眩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洞，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交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眩再看下去，不觉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鲜内乱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听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备战议和，只能顾到一面，两面为敌，力所不逮，同时他亦不相信刘永福能有什么大作为，徒然拖累官军，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对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缓了下来。 　　其时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决定了暗中支持刘永福牵制法军的策略。这个策略可进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相当困难，是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见机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鸿章会谈，表示先不谈对越南的宗主权与保护权，不妨仅商边界与通商。 　　李鸿章是一向不反对通商的，边界分划亦不妨慢慢谈判，所以很快地跟宝海达成了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圻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的主权，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方面，毫无异议，法国方面的态度却颇为暧昧，据说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不但推翻了成议，而且就象中国当年崇厚使俄辱国那样，将宝海撤任，作为惩罚。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剑拔弩张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书，到天津访昭李鸿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镇南关部署防务。这时，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请命中国，假以名号。这是成王称霸之业，刘永福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龋”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鸿藻，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进驻河内省所属的怀德府，而法军在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之下，已连陷河阳、广安、宁平等省，进逼黑旗军，形成短兵相接之势。 　　刘永福此时真是豪气如虹，不等法军有所动作，先下战书，约期十日以后开战。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军果然展开攻击，在怀德府的纸桥地方，与法军遭遇，刘永福一马当先，麾军猛击，阵斩李威利，法军退入河内，凭城固守。唐景崧替刘永福以越南三宣总督的名义，写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远近响应，抗法的义师有二十余万人之多，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义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纳了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张，下了一道上谕：“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 　　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这时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已通，“六百里”密谕，片刻即达。李鸿章回籍葬亲，假满北上，正路过上海，住在天后宫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上海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阵亡，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 　　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 　　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 　　这层看法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恭王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本人多病，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刚过五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李鸿章的出处，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佩纶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 　　“李鸿章回直隶，张树声回两广，我看都可以。不过，曾国荃呢？”慈禧太后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慈禧太后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曾国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给他找个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曾国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鸿章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太后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有点不信，“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宝鋆也是赞成李鸿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北洋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第一个先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 　　“既如此说，让李鸿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宝鋆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李鸿章到京。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李鸿章。”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宝海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上海与李鸿章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同时李鸿章又接到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所以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纪泽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都有电报打回来，曾主强硬对付，唐则报告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纪泽终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曾纪泽：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亦是同样办理。曾纪泽大为愤懑，同时观察法国军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李鸿章，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李鸿章以严峻的态度刘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李鸿章不敢隐瞒，据情转达京师。从对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终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没有责备，是比责备更有力的行动，指派醇王参与筹划法越事宜。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军机处阅看有关法越事宜的电报奏折。在上海的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局势将有极大的转变，倘不知趣，说不定又会有朝旨，派他到两广督师。因此，一面拒绝接见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调派一只专轮，升火待发。 　　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轮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关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战两途，同时进行。李鸿章仍旧回任直督，因为他服制未满，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样。张树声回任粤督，而曾国荃则照恭王的原议，内召陛见，听候简用。 　　这时特利古在上海发表了很强硬的谈话，预备带领法国兵舰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谕寄交李鸿章，如果法使北来，即由李鸿章在天津跟他会议，特别告诫：“坚持定见，勿为所惑。” 　　尽管是着着备战的情势，但已往几个月，聚讼纷纭，游移不决，耽误了进取的时机，而法国政府内部，却已取得了政策上协调，猛着先鞭，迎头赶上。水师提督孤拔，抵达海防，立即与陆军指挥官布意，拟订了一个急进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 　　这时候正好越南政局，发生变化，“嗣德皇帝”阮福时病殁无子，大臣拥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称号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这一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顺化。第二天，布意的陆军，亦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攻击。刘永福所部因为河决被淹，退保丹阳。于是孤拔的舰队，封锁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二十七条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法国派驻越南的“东京理事官”转任为公使的弗罗芒，贴出告示，说越南全境尽属法国，驱逐黑旗军出境。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国政府却还识不破中国的底蕴，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抚的办法，由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照会曾纪泽，声明对越南全境土地，无所损害，“并愿保存中国按照旧例，体面攸关的礼貌。”意思是可以承认中国对越南仍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事实上越南亦仍不愿舍弃中国，就在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还曾致书两广总督张树声，请准许由海道入贡。 　　在另一方面，法国下定决心要扫荡黑旗军，在丹凤地方激战三昼夜，刘永福虽然勉强守住了阵脚，但伤亡极重。不多几天，终于支持不住，与越南的统督军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退到山西。刘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军心涣散，近乎解体，亏得唐景崧极力劝解，而中国所发的饷银，亦适时由云南解到，才能稳定下来。 　　和战到了最后关头，大局不算决裂，曾纪泽在巴黎，李鸿章在天津，分别展开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战，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军务部署，派彭玉麟带领得力旧部，招募营勇，迅速前往广东，与张树声妥筹布置。南北洋及长江防务，责成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保荐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悉心规划，妥慎办理”。此外，以洋枪有“准头”而颇为自负的吴大澂，在吉林练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拨，亦责成吴大澂亲自统率，由海船直航天津，听候调遣。 　　军机上日夜会议，筹划如何增兵添饷？但是谈得多，做得少，因为恭王始终不主张兴兵决裂。同时李鸿章奉到诏旨询问战守机宜，究竟有无把握？亦率直上陈，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这一下，备战的各项事务，便又停顿了下来。言路大哗，刘恩溥上折参劾李鸿章，贻误大局，请另简贤员，筹办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较激烈的人，甚至要严参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奏指责军机全班，说“枢臣皆疾老疲累”。这虽是笼统而言，但亦可以分开来论。恭王与景廉多病，宝鋆年纪太大，李鸿藻清癯如鹤，当个瘦字，翁同和虽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军机以外，毓庆宫教皇帝念书，每日必到，本职工部尚书，琐碎事务极多，还兼领着管理国子监的差使，同时他是极讲边幅的人，凡有应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连逛琉璃厂浏览古董字画的工夫都没有了。为此，吴峋建议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另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军机，换句话说，就是撤换全班军机。这个主张，相当大胆，恭王认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决意退让贤路。”他在军机处说，“让我家老七来挑一挑这副担子也好。” 　　“六爷，”宝鋆接口问道，“真是这么打算？” 　　“不这么怎样着？还真的赖着不走，非得人来撵？” 　　“好！我追随。” 　　宝鋆这样表示，大家自然也都声明，决心与恭王同进退。当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谁也没有真的辞出军机的打算。 　　这是料准了慈禧太后一定会挽留，但是却没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机会有一番相当严峻的告诫。她毫不掩饰她的失望，责备恭王游移寡断，始终不肯实心实力去筹饷调兵，最后是责望他跟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得极力振作。 　　恭王也实在无力振作，只诉说了许多难处，认为越南君臣不争气，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连祸结，将来是如何了局？又说大家将刘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别加强了语气说的一句话是：“洋人兵器甚精，决非其敌。” 　　“不是他的敌手，莫非就不该讲边防了？”慈禧太后说：“现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象胜败都可以不大关心，若是在越南打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这又该怎么说？” 　　“臣岂不知能打胜仗，大张天威是好事？不过，实在没有把握。臣还听人说：刘永福在越南，跟法国在讲和。果然有这样的事，就更不可恃了。” 　　“你是听谁说的？” 　　是听李鸿章说的。李鸿章这话，跟好些人说过，已经证明他是为了急于议和，故意散布的谣言。恭王一时口滑，直奏御前，却不便在诘问之下，进一步以谣言为事实，只好这样答道：“现在外面谣言甚多，也当不得真。” 　　“对了，谣言当不得真。别人听信谣言犹可说，军机也听谣言，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问道：“我如今要句实实在在的话，岑毓英、唐炯、徐延旭，到底怎么样？” 　　“岑毓英是能办事的。唐炯，臣以前回奏过。徐延旭，”他指一指李鸿藻说：“大家都说他还不错。” 　　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出于李鸿藻的力保，而听恭王的语气，似乎不以为然。因而李鸿藻不得不说话了，“徐延旭很能带兵。”他说，“军机已接到他的信，不日自龙州出关，驻扎谅山，亲自调度。合粤桂滇三省之力，必可力固边防。”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的声音很有力，“岑毓英、张树声都能打仗，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既然能带兵，广东的倪文蔚也不错，两总督三巡抚合在一起，还有刘永福。而且越南虽说跟法国订了约，还是心向中国。照这情形看，应该能打胜仗，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她明白，只是顾全恭王的体面，有意不说。能打胜仗而至今没有头绪，只为恭王与李鸿章“内外相维”，一意向“和”的路子上走，调兵遣将，举棋不定，慢慢都落在法国后面了。 　　恭王当然也听出言外的责备之意，但是，他所了解的情形，与慈禧太后所知道的不同。 　　徐延旭既老且病，信任他的一个患难之交，分发广西的道员赵沃，而淮军出身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倚赵沃为护符，与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臭味相投，每日在营里拥着年轻貌美的越南“妹崽”，饮酒作乐，因而北圻的民怨甚深，民心并不可恃。总之，照恭王看来，这个仗是不能打的，一打开来，难得收常不过，慈禧太后已为许多慷慨激昂的清议所打动，一时难以挽回她的心意，更不能激怒了她，只有委曲将顺，等“嚣张”的主战论，略略消减，方能全力推动和议。 　　在这样的打算之下，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只好装作不解，依然是敷衍的话头。话题由战备谈到交涉，慈禧太后便问到总理衙门，是不是也该添一两个年轻力强、精明能干的人，帮着应付法国的公使和巴黎来的电报？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慈禧太后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佩纶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玉帛”的宗旨，与张佩纶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佩纶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蒙降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慈禧太后自然照准。 　　就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的那一天，接到电报，顺化的局势又有了变化，越南接位不多日子的“合和皇帝”阮福升象慈安太后那样，忽然暴死。死因不明，有的说阮福升不堪法国的压迫，愤而自裁，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弑主。看样子以后一说比较可信，因为嗣位的“建福皇帝”阮福昊，名为前皇阮福时的继子，其实是辅政阮说的亲子，而阮说是主战派。 　　这自然对中国有利，而对中国有利，就对法国不利。从顺化条约订立以后，法国就逼迫越南政府催促黄佐炎撤兵，同时表示，如果越南政府能撤除黑旗军，法国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阳、南定三城交还。因此，刘永福的处境很难。不过，唐景崧已正式奉到朝旨：“设法激励刘永福，不可因越南议和，稍形退阻”，而且悬下赏格：刘永福“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同时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所以唐景崧力劝刘永福固守，黑旗军中的第一员勇将黄守忠，亦表示宁死不退。法军假越南以迫刘永福的计谋，归于无用。 　　当时如此，于今主战派势力抬头，刘永福和黄佐炎自然更不会退出北圻。于是法国在越南的统帅孤拔，展开新的攻势，攻破兴安省，捉住巡抚，解到河内枪决，分兵进窥刘永福在山西的防区。 　　军情紧急，刘永福向云南告急，并无回音。再向广西催饷，亦无结果。饷银就是朝廷所赏的十万两，指定由广西藩库垫发，徐延旭妒嫉刘永福和唐景崧的优旨褒奖，硬是不肯垫发，甚至连军火接济都停止了。这一来不但刘永福进关募勇的计划落空，连向广东“十三行”所买的四百杆洋枪，价款九千两银子都付不出，惹得商人大吵大闹，最后迫不得已，只有出一张“领结”，备一角公文，请商人自己到广西藩库去“领价”。 　　黑旗军还在愁兵愁饷，法国陆军的斥堠，却已迫近山西，幸好唐景崧奉旨所管带的四营滇军，到了三营。都是疲瘦短小的新兵，十个人分不到一枝洋枪，就有枪也不会用。不过，总算有了三营人。唐景崧跟刘永福商议，借他的旗帜号衣，将这三营新兵，全部换装易帜，列坐在城墙外面。法国的先头部队，遥遥望见，心惮黑旗军，不敢轻举妄动。唐景崧的这出变相“空城计”，总算有了效验。 　　不过也只延宕了不多工夫。三天以后，法军大举进犯，水陆动用了十二条军舰，四十艘民船，陆路有三千陆军，后勤支援有五百车弹药及够一个月用的粮秣，浩浩荡荡，直薄山西。 　　调兵防守是由刘永福亲自主持，陆路前敌由黄守忠扼守。山西城四门，亦都布置了重兵，刘永福自己驻外城，唐景崧则驻内城，看守老营。至于黄佐炎的部队，一共有两千人，刘永福指定驻扎南门外的一个村落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一无指示。 　　不但如此，刘永福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越南兵进城。 　　这是因为刘永福接到密报，说越南的山西总督阮廷润私通法国，所以作此防范的措施。 　　唐景崧不大相信，但黑旗军大多这样说法，也只好将信将疑了。 　　部署既定，刘永福召集诸将训话，定下杀敌立功的赏格，然后与唐景崧巡视防务，主要的是北面红河边上的一条堤。堤高齐城，上设铁炮，最大的不过八百斤重，要用它来轰击法国军舰，简直是笑话！然而唐景崧怕动摇军心，不敢说破。 　　法军水陆两途，都自东北进击。黑旗军迎头挡了一阵，打了个小小的胜仗，杀了七个法国兵，割下脑袋，进城报捷。那知紧接着报来一个坏消息，河堤失守，黑旗军已退入城内。 　　刘永福急急下令闭城，并用令箭调黄守忠的部队，包抄法军后路。等军心稍定，查问河堤失守的原因，才知道法军炮弹，恰好打入河堤上的铁炮炮口，轰然一声，炮口炸裂，堤下清军闻声大骇，仓皇四散，牵动了黑旗军的阵脚，以致不守。 　　刘永福气得说不出话，唐景崧心里自然很难过，召集部下三营官密议，预备夺回河堤。 　　于是招募死士，定下赏格，首先登堤的，保升守备，请赏花翎。到了四更时分，发动突袭，无奈这天刚好是十一月十五，月明如昼，须眉可见，堤上的法军，得以展开有效的防守，三进三见，死了六七十个人，仍旧不能得手，只好退入城内。 　　转眼天明。刘永福下令尽撤全城入城，准备固守。那知城门一开，信奉天主教，亲近法国的越南“教民”，趁机混进城来，良莠莫辨，而且身为客军，无从阻止。刘永福的禁令，无形中废除，果不其然，第二天法军攻城，彼此轰击了一天，到傍晚时分，越南军民里应外合，改着白衣，作了投降法军的准备。 　　大势已去，黑旗军只好撤出山西，往南败退。仓皇中不知唐景崧人在何处？刘永福痛不欲生，悬赏二万两银子，募人入城救唐景崧。应募的一共六个人，无功而返。其实唐景崧已经逃出山西，与刘永福相遇于兴化，两个人抱头痛哭，商量着整顿溃卒，反攻山西。 　　这一仗辎重尽失，第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补充子弹。派人到北宁请领军械，及朝廷所赏的十万两银子。结果广西提督黄桂兰，只拨了不足一战之用的两万发子弹，赏银分文全无。 　　亏得时逢冬令，红河水泄，法国军舰航行困难，未能南下，战事算是暂时停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