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书的父母都是华侨，他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岁那年，他出于对祖国历史的热爱，回到中国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6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但没有多久，便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不免受到冲击。他受不了那种人格的伤害，被迫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职业，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72年去了香港。
刚到香港，他一无所有，还要养活妻子和女儿，只能靠打短二维持生计。干的是苦力活不说，还经常找不到活做。有一次，正当他失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的经济能力无法再抚养一个孩子，只好找医生给妻子做人工流产。可是，他连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四处奔走找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才凑齐那笔款子。日后，他回忆起那段生活说：“那真是残酷的人生。”
陈玉书人生的转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他又失业了，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这个坏消息，早上，他仍假装去上班，实际上是出去寻找工作。他在外面转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也没找到工作。他不敢回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走到维多利亚公园门口，因为无处可去，想到里面坐下来歇一会儿。他看见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在荡秋千，那秋千总也荡不起来，便走上前去帮助推了一把。那位妇女从秋千架上下来后便跟他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没有工作，很同情他的遭遇。
这个妇女的丈夫是印尼驻香港领事馆的高级官员，他给陈玉书谋取了一个给印尼华商办理签证充当中介入的机会，一下就让他赚了5万港元。在70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陈玉书生活不愁了。他想，坐吃山空当然是不行的，应该趁着有点本钱，做点生意。他办了一个“香港繁荣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大陆产品的转口贸易。虽然规模尚小，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做生意的。而且他又能吃苦，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陈玉书并不满足，他决定大胆开辟台湾市场。他与别人合伙购进了一大批台湾产的涤纶布，准备将这批货销往大陆。如果成功，一定能赚一大笔钱，公司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结台湾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脚，结果他花40万元买来的竟是一堆卖不掉的积压商品。这次上当几乎使他倾家荡产，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商海是多么凶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陈玉书做生意就很小心，没有再上过骗子的当。
经此打击，陈玉书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一面反省自己，收缩营业规模，稳住公司；另一方面积极收集信息，以图重整旗鼓。
1979年，大陆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港台商人纷纷进入大陆市场发展业务。陈玉书也来到北京，经过一番考察，他决定经销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蓝产品。他第一批购进了价值5万港元的货，运回香港后，很快便销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订购了30万港元货，同样很快就卖光。以后，他又多次订货，每次都是数十万元。这样，他就成为香港较大的景泰蓝经销商了。
然而，到80年代初，因为全球性经济衰退，香港市场对景泰蓝的需求量减少。陈玉书订的货比较多，一时难以售出，形成积压，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他日思夜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就在其他商人纷纷收缩业务、抛售存货的时候，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一连开了4家新店，在报纸、电视上大做广告。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场赌博，他把大部分销售收入都押上去了。
同时，陈玉书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景泰蓝产品花色品种单一，功能只限于观赏，已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改革产品是当务之急。为此，他频繁地往来于北京与香港之间，把世界最新的流行趋向通报给生产厂家，并指导工人制作。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景泰蓝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繁荣”公司销售量不但没有下降，相反还逐年增加。
1982年，陈玉书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由于世界经济持续萧条，北京工艺品公司积压了价值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景泰蓝产品，急于清仓处理。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港商谁也不敢图这个便宜。陈玉书却独具慧眼，看好这个机会。他认为，景泰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世界经济不景气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一旦经济回升，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就会增加，景泰蓝还会成为抢手货。他想，若买下这批货，就等于拥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种最多的景泰蓝库存。思考再三后，他决定，订下这批货！
按照他当时的经济力量，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唯一的办法只有向银行借贷。而银行家们都不傻，他们知道景泰蓝行业不景气，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陈玉书跑了许多家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同意贷款，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陈玉书咬了咬牙，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将所有的家产抵押出去，这才凑足了所需货款。他知道，如果这笔买卖失败，他又将身无分文。
货运到香港，他理所当然地打出“景泰蓝大王”的金字招牌，号称“数量最多，品种最全”。但同行都在暗中窃笑：看他怎么抛掉这个大包袱！陈玉书心里也悬着，他外表装得坦然，心里却像火烧一样。现在他是负债经营，每拖一天，贷款的利息就增加一分。
这时，忽然一个好消息传来：新加坡准备举办中国景泰蓝展览。得到这个消息后，陈玉书心花怒放，他立即带着所有的样品赶赴新加坡。展览会一开幕，参观订货的人就源源不断。这次机会，扫清了陈玉书登上“景泰蓝大王”宝座的一切障碍，他的公司营业额顿时扩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经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了。他的公司营业额占了香港景泰蓝市场的一半以上。
陈玉书从实际经营中认识到，景泰蓝产品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朝“实用化、日用化”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其销售旺势。他组织北京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成功地研制了脱胎景泰蓝。它制作简便，成本低，可以制作台灯、壁挂等日用装饰品。他还亲自设计了景泰蓝手表、景泰蓝钢笔、景泰蓝打火机等各种日用品，这些新产品一上市，大批订货单雪片般地飞来。他销售的景泰蓝产品不仅畅销东南亚，还打入了欧美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开辟，陈玉书在商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景泰蓝大王”，又雄心勃勃地向地产业、娱乐业迈出了步伐，并在这些领域也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1982年到1984年，大批港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纷纷外迁，导致地产大跌，尤其是豪华住宅，几乎无人问津。
陈玉书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地产永远是向上涨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暂时现象。尤其在香港更是这样。现在人心浮动，房地产价格已经落到最低点，此时买进是不会错的。果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市面稳定了，房地产价格就像坐上直升飞机，直线回升，狂涨不已。陈玉书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赶快抛出。陈玉书说：“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我对香港充满信心，香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会因变化而阻碍发展。”他不愿做房地产投机商。现在，他在地产上的投资已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他的地产越多，信誉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担任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咨委、香港钟表业第7届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玉书事业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光要远，项目要大。眼光远，就是善于分析形势，不为眼前的困难所迷惑；项目大，是指项目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发迹在于三个机会：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艺品公司清仓的机会；二是几经努力申请到了贷款；三是通过新加坡景泰蓝展览会打响了牌子。他将三个阶段比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他笑着说：“香港许多富豪，都是这样依靠大的战役起家的。”
陈玉书做生意赚了钱，但他忘不了，他是依靠北京工艺品生产厂家，依靠祖国的传统工艺而致富的，他对祖国的感情并未因“文革”期间的遭遇而减淡。他与北京手表厂共同投资50万美元组建景泰蓝钟表公司，生产各种景泰蓝工艺手表和挂钟；与北京首饰公司合作生产各种景泰蓝首饰。他还在深圳、珠海等地投资兴建酒店、卡拉OK厅以及高级住宅。他不仅对香港充满了信心，对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信心十足。
他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应将有限的生命用来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近年来，他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80万港元，向宋庆龄基金会捐款30万港元。加上其它的捐助，他总共向大陆同胞捐献了1600万港元。他的义举，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评，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孙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