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那你就叫汤萼吧！”
老中医说：“‘萼’就是梅花的蒂，希望你经得起摔打，受得住苦寒，就像梅花那样，总在寒冬腊月绽放，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铮铮风骨来……”
好像冥冥中真的有种力量要验证老中医的预言，小汤萼亦即后来的汤蒂因在人生道路上果然屡经风雪，她也果然如寒梅一般，经风霜而不凋。
她所遭遇的第一场风雪，是由父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带来的。她和哥哥汤锡蒙，本是同胞兄妹，又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两人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尤其表现在读书受教育上。哥哥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且砸锅卖铁也要送他上大学。对汤萼却不同了，父亲常说一个女孩家，读再多的书，都是别人家的，因此只要能认几个字，会记几笔流水账已经足够了。
在小学认认真真读了6年，转眼毕业了，汤萼在全班考了第二名。她拿着比哥哥优异的成绩单，兴冲冲地送给父母看，并准备提出考务本女中。谁知父母对她的好成绩均不屑一顾，而且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给她泼来一盆凉水：“女小囡还读啥中学？家里有多少事等着你！”就在哥哥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的时候，她被母亲叫上了阁楼，开始学习做针线活儿、管事务。对这些毫无兴趣的她，这时就满腹心酸地想：同是父母所生，为什么我和哥哥不能得到平等待遇？难道生为女人，天生就没有受教育和闯天下的权利？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
汤萼丝毫没有因为被困在小阁楼上而甘向命运屈服。父亲是报贩出身，他对买书买报诸如买《儿童世界》、《小朋友》和《小说月报》这样一类杂志，从来就不吝啬。这为小小年纪就被困在家里的汤萼，打开了一扇无形的窗口，并促使她从心底渐渐萌动了这样的念头：“‘五·四’运动的狂飙早已过去，大人们拖在脑后的辫子也早已剪掉……但是反封建的浪潮汹涌过一阵后又似乎平复了，我依然生活在浓重的封建气氛中。我虽然是一只小小的蓬雀，但有一对翅膀，望着辽阔的长空，我多么想飞啊！”
几个月过去，想飞的汤萼，终于透过她家那扇小阁楼的窗口，看见了一块可供自己飞翔的蓝天。
这天的上海《新闻报》刚刚送到，汤萼照样像往常那样抢着打开报纸，寻找每天必读的《啼笑姻缘》连载。但这次连载小说还未看完，另一行文字却鬼使神差地跳入了她的眼帘。这是广告栏里的一则由“益新教育用品社”刊出的招收女店员的广告，广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益新教育用品社需要招收女店员5名，条件必须是初中毕业。
逐字逐句地看完这则广告，汤萼心潮起伏，想入非非：“啊，小学生能考吗？我早就想‘飞’了，现在有了‘飞’的机会，绝不能轻易放弃！”而此时此刻，报纸上每天连载的曾让她着迷的《啼笑姻缘》，却早已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轻轻一闪念，几乎决定着一生命运的机遇，就在这时被汤萼紧紧抓住了。她当即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地址，以十分虔诚的心情，给益新教育用品社写了一封恳切的信，信中希望能给她一次哪怕是试一试的机会。
回信很快来了，同意她去应考！考试结果，汤萼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了，刚满14岁的汤萼，第一次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汤萼就被分配在金笔柜台，她当时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一分配，竟然让她从此和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她所能想到的，只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溜儿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几十种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金笔的性能、特点和价格，以便迅速、准确地找到顾客所需要的商品。
3个月后，汤萼在柜台上已能应付自如，她不仅对柜台里的金笔价格和性能烂熟于心，而且能视顾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们满意的建议，让每个顾客都高高兴兴地来，又高高兴兴地走。这样她和顾客便渐渐地熟了，与他们慢慢地交上朋友。窄些热心的顾客到店里来，有时什么也不买，仅仅是为了来看她一眼。店里回头客的增多，使金笔的销量急剧上升，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并开始对她另眼相看。
当时中国的金笔制造业，还是门十分年轻幼稚的工业，就连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上海，也只有10多年的生产历史。因此陈列在柜台上的国产金笔，只有先后问世的关勒铭、金星和华旱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品种，而且工艺和式样都无法同舶来品相比。
汤萼一来到益新教育用品社，就听行家们介绍说，中国的金笔制造业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的疯狂排斥。最早垄断国内市场的是日本货，这些几乎是随同“九·一八”践踏我国东三省的日本皮靴一道拥进来的金笔，因价格低廉，每支只售二三角，远远低于国产的成本，所以很快占领了我国的市场。紧接着，美国的“康克今”、“华脱门”、“爱弗释”、“犀飞利”和“派克”等老牌金笔又蜂拥而至，铺天盖地地雄踞于上海十里洋场。此时上海各大文具商店、书店，特别是著名的“永安百货”、“先施百货”、“新新百货”等大公司，往往只经销一种或两种以上的进口金笔，国产金笔却被拒之于柜台之外。
有这样一件事情，让汤等在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创立以后闻名全国的金星金笔厂的老板周子柏，为了让自己的金星金笔打入永安这样的大公司，不惜采用一条苦肉计。他先是派人不断拥到永安公司柜台上去询问“有没有金星笔？”然后再托人向永安公司的金笔柜长、进货部长送礼说情，请求他们试销。如此好一番周折，永安公司才终于答应采取“寄售”方式销销看，但要等到货卖出后才算成交。如果一个星期内无人问津，货物全部退回。周子柏把货送进永安公司后，每天派厂里和家里的人装扮成专买金星笔的顾客，一支一支地把寄售的笔再买回来，造成金星笔大有销路的假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总算在“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打开了一线销路。
汤萼是个有心的人，她把有关金笔制造和销售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暗暗牢记在心头，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一个小小的新店员，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感兴趣。一段时间下来，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对陈列在眼前的各种金笔有种莫名其妙的留恋。她喜欢看见这些金笔一支支地通过自己的双手卖出去，也乐于为老板及时总结销售规律，提出一些诸如该进什么货，该向哪些学校和团体联系批发业务等建设性的意见。
只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汤萼就摸索出一条经验：她认为所有顾客都不外乎3种类型，每种类型都能做到让他们满意。她说：“第一种是目标明确的，需要买什么，我们就拿出什么。第二种是想买，但举棋不定，这就要我们做参谋，帮助拿定主意。如对方要买金笔，我总是重点推荐‘关勒铭’、‘金星’、‘新民’等国货，讲它们的优点。说到美国货，质量是不错。但价钱贵旧本货价虽廉，但质量不好；中国货价廉物美，我们中国人还是用中国货好……第三种人是潜在的顾客，他们完全无目的，仅是逛逛、看看而已，这种人我们照样要不厌其烦，服务周到，因为今天不是买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说不定明天就是我们的买主。”
当时日本军队已兵临上海城下，上海市民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纷纷奋起抵制日本货。汤萼如此热心地推销国货，而且服务又如此周到，很快便深得顾客的欢迎。她总结出的接待顾客的经验和她不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使她更是深得老板的青睐。久而久之，汤萼成为店里的顶梁柱。她先是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接着又被升为权力更大的进货部主任。
就在汤萼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她决没有想到，她生命中的第二次风霜又降临了！
原来，益新教育用品社的老板如此重用汤萼，除了确实欣赏她的才干，还想把她一步步地引进自己的卧室，做他的小老婆！老板的这个意图被汤等发现并断然拒绝了。从此，每天坐在老板对面办公成了一件令她尴尬的事，而且老板并没有彻底死心，仍想继续说服她。在这种情况下，汤萼悄悄下定了离开益新教育用品社的决心，而且，她决定要自己当老板！
19岁那年，汤萼彻底离开了益新，自己开办了一家“现代物品社”，并再一次将自己的名字改了，更名为汤蒂因。
但她没有料到的是，益新的老板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那个念头——现在，他要想尽办法，挤垮她的现代物品社，让她走投无路，再回到“益新”去！
“益新”的老板使用了一个极为巧妙的手法：前断客户，后断货源。他向全国各地的用户发出通知，声明：“上海最近有一家文具批发店，大发广告，招摇撞骗，请勿轻信；如有吃亏上当，责任自负，与本店无关。”另外，“行大欺客，客大欺行”，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比起益新教育用品社来，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益新”的老板以此为优势，通知各厂商，如果和现代物品社往来，就不要再和“益新”做生意。
这办法果然灵验。“益新”的老板不愧是生意场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一下子就找到了进攻的最佳策略。客户不明真相，惟恐吃亏上当，自然不去冒险和现代物品社做买卖；规模较小的厂商，慑于“益新”的威胁，不敢得罪“益新”，批货就没有原来痛快了，有的干脆表示歉意，不批发货给现代物品社了。
没有客户，没有货源，汤蒂因这个白手起家的女老板，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到了狠命的一击。
当她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后，马上就明白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她先打出了第一拳——攻破销售关。她连夜草拟了一份通知，字斟句酌，仔细修改，力图清晰明了，第二天便复印了若干份，寄往全国各地的客户手中。她在通知中说明，现代物品社货真价实，信誉可靠，愿与各地客户增进联系，互利互惠。汤蒂因知道通知仅限于此，还不足以招徕客户，赢得客户的信任。所以，她根据在“益新”工作时了解的情况，对那些信用可靠的客户，给予优惠，即放账或邮购的方式，用户收到通知，只需寄来一张订货单，等收到货、验过质量之后再付款。
汤蒂因这一大胆的举措很快收到了效果。那些被允许放账的客户，当然是喜不自禁：可以先验货后付款，这便对他们有了许多保证。货好，他便付款；货不好，他可以拒收拒付款，无论如何不会有损失。而那些一时还不能被确认放账的用户，看到现代物品社有这样的胆量和气魄，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通知发出去没有多久，她便收到了很多要货单。“生意做成一半了，”她翻动着面前的订单，高兴地对母亲说．“‘益新’的老板断不了我的客户了。”
她现在开始打出第二拳——攻破进货关。她仔细分析了厂家和商店不愿意批货给她的原因，大多是出于不愿“丢了西瓜拣芝麻”：“益新”要货量大，厂商赚头也大，他们当然不能得罪了大客户而去满足赚头小的小客户。益新已经有话在先，他们不想砸了自己的生意，也在情理之中。
这样一分析，汤蒂因就知道了从何下手，那些中小厂商不是慑于“益新”的威胁而不敢批货吗？那么我就找那些规模比“益新”大的厂商，他们是不会听凭“益新”摆布的。她很快将集中起来的订货单一一分类，到上海滩有名的“合记”、“合众”、“育新”、“鼎新”等文具店去批发进货。这些文具店果然是有生意就做，对“益新”的通知毫无顾忌。
一时间，现代物品社生意兴隆。汤蒂因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清晨，清理打扫铺面后，她就马上去拆开邮寄来的一份份订单，铅笔多少，钢笔多少，橡皮多少，簿本多少……她都仔细数清，一一分门别类做好统计；然后和哥哥汤锡蒙登车去文具店或厂家将这些货物全部批齐；哥哥在前蹬车，她就坐后面简易的车厢里仔细看护货物，不让它们有半点损伤。连续3年，这件事他们从来没有延误过，即使刮风下雨或是当天的要货量很少，他们也没有停止去做这件事。汤蒂因常说生意人的信誉比黄金还珍贵，如果你今天不守信誉，明天就会被客户抛弃。回到店里，他们再打包、装箱、核对邮寄的地址，再由哥哥载到邮电局去办理邮寄手续。寄出的每一件货物，汤蒂因都不会忘记在里面附上一封简短的致谢信和新的货物详表。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它究竟给客户的心里带去多少熨帖，有生意的蒸蒸日上为证。
汤蒂因边做生意边学习，只不过这种学习不仅在书本方面，更多的是积累成功的经验和开发自己的智慧。她知道，要使现代物品社蒸蒸日上、不断发展，成为大文具店，必须不断地增加投入，扩大业务，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她没有雄厚的资金做背景，怎么办呢？平时的留心学习给她指了一条路——扩股合资。经过多次洽谈，她筹集了5000元作为物品社的启动、周转资金，由独资改为合伙，成倍地增加了实力。小小的现代物品社一时间空前兴隆。
1936年春，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经过3年的苦心经营，职工从6人增加到14人，铺面也由南市迁到繁华的福建中路。正当她雄心勃勃，全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时，“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了。日寇的战火毁灭了汤蒂因的家。不久，沦陷区范围越来越大，现代物品社对外的批发业务被迫停顿，放在外面的账款，也都因为收不回来而吃了倒账，仅这项损失就占去物品社一半的资金！而门市的营业额连维持开支都不够。汤蒂因陷入了困境。1938年6月，汤蒂因带了2个店员，乘船离开上海，经香港，再经越南来到了昆明。在友人的帮助下，她在昆明开了间“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社”。但是情况并不如意，她的店铺开张了一个星期，除了门市零售了一点货物外，竟无人问津。汤蒂因知道，这是昆明同业商店的统一行动，他们不愿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抢生意，他们要让她走开。汤蒂因并没畏缩，她决定立足昆明，向外发展。她将价目单大批印刷后，寄发到邻近的四川、贵州等地以及云南的各县，争取做外省外县的批发生意，没有多长时间，她就从外省外县陆续收到许多订货单，局面终于打开了。
生意好起来之后，货栈的存货越来越少，而且随着战事扩大，上海昆明的交通命脉——滇越铁路，也将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因此汤蒂因想尽快回上海组织货源，抢运进昆明。这时，她从上海得到消息：上海工业已无出路，纷纷准备“迁川”。汤蒂因敏捷地意识到，上海市面萧条，工厂销路呆滞，正是低价批进的好时机。她便回到上海，反复和几位合伙的老板商量，最后决定用全部资金的2/3购进一批货物，发往昆明。
1940年，命运又露出了狰狞的一面。她相交多年、曾多次给予她帮助的好友毕子桂在昆明病逝，这使她悲痛欲绝，后来她开办金笔厂，取名“绿宝”，就是为了纪念毕子桂。祸不单行，她托运的150多箱文具，因中转地——海防被日寇占领，全部被日军没收。现代物品社的股东们纷纷撤股，汤蒂因只好将现代物品社改为“现代教育用品社”，由她独资经营。
此时的汤蒂因手中已无多少资金了，她无可选择，只好从原始积累做起，跑起了单帮。她和哥哥从上海出发，经杭州、金华、鹰潭、衡阳，由贵州人川，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她把货物出售后，将货款托钱庄套汇到上海，然后兄妹俩踏上了充满艰苦和危险的归途。然而，当汤蒂因去提款时却发现，她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钱，由于储备票“二作一”的规定，只能得到这笔货款的一半。
汤蒂因苦心经营的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时值乱世，她又没有什么资金，最后只能决定开个门市部苦渡难关。对当时的汤蒂因来说，就是开个门市部也不容易。母亲为她掏出了私房钱，她又费尽心机另外筹集了部分货款，这样，现代教育用品社门市部才勉强开张。汤蒂因总算又站稳了脚跟，但她的门市部利润薄，营业额也很有限，难以大展宏图。
她发现，当时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都流行在胸前别支金笔。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汤蒂因决定自己生产一种别具特色的金笔，取名为“绿宝”，因为绿色是亡友毕子桂深爱的，也是她自己偏爱的颜色。她委托一家叫“吉士”的自来水笔厂生产“绿宝”，并开始大做广告，“绿宝”很快就打开了销路。
到1946年底，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一日数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之风大盛，“绿宝”竟也成了囤积对象，货物很快就卖光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绿宝”的承制商故意刁难，使汤蒂因成了没有货源的干老板。汤蒂因一面维持现代教育用品社的门市营业，一面筹集资金，自己开办了绿宝金笔厂。
汤蒂因深知广告的作用，她以自己的满腔真诚，请出了从不做广告的越剧皇后袁雪芬，为“绿宝”做了电台广告。“绿宝”销路大增。汤蒂因的事业在悄悄发展着。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所有黄金、白银、银元都被中央银行“限价”收购。几个月后，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却搜刮了人民的大量财富转运台湾。汤蒂因生产金笔所需的黄金、白银无从补进，工厂很快就周转失灵，一份份的退单像雪片一样地飞来。汤蒂因15年的奋斗顿时搁浅，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
解放后，汤蒂因的工厂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她本人也在许多革命者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她的工厂是上海第二家接受国营公司收购的金笔厂。1951年，上海国营日用品公司采购供应站进一步明确了同绿宝金笔厂的合同。规定向绿宝金笔厂收购80％的产品，其余的允许其自销。这虽然一时对绿宝的利润有影响，但在帮助它极大地打开销路的同时，又推动了它的扩大再生产，真正做到了产销两旺。1950年开始，国家向绿宝金笔厂供应生产所需的黄金和白银，又在她生产资金周转失灵的情况下，提供了贷款扶持，“绿宝”不断发展壮大，产品销路大开，几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营业额和利润都达到了建厂以来的最高峰。
1953年，绿宝金笔厂同天鹅金笔厂、博文金笔厂合并，成为“上海绿宝金笔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北京成立了绿宝金笔厂分厂。1953年10月，绿宝金笔厂北京分厂与国营兴业投资公司合营，从而成为北京第一个公私合营工厂。1954年，绿宝金笔总厂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厂，一年后，绿宝金笔总厂又与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合并，汤蒂因被任命为这家大厂的私方经理。
这家华孚金笔厂，逐渐发展为誉满中外的英雄金笔厂，它生产的产品，从那时起就覆盖了全国。
1955年，在汤蒂因的倡议和推动下，上海制笔工业全行业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同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她。
汤蒂因多次被选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被人誉为“金笔汤”。
（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