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2月15日，吴舜文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纺织世家。父亲吴镜渊不仅是纺织企业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吴舜文从小就酷爱读书，中学时常爱到父亲所在的中华书局浏览群书。这时，长辈们都认为她会沿著书本的阶梯走下去，将来会成为学者、教授或以玩笔杆子为生的文化人，压根儿没有把她与一个叱咤市场风云的工业巨子联系到一起。
说来叫人不敢相信，吴舜文这个毕业于上海中西女校的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竟然奉“父母之命”嫁给著名企业家严裕棠之子严庆龄。这段婚姻，除了所谓的“孝道”外，还有一个字——缘，因为他们的结合竟取决于严庆龄从德国寄回的一封家书。原来，吴、严两家都是30年代上海的纺织世家，彼此交往甚密，而继承和发展这种亲如手足的家族间的关系，莫过于采取儿女联姻这种最佳方式了。当时，严家还有2个儿子没有结婚，严裕棠希望吴家能在这2个儿子中选一个做女婿。
那年，吴舜文刚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毕业，也到了可以论及婚嫁的年龄。而严家那2个儿子，排行老六的严庆龄比吴舜文大4岁，排行老七的另一个儿子比她大1岁。但是，这2个儿子此刻都远在海外留学，让吴家从何择起呢？严老先生决定带上2个儿子寄来的家书，让吴家看看也好作个比较。
吴镜渊听严裕棠说明来意后，也认为以书择婿的办法可行，因为“言为心声，字如其人”嘛！这位未来的岳丈展开严家两兄弟的来信，发现他们都才华横溢，不过从信的内容可看出两兄弟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老六严庆龄的家书，通篇都是推介一位学成归国的同学，希望父亲能够重用他。而老七的信主要是汇报自己学校生活及收到家中汇款之类的琐事。吴镜渊读罢，主意已定，向亲家严裕棠委婉地宣布了自己的选择：“七贤侄固然不乏守业之才，而这位六贤侄，却是个难得的创业之才！”严老先生一听，已知吴的东床已非自己的六儿子严庆龄莫属了。于是，这段婚姻就这样初步“敲定”了。
吴舜文捧着这封决定自己终身的家信，聆听着老父以书择婿的经过，一时心潮难平。她深知老父的脾气，是万万不可违拗的；也深信老父的眼光，一般是不会看错的。何况这位夫婿乃严府的少俊之才，虽未曾谋面，但早就听说他不仅聪慧俊秀，出国前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而且性情温文尔雅。因此她也就顺从地同意了。
严裕棠将与吴家定亲的情况通知了远在德国的儿子。严庆龄虽经“洋化”，仍恪守孝道，且早闻知吴家千金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也对父命毫无异议。4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他急匆匆赶回上海，满以为能马上与意中人过一段花前月下的日子。哪知到了吴家，想见一见自己的未婚妻，不料却被未来的老岳丈一闷棒给赶了出来：“吴家千金岂是给别人随意看的？”这位固守礼教的老夫子连先交交朋友、相互熟悉再论婚嫁也不允许，提出一定要先订婚，然后才允许他们一起出去玩。因此，又等了一些日子，两家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之时，这两位“有缘千里一书牵”的有情人才见了面。严庆龄发现自己的这位新娘比想象的还要美，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心灵高尚。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依为命，开始了共同奋斗的征程。后来的几十年中，每当严庆龄向人们追述这段奉“父母之命”的婚姻故事时，都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是自由恋爱，可能就碰不到这么好的伴侣了。”
在德国深造期间，严庆龄对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兴盛富强深有感触，坚定了他创建与发展国产汽车工业的决心。回国后，他在父亲所创办的大隆机器厂担任工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吴舜文在结婚4年后，又兴起了读书的念头。她考上了刚刚对女子开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在当时，结了婚再念书的女性甚为少见，吴舜文的奇特行为自然引人注目。而通情达理的严庆龄却大力支持她。吴舜文上学注册时，竟同时收到3份学费，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亲的，还有一份是公公的。严、吴两个老式家庭这种惊人之举，更是在社会上成了一时的佳话。
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吴舜文在30岁时终于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1949年底，当严庆龄为创建台湾的汽车工业赴美考察汽车市场时，吴舜文又随夫前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深造。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她苦钻英语，终于适应了该校全用英文教学的严格规定。她勤学好问，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这就为她日后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早在1948年，吴舜文就与丈夫严庆龄一起踏上了台湾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神奇而未知的世界，但秀丽的景色却掩盖不了台湾经济的落后和工业的萧条。尤其是8年抗战期间日本人的拼命掠夺，使台湾的工业极其落后，甚至连根螺丝钉都得依赖进口。正是为了振兴百废待举的台湾工业，他们夫妇俩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1952年6月，吴舜文与严庆龄双双返台。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新星。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当时由上海迁台的严家纺织厂，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破旧机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经多方奔走洽谈，吴舜文把厂址选定在台北市竹北乡一个叫新竹的地方。这里虽然是穷乡僻壤，但吴舜文却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她决意以2万枚的旧纱锭、200台的旧布机为基础，筹建台湾岛的第一大纺织厂。“第一”者，“元”也！“台元。我们的纺织厂就叫台元！台湾第一大纺织厂嘛！”在研究厂名时，吴舜文脱口而出，站在一旁的严庆龄拍案叫绝。从这个响亮的厂名，足可看出吴舜文的雄心壮志。
“台元”果然一炮打响，不仅产量高居全台纺织业榜首，而且成本低，销路广阔。吴舜文并没被眼前的一片红火所陶醉，她深知岛内市场有限，必须把目光投向海外。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经营策略成了她的主导思想。她果断地投资5万美元从当时纺织业已较发达的日本引进了最新的设备，并安装了多种鉴定质量的仪器，亲自把好质量关。这一远见卓识之举，不仅使台元稳居台湾榜首，而且迅速地打开了澳大利亚、美国、欧洲、非洲、日本、香港等地的市场。1962年，台元纺织厂荣获全台湾棉纺品质量优良第一名金像奖。从1969年起，台元因其产品出口率高达99％以上，而连续15年获“台湾外销绩优最高奖”。到1986年，台元已拥有纱锭21万枚，织机2000台，员工6800人，资本总额高达80多亿新台币。吴舜文梦想成真，台元无可争议地成为台湾第一大纺织厂了。她并未以此止步，而是以“台元”为中心逐渐扩展自己的纺织王国，先后成立了元个纺织公司、台文针织公司、联达实业公司、台兴纺织制线公司、牛仔布厂等，成了名副其实的“纺织女王”。
当吴舜文在台湾纺织业界渐成气候之际，她的夫君严庆龄，这个机械工程博士却在汽车制造业里举步维艰，所幸有吴舜文“台元”作为他发展汽车业的强大经济后盾，财政援助源源不断，台湾的汽车发展史上才有了今天新的一页。
长期以来，台湾的汽车工业是一片空白。以综合精密机械工业为主的汽车工业，在长期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台湾可谓毫无基础，一切必须从头开始。50年代初期，台湾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台币，哪里买得起昂贵的汽车？台湾当局每年限定仅认发50辆的汽车牌照，而按成本计算，汽车生产厂家每年最低限度要超过10万辆，才能维持生产。况且汽车业设备昂贵，技术性强，质量要求高，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100％的自制率，又无法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更谈不上打入国际市场与世界同行竞争了。
在内无大销路，外无竞争力，官方不支持，设备技术缺乏的重重困难面前，严庆龄却执意投身于汽车业，无怪乎“裕隆”建厂之初就有人嘲笑严庆龄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然而，吴舜文却坚信丈夫的决策是正确的，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因此，每当丈夫碰壁归来或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吴舜文就满腔热忱地安慰他，鼓励他。在财政上更是将“台元”的赢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丈夫的裕隆公司的账户上，使严庆龄得以熬过最困难的创业岁月。严庆龄为此常常感叹道：“没有我太太助我一臂之力，裕隆公司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裕隆汽车厂以拆卸美军报废的吉普车开始，经过2年的研究，才于1956年制造出第一辆吉普车。第二年，与美国米汉纳金属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自制引擎，几乎用手工制造出10辆吉普车。接着，与美国威力斯公司合作，才进入了批量生产吉普车的阶段。后来，它又与日本的日产自动车公司合作，于1959年生产出第一辆卡车，1960年生产出第一辆“青鸟牌”小轿车。1962年，它与意大利诺森蒂工业公司签约制造摩托车。就这样，裕隆公司在技术的梯子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到1965年累计生产了1万多辆汽车，使之初具规模。这时，裕隆公司要想使产量达到经济生产单位，必须继续增加投资。而公司多年负债经营，早已亏损累累。不少人劝严庆龄就此罢手，转做房地产。只有吴舜文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继续干下去，她又从台元的赢余中拿出一大笔钱投资于裕隆，才使裕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6年，裕隆汽车公司生产汽车1.6万辆，终于雄踞台湾5家汽车公司之首。到1981年，年产汽车高达5.74万辆，营业额也由当初的3亿多元台币跳到160亿台币。裕隆的业务蒸蒸日上，连美国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都极口称赞它的创办人严庆龄是台湾的福特。裕隆的股票已经上市，行情看好，就在裕隆展翅腾飞之际，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严庆龄不慎跌跤，摔伤了脑部，不得不住进医院。经检查，他患了脑神经萎缩症，维持不了几年。出院后仍长期卧床，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甚至不能出席裕隆高级管理人员的例会。历经坎坷的裕隆，再一次陷入绝境！
这时，吴舜文这位“纺织女王”毅然接过裕隆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重任。业务不熟，就向卧病在床的严庆龄求教，并专门聘请一位日籍专家开课辅导。5年之后，1981年3月21日，缠绵病榻的严庆龄终于与世长辞。悲痛欲绝的吴舜文强忍丧偶之痛，勇敢而镇定地接过严庆龄的棒，正式担任了裕隆企业集团的第二任董事长职务。
一个年近七旬的女人，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能够管理好裕隆这个包括汽车与纺织两大企业的庞大集团吗？社会上不少人心存疑虑。有的人低价抛售手中的裕隆股票，有的人认为吴舜文摘居后无力承担阳明山仰德大道的宅邸，竟问她：“要不要卖掉房子？”更有财经界关键人物在当局筹设大汽车厂时，力劝她这个妇道人家干脆把裕隆让出来。对此，吴舜文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裕隆就像一件古董，不识货的人说，你不懂古董，要它做什么？但我深知它是古董，无论谁要买，我都不会卖！”
吴舜文无暇沉溺于丧夫之痛，68岁的她又意气风发地披挂上阵，展开事业上的辉煌的第二春。
首先，她投资45亿元台币，以加快三义汽车厂第一期工程的进度。2个月后一期工程就正式投产；待全部工程完工，该厂的汽车年产量可达26万辆。
其次，为了尽快推出由台湾人自己独立设计车体的汽车，她又斥巨资20亿台币，在新园创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以开发新型汽车。她广招人才，特邀台湾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34岁的航空工程博士朱信出任中心主任。随后，朱信又从学术界找到两位生力军——33岁的机械学博士林石甫与34岁的土木工程博士张哲伟，为这项开创历史的计划结成坚强的“铁三角”。
在吴舜文苦心经营下，1983年裕隆汽车公司的营业收入达162亿元新台币，名列台湾民营企业的第四位，每月可产1.5万辆速利轿车与旅行车，占台产汽车市场总量的42％。
1986年4月，经过1800多个昼夜的苦战，以朱信为首的“工程中心”全体员工，果然不负吴舜文的殷切期望，终于推出了台湾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小轿车。欣喜若狂的吴舜文挥笔题名为“飞羚”。羚羊飞奔快如闪电，不仅是汽车本身快捷的写照，也是期盼裕隆集团能像飞奔的羚羊一样高速地向前发展。
裕隆飞羚101型轿车上市后，随即掀起一阵旋风。不仅震动了台湾的汽车制造商，也令海外的同行刮目相看。许多新店铺都纷纷以“飞羚”为名，使街头巷尾都散发着中国人的骄傲。
事隔5年，第二代的“飞羚102”问世，并闯入了欧洲市场。1991年，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开发设计的“新尖兵”轿车上市，因车型美观，性能优良，勇夺当年小轿车市场销售之冠。吴舜文在汽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令人瞩目，当之无愧地成了台湾的“汽车皇后”。
自创办“台元”以来，已过去了40个春秋，吴舜文也已年届80。历史进入90年代后，这位“汽车皇后”、“纺织女王”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她已经在5年前把留学美国的儿子严凯泰召回台湾，协助自己支撑裕隆集团的大业。吴舜文的事业后继有人。可以相信，裕隆集团在他们母子俩的卓越经营下，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陈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