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从小就酷爱学习，很想能进学堂念书。父亲因为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所以咬紧牙关，一家人节衣缩食，把卢作孚和哥哥卢志林送进了学堂。小作孚非常高兴，学习也很刻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浑身发烧，四肢无力。家中无钱请医生，母亲只好自己采来草药为儿子治病，哪知药不对症，药汁入口，小作孚竟成了哑巴！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得卢作孚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活的甘苦。哥哥十分心疼这个用眼睛说话的弟弟，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把当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小作孚听。
两年以后，一个明媚的春日，可爱的燕子飞进了卢家来筑窝。小作孚高兴地追着燕子玩耍，一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没想到这一跤竟摔出了奇迹，小作孚居然能开口说话了！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里，在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然而，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只好再一次离开了学校。
第二年，家中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卢作孚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的请求，父亲同意了。15岁的卢作孚只身来到省城，进成都补习学校自修。他以惊人的毅力，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中文版的数学；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他又奋力攻读英语，从此踏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着有《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解题》等。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在广泛阅读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书籍的同时，还精读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国内外重要书刊，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还特别抄下了《建国大纲》中的一段话，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作为座右铭。他认定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年轻的卢作孚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行，在1914年前往上海，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结识了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卢作孚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要使祖国摆脱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掠夺，真正富强起来，只有唤起民众；而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第二年秋天，卢作孚回到家乡，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记者和编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挥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沪州担任教育署长。卢作孚乘机推行他教育救国的思想，创办了通俗教育会，并请挥代英、王德熙等进步人士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受到师生欢迎。1924年，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工作，办夜校、开讲座、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接管成都的是刘湘的部下王缵结，此人认定通俗教育馆是杨森办的事业，所以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卢作孚无可奈何，只得放弃这项工作，回到故乡合川。
这时的卢作孚，已经不是离开家乡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将近20年的风风雨雨，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终于明白了，把自己的事业同军阀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他常常对人说：“纷乱的政治靠不住，靠军人办教育，也无法建立稳固的基础。”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在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会比修建公路、铁路容易收到成效，而投资也相对少一些。
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在合川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可是，支持卢作孚的人，多半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而那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士绅，却都在一边观望。最后还是合川县长带头，才募集到资金8000银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可是一打听，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要3.5万银元！卢作孚急得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但他毕竟是个有见识、有气魄的人，经过冷静的考虑，他大胆地决定，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造福合川，使股东见到实惠；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就着手筹建发电厂，不久，电厂开始发电，合川县点油灯的时代结束了。这项事业的成功，为卢作孚赢得了信誉。
第二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卢作孚募足资金交付了船款，新船经过试航，上溯长江，经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安然抵达重庆。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7月23日，对于民生公司、对于未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以“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为服务宗旨，很受乘客欢迎。公司业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2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但是，卢作孚很快就发现，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兴办实业，依赖军阀固然要不得，可是完全摆脱军阀同样也办不到。你不去找军阀，军阀也要来找你的麻烦！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合川这边还好办，陈书农为了本防区的繁荣兴盛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乐意支持卢作罕；加上卢作孚还不时给陈书农送钱送礼，所以陈书农甚至不惜派军队为民生轮保驾护航。可刘湘那边就麻烦了。刘湘同杨森是死对头，因为卢作军曾担任过杨森的民众教育馆馆长，所以刘湘把卢作孚看成是杨森的爪牙，处处同他为难。
然而，当时的四川军阀中，要算刘湘的势力最大。卢作孚无法回避这个难题。他先是请朋友从中协调，不料刘湘根本不买账，开口就说：“杨森的人靠不住！”卢作孚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去同刘湘谈一次。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说刘湘这人六亲不认，对卢作孚的成见又深，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卢作孚坚定地说：“为了‘民生’的发展，只有这一条路了。”
刘湘当时住在重庆李子坝公馆。卢作孚上门求见，刘湘故意让他在客厅里坐了个把小时的冷板凳，才傲慢地踱出来，久久地打量着卢作孚不做声。卢作孚主动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他庄重地说：“自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出入贵防区，常常因为航道不安全，影响了航运事业的发展。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希望刘军长能鼎力相助，在重庆与合川之间成立峡防局，保护地方上的安宁。”
刘湘轻蔑地说：“为了两只破船，成立峡防局，值得么？”
卢作孚针锋相对地说：“刘军长是四川人，自然了解四川的实情。四川政治闭塞，经济落后，科学文化不发达，都是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要想繁荣家乡，当务之急在于发展交通，而公路、铁路投资太大，一时难以见效，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通，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
刘湘冷冷地说：“我是四川人，所以我要统一四川。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
卢作孚对刘湘的愚昧一时也无可奈何。
后来，卢作孚打听到刘湘不信科学，却信迷信，对算命先生刘从云奉若神明，拜刘从云为“军师”，言听计从。卢作孚灵机一动，决定以毒攻毒。他不惜重金厚礼收买刘从云，请他设法让刘湘转变态度。
当时，刘湘同他的叔父刘文辉为了争夺地盘，矛盾越来越尖锐。刘从云乘机故弄玄虚地说：“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刘的人）’。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湘字是水旁，辉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水盛才能灭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你要多多关心辅助。”
刘湘听得神乎其神，懵懵懂懂地又问：“请军师明示，什么是与水有关的事情呢？”
刘从云好像不在意地说：“比如卢作孚办航运，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
刘湘如梦初醒，马上召请卢作孚、陈书农共商大事，决定合川、巴县、江北、壁山四县实行联防，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然后，又规定了大宗货物如盐、山货、药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统一装运。这些措施，使得民生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盈利也大大增加。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横行霸道，财大气粗，他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沪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狡猾地说：“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
卢作孚同他谈不通，只得再去成都找刘湘。这一回竟得到了个意外的收获。原来，就在几天前，刘湘在自己的公馆内，抓到一个刺客，审问出来是刘文彩派去的。刘湘本来就想找机会吞并刘文辉，正好抓住了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刘文辉此时还不想同刘湘翻脸，所以忍气吞声地作辩解。他知道卢作孚同刘湘有合作关系，便想请卢作孚从中调解，于是大骂刘文彩不懂事，叫刘文彩无条件地将轮船卖给民生公司。刘文彩嘴上答应了，但是拖着不办。没想到刘湘的大军已经打了过来，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将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利用工作之便，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然后，他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公司合并。由于措施得当，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
同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使民生公司无客可载、无货可装，只好关门。
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因为外国船员一向拿中国人不当人，随意打骂欺凌。卢作孚就看准了这一点，教育民生公司的船员一定要尊重乘客，平等和气，并且对船员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门培训。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卢作孚常常亲自上船，和船员穿一样的衣服，干一样的活，以身作则，对乘客态度和蔼，问寒问暖，扶老携幼，端茶送水，甚至为乘客提行李，打铺盖，还热情地向乘客介绍沿途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当人们知道这位跑前跑后的热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时，都十分感动。乘客们都感到，乘中国船不仅生活上便利，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到尊重。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班船。
同时，民生公司也尽量降低票价。这样必然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但是全公司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外国佬的气焰打下去！大家纷纷表示，宁可少领工薪、不要年终奖金，也不能让公司垮掉！这使卢作孚更坚定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常常几个月不领薪金。他一再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鼓足勇气，提高信心。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黄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卢作孚还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开始，外国轮船还想摆洋大人的威风，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卢作孚强硬地表示，凡未向航务管理处申报的外国轮船，一律不准装卸。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中国人，都执行有关规定，所以外国轮船也就不得不服从航务管理处的管理。因为无利可图，外国轮船终于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斗争中，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得到了大发展。短短10年间，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卢作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人不乘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使中国的航运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公司更明确地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企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抢救了大批国家财富；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00多名员工壮烈牺牲，60多名员工光荣负伤，16条船被日军炸沉。
到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薛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