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江苏南通市海门县常乐镇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父是文盲，父亲识字也不多，但聪明的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据说5岁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千字文》。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让学生对下联。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是“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大喜过望，说他志向远大，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
但是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把应考用具都砸了个粉碎，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
1894年春天，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再次应考，没想到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龠禾）的赏识，中了头名状元，并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然而这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张謇满腔义愤，和翁同（龠禾）等人一起，积极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一再写奏章给皇帝，抨击李鸿章的卖国投降主义。在斗争正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礼教，他必须回到家乡去服丧守孝3年。于是张謇匆匆离开了京城。
第二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对腐败的满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他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就应当正视现实，勇于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所以，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是一位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他原先和张謇就有交往，也有在苏州、南通两地兴办工厂的打算。他看到张謇是新科状元，又热心于实业，便委派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这正和张謇的心意不谋而合。因为南通地区滨江临海，交通便利，气候适宜，无霜期长，是传统的产棉区。这里的棉花不但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纤维长，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而闻名天下。同时，当地农民具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技术，他们织的“通州大布”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日益增长。此外，从当时的情况看，搞纺织所需资金比搞其它工业要少一些，生产周期短，能较快地获得利益。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官方的支持，都促使张謇放手大干一场！
1895年6月，张謇到江宁，与张之洞谈妥了办厂的事，回到南通，跟当地的豪门富户和亲朋好友一说，当即有人赞成，答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事情渐渐有了头绪。第二年春天，张謇把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以及上海绅商樊时熏等人请到家里，商量集资认股的事情。大家议定以100元为一股，并分别认定了自己负责募集的股数，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这6个人被人们称为纱厂初期的“通沪六董事”。当天，他们又现场勘察，选定了南通城北15里的唐家间作为厂址所在地，并且确定厂名叫“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的旗号一打出来，开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家见领头办厂的是个状元，既觉得新鲜，也感到心里踏实，所以投股的人相当踊跃。特别是唐家间一带的农民，听说土地可以入股，便纷纷以土地折股，省下了厂方不少购地款。张謇又仗着熟人朋友多，亲自写信到处为工厂作宣传，也招徕不少股东。
这样算下来，建厂所需要的资金该够了；可是，购买机器所需要的资金，就完全没有着落了。张謇只得再去找两江总督。这时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刘坤一的态度很热情，然而谈到钱上，他却也表示为难，先让张謇打他的旗号去借，后来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张之洞总算是积极支持张謇的，他为了在湖北办纱厂，已经向国外购了一套机器，这时便决定，如果南通的大生纱厂厂房先完工，就把这套机器先让给大生纱厂用。
经过几番周折，大生纱厂的厂房总算建成了，纺织机器也运到了厂里。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纺出了第一缕棉纱。面对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身为总经理的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他们知道，为这纱厂，前后5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难！他一个堂堂的“状元公”，不得不东奔西走，集资筹款，看人家的冷脸，听人家的嘲讽。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说：“纱厂烟囱高，何时才冒烟？机器虽然响，何时纺出纱？”如今烟囱冒烟了，机器出纱了，张謇能不高兴得流下喜泪吗！
董事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互相道贺。张謇便趁着这个机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订立厂规厂约的事。他说：“头一脚虽然踢出去了，但正式生产，没有个规矩是不行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么大个厂，没有厂约，怎么负责理事？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可是这些人对于办厂并无经验，也不知道厂约该怎么订。幸亏张謇早有准备，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账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一条条说得头头是道。董事们听得心悦诚服，一致决定就按张謇的办法去做起来。为了提倡新的风气，打破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老爷’旧称。”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改善企业的管理，形成企业新风气，以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生纱厂的机器只响了半个月，就突然停了下来。张謇急忙查问，才知道是买棉花的资金用完了，厂里不得不停工待料。管资金的董事前几天已经向张謇反映过这个资金不够周转的问题，张謇因为正忙着办纱厂的附属学堂，希望早日培养出自己的能掌握洋机器的工人，所以把这事给忘了。他内疚地宣布，要给他自己记过一次，并且当即想办法，一方面让厂里把纺出的纱卖了，先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同时决定再次到上海去借款作为工厂的周转金。
张謇这一次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他发电报向老股东求援，同样没有回音。他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最后连带出来的旅费都用完了，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在四马路卖字3天，筹集回家的路费。凭着他的状元名声和一手好字，慕名而来的人很是不少。回家的路费是不成问题了，但他还是久久地在黄浦江边徘徊：空手而返，厂里急需的资金还是没有着落啊！后来上海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说可以先把工厂租给别人，几年后再收回，这样工厂还是自己的，得到的租金又可以作为流动资金。张謇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办法。可是接连来了几个有钱的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压，并且公然表示，只要张謇答应，他们可以给张謇个人大大的好处。张謇听了大怒，强硬地回答：“你们把张謇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也是货物，可以花钱收买的吗！哼，你们也太小看我张謇了！”
张謇回到了南通，靠着卖纱买棉的办法，苦苦撑持着厂里的生产。好在近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售价连涨了几次。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了。大生纱厂终于度过了这一次资金危机。
这一年，由于纱价大涨，大生纱厂获利达到20多万两白银。
张謇脸上的愁容终于烟消云散。
这一天，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张謇笑着说：“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
刘坤一接过棉纱，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再说为了国计民生，虽说吃一点苦，我心里也痛快啊！”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的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而办厂这五六年来，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在厂里支用过一文小钱！
困难和挫折锻炼着张謇的意志，也激励着他向更加宏伟的目标前进。他想，纱厂纺纱缺不了棉花，棉花需要花钱收购，而随着棉纱的畅销，棉花的价格也在天天上涨，更何况日本的厂家也到这一带来收购棉花……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棉田，不就可以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了吗？
想到这里，张謇毅然决定，建立一个垦牧公司，把沿海的荒滩改造成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
他与几位老朋友商量后，再次来到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将沿海荒弃的滩涂划给他们办个农牧垦殖场，使工商农牧形成一个系统。刘坤一当即表示支持，让张謇以他的名义写一份奏章给朝廷。这份奏章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1900年9月，通海垦牧公司正式开始筹备。
第二年3月，垦牧公司的章程经过七易其稿终于确定下来。这时，大生纱厂的事务也很紧，张謇只好把垦牧公司的开办事务交给他的学生江导岷。一些本来无地和少田的农民，听说张状元开办垦牧公司，管吃管住，还给工钱，大家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报名，加上张謇到上海招募来的失业游民，一下子就有了二三千人。他们先在海滩上筑堤垒坝，防止海水浸漫上地。一个多月下来，海滩上竟出现了一道石砌的长城！经过一秋一冬的劳作，1902年春天，垦区各处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个别碱性大的地段，工人们便开渠引水冲洗，改造土质。夏天到了，牧草、芦苇渐渐长大，工人们又弄来一些牛羊放牧喂养。秋天来了，芦花开了，牧草黄了，牛羊居然长得又肥又大……
正当人们为成功而欢欣的时候，意外的灾难袭来了。
一天夜里，海上突然起了大风暴。狂涛巨浪冲上海滩，石头砌的堤坝垮了，芦苇和牧草被淹没了，小牛小羊被卷走了。一年的辛苦劳作，转眼间化成了泡影！
张謇从垦牧公司工务处里冲出来，迎着狂风巨浪向海堤奔去，一边大喊：“工友们哪，快到海堤上去啊！”
工人们见年已半百的张状元竟然不顾一切地冲向海堤，开始简直以为他是发疯了，但很快，他们都被张謇的精神感动了，也纷纷跟上了海堤。
“修补堤坝，不能让潮水上岸！”张謇一边发号施令，一边带头挺身而出跳到海水里去搬石头。但是张謇毕竟是一个文弱书生，一浪打来，就把他打得跌倒在地。工友们连忙来扶他，张謇直摇手，说：“快去搬石头！”工友们只得赶紧去搬石垒坝，张謇也艰难地在海水中抱着石头一步步往前挪。
终于，这一段缺口补了，张謇才离开这里，又向前去查看别处的险情。
经过几年的开垦和建设，通海垦牧公司已经初具规模。当年的荒滩，如今有9万多亩变成了良田，年产棉花多达四五万担。他们以堤划区，各堤之间都建有居室和厅堂。储物有仓库，吃菜有园圃，佃工有成排的宿舍。买东西也很方便，离宿舍不远就是市场。出门有路有桥，交通十分便利。特别是每年收获的那堆积如山的棉花，使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不常出门的农民到了这里，几乎以为自己是真的进了桃花源。
这确是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过的景况。
张謇常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从来就不满足于现有的事业，一直在不断扩展事业的规模。1904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利和新人股的资金，投资63万两白银，增添纱锭2.4万枚，所用的机器设备等也逐步加以更新。就这样，到1913年，大生实业集团已经拥有200万两白银、6.7万枚纱锭。
除了兴办垦牧公司，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开办了资生铁冶厂，还有广生榨油公司、大隆肥皂公司、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也接连兴办起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
在兴办实业之外，张謇一生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因为他认为教育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他先后兴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等，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实业培养了各种有用人才。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此后，他还先后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城厢初等小学、幼稚园、盲哑学校等。1920年，他又将纺织、医学、农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的南通大学。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及图书馆、气象台、医院、公园等，使南通成为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打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张謇的事业也在这时达到了顶峰。1917年，单大生纱厂的盈利就达76万两白银，1919年又赚了263万两白银。到1922年张謇70岁生日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同时，在盐、垦、牧方面，他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成为东南实业界的巨人！
（薛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