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秦汉以降的家庭结构



　　历史上家庭结构和家内人际关系是个大题目，作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专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讲家庭结构更需要统计资料，梁方仲据二十四史等载籍整理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够用。这篇小文只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家庭结构的内容，包含家庭规模、成员和主体。孟子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是说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时期李悝在计算普通人家庭经济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又是说一家是五口人。秦汉以后，人们讲到家庭人口，或说“八口之家”，或说“五口之家”，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换句话说，一般家庭是五至八个人。

　　商鞅变法，强令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汉以后，大量出现五口左右的家庭。贾谊说：秦朝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谇语”（《汉书·贾谊传》）。这是说有家产的父子分开过，各自组织家庭，没有家产的，儿子离开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当彻底，从财产的严格所有权上分辨最清楚，儿子不愿意向父亲借农具，害怕父亲表现出施恩的脸色，而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同样，母亲到儿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会遭到责嚷。这些做法和心理无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两家人。晁错讲到汉朝农民的痛苦，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食货志》）以五口之家举例，理应表明当时五口人家的普遍性。两汉政府实行举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义”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汉书·宣帝纪》）。被举的孝廉既是实行孝道的模范，与父母同居应是当然的前提，但是东汉产生“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会的现实是成亲的儿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时会受到社会的敬重，如西汉末年刘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财”，被视为“礼仪恩德行于乡里”之家（《后汉书·樊宏传》）。此种礼敬恰说明这类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后父子分家的现象也很普遍。刘宋时周朗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宋书·周朗传》）无论是士大夫、平民，多达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为可贵的事，刘宋酉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被政府表彰为“笃行董氏之闾”，蠲免赋役（《南史·孝义传》）。隋代，四川、陕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江南民间大体也是父子分开过。而在岭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亲贫穷，还有卖身于儿子的现象（《隋书·地理志》）。四川、陕南子孙与父祖别籍异财的现象继续到宋代。可能是异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北宋政府加以乾预，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令地方官劝谕父子共居，否则治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条）。次年更下令，有违犯的处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条）。政府的决心正说明析居问题的严重。

　　五口之家应是父子分离后的家庭，其成员为丈夫、妻子和他们的未成年的儿女，间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本上是两代人，其中以夫妻为家庭的主体，丈夫是家庭的主宰。这类家庭也可能有鳏父，或寡母，从而组成三代家庭，但仍以第二代夫妇为家庭主体，第二代男性为实际家长。这种家庭排斥已婚的兄弟在一起，历朝政府所表彰的“三世同财”，主要是兄弟同居共爨（cuàn），那是另一类型的家庭。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第一代男性在，则为家长，主体仍在第二代。丧失父母，兄弟妯娌很少在一起的，这样的八口之家罕见。下面我们将有机会说到一些事例，这里不赘。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在成员多寡、家长等方面有区别，以壮年夫妇为主乾则是共同的。它们的成员数额差别不大，血统上不过两三代，到四代的甚少。五口之家是小家庭，八口之家是中小型家庭，与五口之家接近，之所以不称为大家庭，因为还有“百口之家”的真正大家庭存在。

　　历史上不乏百口之家，或自称，或被人称为“百口之家”的家庭，多是贵族、官僚之家。成员包括三代以上的血缘亲属，其中至少在一代人中有兄弟妯娌成分。如以四世同堂来说，第一代可能没有兄弟、妯娌，第二代、三代必然会有。这个家庭不仅有男女主人，还有男女奴仆，还会有寄食的姻亲，所以又说是“尊卑百口”。它的家长，在贵胄之家是有爵位的人，在百官之家，一般是官职高的长辈，在这里官职重要，但不是绝对的。如北宋初年，王溥官至宰相，其父王祚虽只做过刺史、防御使，但家庭中仍以王祚为主，百官到王府拜见宰相王溥，王祚每每作主人招待客人，坐主人席，王溥在左右侍候，客人哪能安心，每当王溥让酒，客人离席告罪，可是王祚却说：这是小东汉庖厨石刻像犬，诸位请不要起身，安心受他的敬酒（《宋史·王溥传》）。尊为宰相的王溥在家中不是家长。百口之家是大家庭，它与宗族同爨的还有所不同。民间几世同居的，成员可以多到几十几百，历史上不称它为“百口之家”，以别于贵胄官僚家庭。这种同宗义居，也是大家庭，不过更确切地说应是宗族家庭。

　　概括起来，秦汉以来的古代家庭，有三种类型。一是小家庭，以一夫一妻为主乾；二是中小型家庭，以有父母、子媳共居为特征的人口不是很多的家庭；三是贵族官僚的大家庭，少量存在的宗族家庭是大家庭的变形。小型和中小型家庭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家庭，而小家庭比中小型家庭还要发达。

　　何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多？这与家内矛盾的发展有关系。在家庭中，家长是主宰，家庭财产为他所有，子女是他的财产，甚至妻子也是，他支配家庭经济，督率子弟经营生产，子弟的收入交家长，而家属不能随便动用家庭财产。家长对子女有处罚权，送审权，有时候还有杀子权。

　　子孙要尽孝，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这样在家庭内部分为管制与被管制两种人，两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要出现家属反对家长的斗争，所以历史上家内不和是常见现象。

　　汉宣帝元康年间（公元前65～前62年），有一年统计，民间子弟杀死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共有222人。这一年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丞相魏相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民间不稳定，论据就是上述凶杀案，他认为不是“小变”，应高度注意，把整理内部当作急务，而不应忙着攻打匈奴（《汉书·魏相传》）。政府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一点也不过分，没有激烈的冲突，父子夫妻下不了手自相残杀。

　　南北朝时期，南阳有个富翁死了，“诸子争财，兄遂杀弟”（《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如果这个富人生前给儿子们分了家，倒不至于有分财矛盾，以至骨肉相残。萧梁有个中书舍人，待家人极严刻，妻妾被迫买通了刺客，乘他醉时把他杀了（同上）。南宋朱熹在一份奏札里说，他见近年判的案子，对“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地客杀地主”，都处刑过轻，不要偿命，只是流放，这就犯了失出的错误（《朱子大全·戊申延和奏札一》）可见当时妻子杀丈夫的事情不少。

　　家人相杀，是家内矛盾严重的表现，大多数是家属对家长来的。家属之间也有不少矛盾，如婆媳、妯娌、姑嫂之间经常会有龃龉。后娘与前妻之子、前夫儿子与后夫儿子之间也有隔阂。后娘对前妻子女视之如己出的，虽不乏其人，但虐待的也多，所以社会上对后娘往往没有好看法，后娘也觉得难于做人。如唐代崔衍少年时受继母李氏虐待，他的父亲左丞崔伦出使吐蕃，崔衍也当了富平尉，崔伦出使归来，李氏故意穿破衣裳，等到丈夫问原因，说崔衍不给她衣着饮食，崔伦信以为真，责打儿子，还是崔衍的叔父崔殷说明真相，才使他父亲明白过来。崔衍在父亲死后，对李氏及异母弟崔合却很好，崔合借债，总替他偿还，以至官做到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旧唐书·崔衍传》）。这是一好一坏才没有激化矛盾。家庭规模大，人际关系复杂，冲突就多，甚至于激化，有的人为理好家，过好日子，不愿意要大家庭，小家庭必然会增多。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上食妇女家庭析居的积极者是谁呢？首先不是家长，其次不是母亲，而是儿子夫妇，兄弟夫妇，尤以妇女为主。如东汉陈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亲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来还有嫂子。家里很穷，衣服不能每人备办，只能轮着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也维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钱，我们不如要求分开来过，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李充假意答应，说要请客分家，妻子高高兴兴地办了酒席。客人到齐了，李充跪在母亲面前说：媳妇不懂道理，叫我和母亲、哥哥分开过，这样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说着就把妻子休回娘家。这个家当然没有分，李充成了有义行的人，可是主动要求分离的妻子却遭了罪。东汉汝南召阳人缪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们年幼时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长。几个弟媳要求析产，妯娌之间也经常吵嘴。缪肜不知怎样才能维持这个家庭，一天把门关上，自打自责：“缪肜，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们见长兄如此难过，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后汉书·独行传》）。到隋末，饶阳人刘君长的反对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他有一个累代共财的家庭，时值农民战争的混乱时期，缺少粮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说服丈夫，就把院里各个树上的雏鸟放到一个窠里，这样诸鸟争斗鸣叫，她说：现在天下大乱，禽鸟都不能相容，何况人呢，还是分家吧。刘君长听了妻子的话，分出来单独过活。一个月后，他觉得不对劲，指责妻子是“破家贼”，赶出家门，又同堂兄弟们一起生活去了（《旧唐书·刘君长传》）。元代辽阳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会做缪肜那样感动人的事，只好分家了（《元史·郭全传》）。上述事实说明，处于儿媳、弟媳地位的妇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动力。

　　古时人早认识这一点。浦江义门郑氏宗族的家长郑濂，回答明太祖朱元璋所问的能够同居共爨的原因是，“惟不听妇人言耳”（《明史·郑濂传》），就是讲不理睬妇人的分家要求。儿媳、弟媳要求分居另过有其道理，她们在夫家是外来人，与这个家庭没有血缘联系，本来并不亲近，在妯娌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加之其他利害矛盾，很难产生亲密感情，所以不愿一起生活，要求各过各的，反倒会相处得好。

　　影响家庭规模和类型的因素，还在于历代政府的政策。各朝政策，是鼓励分居还是同居，时有变化，也互相矛盾，但对民众都起作用。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传》），谁也不愿意出加倍的重赋，于是父子、兄弟分家，就出现了前述贾谊描绘的那种情形，家庭规模明显地变小了。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政策时，“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隋书·食货志》），堂兄弟必须分家，大家庭减少了。

　　商鞅、隋文帝的政策导致家庭化小。有的朝代又反对血缘近亲分家，唐律规定，如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自立户头，分财自过，要各受三年徒刑，如果是祖父母、父母提议分家的，祖父母、父母要各受两年徒刑（《唐律疏议·户婚·子孙不得别籍》）。明朝沿袭了唐朝的律条，也即坚持子孙不得要求分家的规定。至于像前述宋太祖两次下诏令反对子孙别籍异财，则更是屡见不鲜，如辽圣宗统和元年（893）诏谕，“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辽史·圣宗纪》）。事例繁多，不必一一列举。这类法律、诏令禁止父子分家，也起一定作用，但民间私下进行，子孙要分家，父祖不告发，并不治罪，所以它并不能完全阻止父子分家现象的发生。历朝政府反对隐匿人口，增加赋役收入，要求民间父子异居，可是父子析产后容易出现老人无人承养的社会问题，也不符合孝义伦理，因此又要求父子祖孙共财，于是根据当时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在不同的政策下，就影响到民间父子祖孙的分离与结合，家庭类型与规模遂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研究古代家庭结构，觉得澄清了一种看法，过去知道历朝政府旌表义门，知道贵胄官僚的百口之家，容易产生古代大家庭数量多的误解，其实古代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为多，真正的大家庭并不很多。清除错觉，明白一夫一妻为主体的家庭有其悠久的历史。

　　小家庭，容易使其成员明了其家庭责任，明了家庭地位与其切身利害关系，比在大家庭中关心家庭的发展，从而加强责任感，为家业的兴旺去作相应的努力，所以小家庭比大家庭激发人去创造。这不仅对家庭本身有利，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

　　促进社会小家庭化，妇女有很大功绩。过往我们较多地看到女子被压迫的一面，是正确的，同时还应看到她们创造性的一面，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一面，研究家庭史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看到小家庭为主的事实，只是了解历史上家庭状况的一个侧面。大家庭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古代家庭封建性质的体现。这类家庭最讲究封建礼法，束缚子孙与女子最严，向政府输送官员，是政府的支柱。因此，人们讲到古代家庭，就以封建大家庭为例，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庭既然最反映古代家庭的性质，研究古代家庭史就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否则不会有科学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