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汉南北朝的休妻



　　我们看历史资料，获知一些人休妻，其绝情无理之状令人愤慨，其被遗弃的妻子的惨痛令人同情。读者看到下述事实，想来一定会有同感。

　　陈平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历史人物，少年时家里很穷，和哥哥陈伯共有30亩田，陈伯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弟弟读书。陈平长得高大肥胖，邻里的人说陈伯家那样穷，陈平怎么吃得长得那么好。陈伯的妻子对陈平不参加劳动本来就有气，听了邻居的议论，就说，家里不过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哪里有精美的食物！有这么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哩！陈伯认为他养活弟弟是尽做哥哥的责任，妻子不能和他一个心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和好，就把妻子休弃了。陈平读书，不仅不生产，连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气是很容易理解的，陈伯应当同妻子商量，争取她的同情，来供弟弟学习。陈伯不与妻子协商，竟然将她抛弃，做得太过分了（《汉书·陈平传》）。

　　西汉王吉，字子阳，琅玡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年轻时被举孝廉，出任郎官，按理应当是很会处理家内人际关系的，否则难于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荐举。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对妻子的态度。王吉为了求学来到长安，东家邻居有棵大枣树，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枣子熟了，王吉的妻子从树上摘枣给丈夫吃。王吉开始不知是邻居的东西，后来知道了，认为妻子手脚不干净，就把她休掉了。

　　东邻看到这个家庭的破裂，心里不安，认为这是那棵枣树的罪过，要把它锯掉。邻居们觉得锯掉树太可惜，于是一致请求王吉把妻子迎回来，恢复婚姻，东邻也就不用伐树了。王吉听从了众位邻居的劝告，与妻子重新结合，所以当时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王吉的妻子是爱护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邻居的枣子给丈夫吃，王吉应当领这份情。当然妻子占小便宜不对，需要教育，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与夫妻关系并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题大作，认为这样的妻子丢了他的人，非离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这么一想，就不管妻子的处境了。邻居们也认为王吉太绝情了，太矫情了，出来劝导。所幸王吉听了众人的话，以复婚挽回自己的过失。可见王吉的举孝廉，可能是处理父子兄弟关系好，而夫妻关系他是不会处理的。

　　王莽的祖父王禁，宫廷尉史，娶妻李氏，又娶了几个妾。王禁因多妻，生有四个女儿，八个儿子。李氏生儿子王凤、王崇与女儿政君（汉元帝王皇后），不满意丈夫多妻妾，王禁就把她休弃。李氏另与苟宾结婚，生子苟参。

　　政君进宫，成了元帝的皇后，后来成为皇太后，进用宗亲，命乃父王禁把已守寡的乃母从苟家迎回，恢复夫妻关系，并任用异父弟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汉书·元帝王皇后传》）。李氏怨恨王禁多妾，是维护自身利益，王禁以男子的多妻权而黜妻，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造成的。由于女儿当太后的政治原因使他们重新结合，则是意外的事情。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抛弃了（《后汉书·鲍永传》）。狗在人前讨厌，轰它出去，即使声音高了一些，也是极其平常的事，鲍永竟然为此采取出妻的手段，实在令人惊异！两汉之际，求仕而不得的冯衍，家庭生活也不如意。

　　前妻任氏，性情暴躁，不许丈夫娶妾，生有五个孩子，而不理家务。冯衍买了一个婢女，乾家务杂活。这个女奴“头无钗泽，面无脂粉”，惟供做饭之用，不是妾。任氏怕她被丈夫收用，对她百般虐待，这个女子不死，也是万幸。

　　当她病倒了，儿女们乾家务活，任氏也不照管。这是所谓“既无妇道，又无世仪”的女子。冯衍认为有这样的妻子是不吉祥的，在夫妻生活多年之后决心休掉她，给她的弟弟任武达写信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任氏不容丈夫娶妾有道理，不理家就没有尽到主妇的责任。冯衍说任氏不管家而使家不成其家有一定道理，但把自身仕途的无望归咎于妻子，则是谬误了。当然，因他家庭的不和，让人小看了，舆论对他不利，不过这种影响是小的，冯衍以不祥物怪罪任氏则不合实际了。冯衍与任氏离异后，又娶了妻子，后妻对前妻孩子态度恶劣，甚至要害死12岁的冯豹，相反冯豹对后母却很好。冯衍大约鉴于后妻对孩子的无理，又将其休去。他给友人写信说：“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后汉书·冯衍传》）离异是他的不幸，有不得已的苦衷。

　　班超通西域名垂千古，然而在西域有一段休妻的伤心事。班超为巩固、发展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建议联合乌孙，进攻龟兹。汉章帝命李邑出使乌孙。李邑到西域，正碰上龟兹攻打疏勒，心中畏惧，不敢向前，反而向皇帝诬陷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听到这个消息，想到曾参的事。曾参离家至费，鲁国有同名人杀人，有人告诉曾母你儿子杀人了，曾母不信，继续织布。又有一人说了同样的话，曾母还是不信，照常织她的布。待到第三人来告诉时，曾母吓得逃跑了。班超想，曾参是贤人，曾母是了解儿子的，但人们反复说他的坏话，他母亲也不得不信了。我今天远离朝廷，有朝中来的人说我坏话；我还没有曾参的贤名，中央难道就不怀疑我？继而又想，既然说我留在西域是为得家庭之乐，我要抛弃妻子，就安不上这个罪名了，于是狠狠心，休了妻子。班超休妻是迫于情势，但最倒霉的还是他那个无辜的妻子，本来是恩爱夫妇，不幸竟被流言生生拆散（《后汉书·班超传》）。

　　黄允是颇有才华的人，司徒袁隗要为侄女找配偶，见到黄允，说要有这么个人做女婿一生也知足了。黄允听到这个话，要赶着去做宰相的东床佳婿，就想遗弃妻子夏侯氏。夏侯氏深知黄允自私自利的为人作风，他有了这个主意不会改变，只好同意，但向婆家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走了，想同亲友会一会，以表表离别之情。婆家同意了，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在宴饮中，夏侯氏突然抓着黄允的袖子不放，数说他15件见不得人的事，然后离开了黄家。从此黄允声名狼藉，没能成为袁家的女婿，官场上也不得意。

　　在此以前素以知人着称的郭太说黄允：“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汉书·黄允传》）黄允是无情无义之人，夏侯氏在他做出绝情的事后毅然离开他，倒也痛快。

　　河南尹应顺的妻子是再嫁之妇。其前夫是邓元义，且有子邓朗。本来夫妻关系尚好，但婆婆厌恶她，把她关闭在空房中，不按时给以饮食，她也不抱怨。公爹尚书仆射邓伯考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改变不了婆婆对儿媳的看法，为可怜她，就把她送回娘家。后来她跟应顺结了婚。邓元义也说她没有过失，只是他的母亲对她太不好了。这位夫人不忘前夫之子邓朗，给他写信，得不到回答，给他衣裳也被烧掉了。她到亲戚家设法把儿子找来，邓朗见母亲，只拜一拜就走了，夫人追出去说：“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但儿子还不谅解她（《后汉书·应奉传》）。应顺对妻子与前夫儿子的往来不乾涉，是通情达理的，他的妻子因而是幸运的；但她儿子很不懂事，采取了错误态度，很伤母亲的心。

　　许敬与应顺是同乡好友，家贫，有妻，没有生子，双亲年事已高，以为无子是妻子的毛病，在应顺帮助下休妻另娶（《东观汉记·应顺传》）。应顺不嫌“弃妇”固好，但让人休妻就不对了。

　　广汉人姜诗，妻庞氏。姜诗对母亲特别孝顺，庞氏侍候婆母尤其尽心。母亲喜欢喝江里的水，而江距家六七里，庞氏经常去江里打水，供婆婆食用。一次遇上大风，庞氏不能及时赶回，而婆婆又渴了急着要喝水，姜诗因此责备庞氏，休出家门。庞氏到姜诗邻居家借住，日夜纺织，除供自身食用外，买了好吃的，请邻居大娘送给姜诗母亲吃，并且不让说明是她赠送的。日子久了，姜母奇怪邻居为什么总给吃的，加以询问，明白了原委，备受感动，内心也觉有愧，就把庞氏召回家中，使分离的夫妇重归于好（《后汉书·列女传》）。庞氏遇风而误烧水，并非过失，因为这样细小的事情，姜诗竟然绝情，难怪连他母亲后来也感内疚。

　　杨宇翔绘姜诗休妻图魏高贵乡公曹髦当政时，扬州都督毋丘俭起兵反对执政的司马氏，旋即失败。刘仲武是毋丘俭的女婿，毋丘氏生子刘正舒、正则。毋丘俭起兵，刘仲武怕受牵连，休弃妻子，令毋丘氏别宅居住，同时娶妻王氏，生子刘陶。后来毋丘氏亡故，刘正舒要求将他母亲与刘仲武合葬，刘陶不同意，刘正舒达不到目的不脱孝服，闹了几十年，直到他死，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晋书·礼志》）。这是政治斗争带来的夫妻离散的悲剧。

　　南朝孙谦，青年时“躬耕以养弟妹”，后来历事宋齐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他有个叔伯哥哥孙灵庆，因病寄住孙谦家中。孙谦外任归来，问灵庆生活情形，灵庆就说饮食忽冷忽热，茶水亦不周全。孙谦认为这是妻子照顾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门（《梁书·孙谦传》）。孙谦妻纵有对孙灵庆照顾不周的事，也不是应被休弃的大事呀！男子弃妇，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许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鲍永妻、姜诗妻庞氏、孙谦妻、邓元义妻之见弃，即为她们不孝敬公婆和尊亲；陈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为由；王吉去妻，因其窃盗；王禁休李氏、冯衍休任氏，皆因她们妒忌。这些妇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冯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人或是无可指责的，或虽有不如人意处，但绝不是大过失。她们虽应了“七出”之条，却是真正无辜的。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在两汉至南北朝的实践是无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伦理道德和手段，是压迫女子的工具。它的本质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妇离异，倒也有顺乎人情的一面，如冯衍所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后汉书·冯衍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客观要求。但是应当充分注意到离异权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施这种权力，而女子只有听从离异的义务，夫家要弃绝，她再要求也没有用，所以“七出”对于女子总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还有班超、刘仲武式的，为政治缘由而休妻。休妻者虽有感情上的不忍，但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还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于黄允式的出妻，为图进身，趋炎附势，亡情绝义，此乃势利小人所为，为人所不齿。不过应当看到，黄允式的人物，历史上不绝如缕，不是个别现象。清朝乾隆时有一个姓朱的候补县丞，听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要嫁人，就骗妻子，说岳母病了，令其回乡省视，又给了护送的仆人600两银子，暗示把老婆也给他。仆人把他妻子带走了，他就托人为媒，娶按察使外甥女为妻，又别事钻营，终于做到封疆大吏（朱克敬《暝庵杂识》）。

　　在古代社会，伴随着大量的弃妻现象，有七出休妻的制度；休夫的事也偶有发生，但绝没有休夫的制度。休妻制度表明家庭中夫妻各自地位的不同，即夫为主，妻为从，这是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还反映出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即女卑男尊。总之，“七出”之条及其实践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是对女子的一种压迫，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合理途径。

　　休妻虽是夫妻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父子关系的反映。“七出”的头一条是“无子”，意味着断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不起父亲，也得罪于祖先，为避免断根，就要与不生育的妻子分离；第二条“淫佚”，即妻子生育的男孩不一定是本家族血统，无异于是以外姓为后，也是对父祖有罪；第三条“不事舅姑”，是父母与儿媳直接冲突。这些内容，使我们知道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为协调父子关系，就必须要调整夫妻关系来与它相适应，父子关系决定夫妻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解除。父子关系以孝道为准则，夫妻关系应当以情爱为基础，为了实现孝道而放弃爱情，这就是古人的孝大于情。

　　不管什么原因，“七出”是妇女的灾难。保护妇女正当的婚姻权利，保护女子的正常的婚后生活，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事情，只要男女还没有达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平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存在。虽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妇女解放事业的前进，它的严重性会削弱，但总是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