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 　　一堆熊熊燃烧的火，一个手脚捆绑的人，烈焰旺，身翻滚，炙皮裂肉，惨叫不绝……这是建隆二年（961）东京街头出现的一幕。 　　这位史籍未载姓名的被烧之人，是在皇宫“内酒坊”作工的一名小卒子。史籍未说明是否是他造成皇宫内失火，只记载了由于失火，这名小卒子被投入火中而受到活活烧死的严惩。是太祖赵匡胤作出了谁造成失火就要被火烧死的最为严酷的决定，他还下令将与这次失火有关的监官以下数十人，押解刑场斩首，尸体露市示众…… 　　“自是，内司诸署，莫不整肃。”这是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对这次失火处理后果的评价。史籍记述赵匡胤：“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其形象仁义至极，何以对一次失火如此大动肝火，严惩不贷？其中自有缘由。 　　从宋代开国立都于东京来看，赵匡胤面临着一个怎样维护刚刚到手的政权的问题，具体来讲，先是如何固保城池的问题。据传，在开宝元年（968）修城时，赵匡胤看到已经画好的方方直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的施工图，大怒，自取笔涂改，命用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并在旁特注：“依此修筑。” 　　开宝修城，确有其事。赵匡胤如此设计，着眼于城池的易守难攻，自有其道理。对开国之君而言，京都的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点对京城安全造成危害的行为，在赵匡胤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的。 　　这种出发点与后来他的继承者对火灾所采取的认真防范的态度，还不尽相同，但是不应排斥这样的认识，即火灾对城市有极大的危害，城市要极端重视火灾预防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城市管理者的头脑中占有了一个位置，尽管是很粗浅的。 　　乾德元年（963），国子博士聂崇义上言赵匡胤，提出：“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恭寻旧制，存于祀典，伏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之。”宋朝立国之初即宣布：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宋当以火王，色尚赤。这在建隆元年（960）就被作为国家大典规定下来了，所以，聂崇义的建议，马上得到赵匡胤的批准。朝廷为“感生帝”在南郊设高七尺、广四丈的祭坛，奉宣祖升配，牲用騂犊，玉用四圭，币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康定元年（1040），朝廷又在河南商丘即宋朝开国之处设坛祭祀大火之神，用阏伯配享，准中祠。还下诏令：每年三月、九月择日由商丘长吏以下官员分三献，州县官奉礼祭拜。到了徽宗当政，还专建了“火德真君殿”，供奉更甚。 　　南宋自绍兴二年（1132）以来，又恢复了东京祭祀火神的传统，如绍兴七年（1137）在临安府设火神位，在每年的三月和九月向中原望祭古商丘之地。绍兴十八年（1148），又将祭火神的“小祀”“升为大祀”。高宗赵构又在太一宫专辟一“火德神殿”…… 　　任何一点违背火神象征和辱慢火神的作法，在宋朝都是不允许的。像皇佑六年（1054）四月由于出现了日食天文现象，按夏历四月火历正月的成例，仁宗好不惶恐，下令将皇佑六年改为至和元年，并从四月一日开始，减死罪，释流放。仁宗还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在四月日食时，用牲祭祀，等等。知制诰胡宿不失时机上奏说：国家要乘火而王，火于五行，其神属礼。国家常须恭依典礼，以顺火性。 　　胡宿认为东京不下雨，是因祭祀火神不够，提出要到南郊告谢天地，以消灾旱。胡宿的奏章，是从理论上阐明祭火神的重要意义，恰逢其时，得到了仁宗的批准。由于敬火观念已深入朝廷上下，所以神宗年间，商丘知州张安道据王安石变法而提出的租赁祠庙为市场的作法，提出了火正阏伯和微子两祠庙可否租赁的问题，这一下子就引来了神宗措词严厉的“御批”：“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但天下神庙却皆因此而免鬻。 　　崇尚火神，就如此得势，以至北宋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就曾顺应潮流刻了一个“火宋米芾”的印章，以示赵宋之尊。后来南宋的博物学家李石也建议：大宋建都在大火之下，宋为火正，其源也是如此。　　 　　然而，火神并未领宋代城市管理者这份虔诚情意，反而较之其他朝代在城市里更为肆虐—— 　　建隆三年（962）正月，开封府通许镇市民家起火，烧庐舍340余区。五月，东京大相国寺起火，烧房舍数百区。 　　乾德五年（967），东京建隆观起火。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开封府起火，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 　　明道元年（1032）八月，东京禁中起火，延烧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崇徽、天和、承明、延庆八殿。 　　景佑三年（1036）七月，太平兴国寺起火。 　　元佑六年（1091）十二月，开封府起火，烧得府廨一空，知府李之纯仅以身免。 　　重和元年（1118）九月，后苑广圣宫起火，一次焚毁5000余间房屋。 　　绍兴元年十二月（1131），临安大火，烧万余家。 　　绍兴二年（1132）五月，临安火弥六七里，延烧万余家。 　　同年十二月，临安又起大火，烧吏、工、刑部、御史台及公私室庐非常多。 　　嘉泰四年（1204）三月，临安起大火，烧尚书中书省、枢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粮料院、亲兵营、修内司，延及学士院、内酒库、内宫门庑，烧2070余家。 　　嘉定元年（1208）三月戊寅至四月辛巳，临安起大火，烧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法物库、御厨、班直诸军垒，延烧58097家。城内外亘十余里，烧死59人，踩死者不可计算。城中庐舍烧毁十分之七，文武百官只好住到船上。 　　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临安起大火，烧城内外数万家，禁垒20区。 　　嘉熙元年（1237）六月，临安起大火，烧3万家。 　　以上是两宋首都火灾的粗略概况，损失异常惊人。中小城市的火灾，也不甘落首都之后，损失也非常可怕—— 　　建隆元年（960），宿州起大火，烧民舍万余区。 　　乾德四年（966）二月，岳州衙署、廪库起火，将市肆、民舍烧光，官吏逾城才逃一命。 　　开宝八年（975）四月，洋州起火，烧州廨、民舍1700区。永城县起火，烧军营、民舍1980区，死9人。 　　嘉佑三年（1058）正月，温州起大火，烧屋1.4万间，死者50人。 　　元丰元年（1078）八月，邕州起大火，烧官舍1346区，诸军衣万余袭，谷帛军器150万。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癸亥，婺州起大火，州狱、仓场、寺观暨民居一半被烧光。 　　乾道九年（1173）九月，台州起火，一夜未停，烧县治、酒务及市民7000余家。 　　淳熙九年（1182）九月，合州起火，民居几乎全被烧光。 　　嘉定五年（1212）五月，和州起大火，烧2000余家。 　　总而言之，两宋三百多年内，全国发生的大型火灾有两百多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主要是发生在首都及各州县城镇上，其中以京城这样的大城市最为严重。以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宫的大火为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记述最详尽—— 　　火是四月二十三日夜从荣王宫烧起的，当时大风从东方来，五更后火益盛，未至天明，东宫的雍王、相王、南阳郡王、兖王、王、荣王等六宫府第，一时全部烧净。二十四日，火又烧至承天门，西烧仪鸾司、朝元殿后阁，南烧内藏库、香药库，又东回烧左藏库，又西烧秘阁史馆。 　　午时，烧朝元门东角楼，西至朝堂。未时，火出宫城，连烧中书省、门下省、鼓司审官院。到了晚上，烧屋舍计2000余间，救火而死的人达1500多，至夜，火仍未绝…… 　　火烧了整整一天两夜，烧得宫人相压，死于灰烬中者特别多，惨不忍睹，焚烧诸库，使香闻十余里外。宫中的大树大都烧毁了，所余者也都焦枯了。尤其是秘阁三馆的图籍，一时俱烧尽。大风中，纸片碎屑，漫天飞舞，源源不绝，飘向汴水……有人叹息道：唐末五代，书籍只存留下来这些，谁知遇上了这么一场火，一点未剩，太可惜了！ 　　这一损失使朝廷既惊又痛，大火过后，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补救图书，出示秘本，馆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雠校。宋代的校勘、校理图书官职，就是自此设立的。即使这样，也难以补救图书的损失，到嘉佑五年（1060），朝廷还诏示中外士庶，呈献宫中所缺的图书…… 　　对火灾的痛切认识，首先还是体现在皇帝的自责上。大火刚过，真宗就发表了《荣王宫火延烧殿庭求直言诏》，指出这场大火是“失于防微”，需“弥深于省咎”，诚恳希望“文武官并许直言”，“勿吝倾输”。真宗紧接着将这次起火责任人荣王元俨，降为端王，贬出东京，降封在一个小地，怨怒情绪溢于诏令之中：“用警未然，使烈焰俄兴，燔延栋宇，罪既有归，勿忘修省！” 　　真宗自责，处分荣王，只能说是表面文章。荣王宫之所以起火，迅速蔓延，看似偶然，其实又是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因由的—— 　　宋在后周基础上建都于汴，荆南高继冲、湖南周宝权、南唐李煜、南汉刘、吴越钱俶、西蜀孟昶，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雏，举家迁徙，东京一时土木大兴。这和后来的宋廷南渡临安时的情形，有颇为相似之处。 　　加之赵匡胤一定国就说服高级将领，去买田建房，颐养天年，拥有广地壮宇就成为一时风尚，而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则为宅园建设首选之地。在东京、临安，占地广、规模大的多为王公贵族的住宅。　　 　　以东京的此类住宅为例：大中祥符年间景龙门北的李遵勖府第，仅其宅第以东就有隙地百余亩，悉疏为池，构堂引水，异石珍木，冠于京城。后来的蔡京常住的阊阖门外南边的府第，更是宏敞过甚，中有高达四丈九尺的六鹤堂，人行其下，望之如蚁。宅第的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 　　从这样的例子中，不难想见本不够宽裕的城市空间的拥挤。“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皇畿赋》中的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财大势雄的官僚“侵街”、“侵道”的现象屡见不鲜。 　　咸平五年（1002），真宗曾下诏令，命右侍禁门祗侯谢德权扩充东京的道路，拆掉沿街而建的“贵要邸舍”，可是招致一片反对声。虽然这次也设立了标记，立于街道两旁，不许越标私建，但真正实行还是很难的。真宗怎么能超越和摒弃他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呢？ 　　况且真宗当朝时，也用了14年的时间，修起了壮丽的玉清宫，宫殿占地颇多，二十八星宿，就各有一殿，面积大到2610区。玉清宫所用的楩楠杞梓，都搜穷了全国的山谷。 　　无限制地建府治第、筑楼修殿，势必要占又大又多的地方，其后果就会使东京的衢巷愈来愈狭隘。熙宁中，皇家作坊工匠因受不了苦，想夺门而逃，可是一个老兵将门关上阻挡，他们便无一人冲出。据说最初是因为这个作坊门巷狭窄弯曲，众工匠不堪忍受，请求将这作坊取直放宽，可是未获准许，工匠们便要冲出这牢房般的工作处。堂堂的皇家作坊也这等狭小，东京门巷的狭小可见一斑。 　　与唐代长安严格的方格网状街道不同，东京的街道或成丁字形，或成井字形。东京的路面普遍比长安窄，一般不会超过15～20公尺。这可从《清明上河图》上所绘的街道看出来。在东京，不宽的街道两旁，欢门矗立，店楼密列，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可东京的面积却只有长安的一半，人口却比长安近百万的人口要多，最多时达到150～170万。 　　以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2）计算，东京的人口约为55万左右，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增至为70万左右，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增至80万左右。这些数字，当然不包括临时来京者、流动商贩、驻守禁军及其家属等等。有专家曾以天禧五年（1021）城内50万人基数计算，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70余人，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这种人如蜂集般的情景。 　　又如《清明上河图》所绘，在沿街店铺及一个挨一个的贵族宅第后面，又有密密的院落或住宅，也就是说密集的各式的市民居住区，占据了宋代大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城市范围并无多大扩展，因而居住非常拥挤，这就使庖厨相近的状况日益突出起来，这是城市火灾的一个重要根源—— 　　程琳任开封府尹时，内宫有一次失火，在场的宫人也都服罪，可是心细认真的程琳，为了明辨是非，就让宫人画了一张火经过的路线图。程琳清楚地看到，这是由于宫人多，居住地方非常狭隘，而炉灶靠近板壁，时间一久干燥了，火灾自然就起来了。 　　这纯属天灾，而非人为，但从中却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庖厨相近势必会酿成火灾。这也是后人总结宋代城市火灾多的原因之一，即居民稠密、厨灶连绵。一向以懮国懮民为己任的王安石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曾先后写了《示江公佐外厨遗火》、《外厨遗火二绝》三首诗。其中一首： 　　灶鬼何为便赫然，似嫌刀机苦无膻。 　　图书得免同煨烬，却赖厨人清不眠。 　　如果没有很多的庖厨着火现象，王安石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笔墨，更不会以宰相身份写出这样的讽刺诗，这些诗的用意无非是想引起市民们的警惕。　　 　　造成宋代城市火灾的第二个原因是宋代民宅板壁居多，砖垣特少。天圣五年（1027），宰相张知白就认为：按《五行志》的说法，宫室盛则有火灾，近来洞真、寿宁观相继失火，这都是“土木太盛之征”。城市中木、竹结构的房屋居多，像临安尤为突出——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一场大火烧尽了临安的数万屋室，有一裴姓商人，不跑去救他的质库珠肆的火，而是急忙出城，只要遇上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便不问价钱都买了下来。第二天，皇帝传下旨意：“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这位裴姓商人因此获得了暴利，所得超过了他被烧掉的那些财产。 　　这位裴姓商人，琢磨透了临安着大火之后，需要的必然是大量的以木、竹为主的建筑材料，所以他敢于弃万贯家产不顾，去做这笔更大的生意。这样，临安仍摆脱不了板壁居多的格局，仍潜伏着火灾的隐患。 　　嘉佑四年，右谏议大夫周湛去襄州任知州，来了一次彻底改革：他发现襄州市民不善陶瓦，住居一律竹屋，时间一长，侵据官道，檐庑相逼，多次着火，危害很大。周湛使命将这样房子，悉毁撤去，自此以后，火患便得到了制止…… 　　宋代城市火灾第三个原因是奉佛太盛，以至家作佛堂，彻夜香灯，幢幡飘引。扫描一下东京、临安两地的寺院庙观概况，便知这些并非虚言—— 　　东京的佛寺有相国寺、上方寺等50余处，道观有朝元万寿宫、佑圣观等20余处，其他祠、庙、庵、院等60余处，封丘门内尚有祆教、拜火教等教堂。临安的寺院，有57处之多，加上近郊的共有300余处，还有庵舍13处，道观仅城内就有20余处…… 　　众多的寺观庵院，加上市民家设神位，节庆祭祀频繁，使城市每天都几乎弥漫在香火之中。从景佑初至庆历中不到十年时间里，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相继烧毁，一点遗存也没留下，正像欧阳修所指出的，这全是“累年火灾”造成的。 　　像宏伟的兴国佛阁，在东京数十里外都能看见，登六七级，才能见到佛殿的腰腹，佛指大皆合抱，就是这样大得惊人的佛寺，也被焚烧荡尽。佛寺着火的故事还有很多—— 　　元丰八年（1077），朝廷以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的开宝寺为考试场地。考试刚开始，晚上寺里着起大火，许多试官、执事等，无法逃出。冀王宫大小学教授兼穆亲宅讲书翟曼、奉议郎陈访、宣德郎大学博士马希孟等人，统统丧身火海。火灾过后，偏偏有一名叫焦蹈的人高中了榜首，于是，便有了“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的民谚传开。 　　同时也传开了“救火罗汉”的故事。那是因为在救火时，市民们只见一个僧侣在屋上扑火，市民呼唤他下来，他却不听。一会儿，火烧透了屋架，此僧堕于火中，可是，市民们又见他在火中来往奔走灭火。结果此僧在屋架上跌落三四次，到早晨，火熄灭了，人们以为这位僧侣一定死了，一检查，全寺无一僧死亡，只有福胜阁下一阿罗汉像，形面焦赬，汗珠如雨，流淌不止…… 　　这一故事，是根据开宝寺火编撰而成的一段神话，但元丰八年开宝寺的火着得很大，这确是实在的。火由寺院燃起，却又不得不乞求仙佛来帮助灭火，使我们得以较充分地了解了宋代城市寺院火灾的严重性。宋代城市火灾的第四个原因是人为因素。像荣王宫着大火，就是由于掌茶酒宫人韩小姐与亲事官孟贵私通，偷窃了不少金器，后来事泄，王乳母将对她诘责，韩小姐便秉炬烤着了佛堂前帘，当时正刮风，火遂烧了起来…… 　　绍兴十年（1140）临安起火，是因三省官吏侵职既多，物资没多少了，便纵火，想用火灭迹，以使朝廷没办法稽考。又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有一官宦人家，为庆祝妻弟荣升御史，摆下酒席，饮到三更才散。侍候的丫环忙了一整天，很累，随手把灯插在板壁上，一觉睡去，那灯火燃到板壁上，一时烈焰蔓延，这一带数百家居，全被烧光…… 　　这种“人为火灾”，为害最烈，也最为频繁，许多心阴狡猾的人，常常制造这种“人为火灾”，然后诬赖他人放火—— 　　北宋钱冶任潮州海阳县令时，州中大族某氏家被火烧，追寻踪迹，火是来自某家。官吏便将某家逮捕审问，某家呼冤不服。太守刁湛说：“此案非钱县令审理不可。”钱冶讯问大族某氏，得到一根引发火灾的床脚，经检验，怀疑是居住在同里的仇人家中之物，于是率领吏役进入仇家，取来折断的床脚对合，丝毫不差，仇家当即招供说：“火是我放的，故意留下踪迹在某家，以求逃避罪责。”某家这才获释。　　 　　宋代城市火灾的第五个原因是自然火灾。这种火灾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极大。像天圣年间（10231032）的一个六月的中宵，由于一场咫尺间说话都听不见的暴雨雷电，引起了玉清宫的一场大火。宫中全以金饰的甍栱栾楹，花费亿万，不可胜计的奇宝异物、巨像穹碑、珍树怪石，悉坠煨烬。这种自然火灾，是难以预防和阻止的，明肃皇后只能对这场“上天”发起的大火号啕哭泣…… 　　也有官员面对自然火灾，不一味迷信和降服于天，却从调查研究入手，以自然规律解释和证明火灾，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如仁宗年间，强至任开封府仓曹参军时，皇宫中露天堆积的油幕，一天夜里突然起火，负责看守的人依法都应处死。强至参与审议此案，怀疑起火的原因，找来幕工讯问。幕工说：“制作油幕，必须掺杂其他药物，存放时间长，受潮就会起火。”仁宗听到这一汇报恍然醒悟说：前几年真宗陵墓发生火灾，就是起于油衣之中，原因正是如此。于是负责看守油幕的人便被从轻发落了。也有真是由于天上自然现象而引起的火灾：治平元年（1164）的常州，有一天上午十时许，天上有雷鸣般响声，原来是颗几乎像月亮那样大的星，在东南方向出现。一会儿又震响一声，移到了西南，又震响一声，就掉了下来，落在宜兴县一个姓许的老百姓的园子里。远近的人都看见了，火光照亮了天空，许家园子的篱笆都被烧毁了…… 　　这是陨星坠落引起的火灾，科学家沈括力排迷信邪说，如实地记录了陨星由听到声音到见到火光的全过程，甚至温度、形状、颜色、比重，都一一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描述，并指出这颗陨星颜色和比重都像铁，是块铁陨石，它灼热，坠落在可燃物上，是可以引起火灾的。 　　沈括还详尽地记载和研究了雷击起火的现象。那是熙宁年间，内侍李舜举的家曾被暴雷所击，雷火从正房西边的房间窗口射出来，直窜到屋檐外，大家以为正房已经着火，都跑出来躲避。雷停了以后，那间房子依然完好，只是墙壁和窗纸熏黑了。屋内有一个橱架，里面杂放着各种用具，其中有镶银的漆器，银饰完全熔化，流在地上，漆器却未曾烧焦。有一把宝刀，钢质极其坚硬，就在刀鞘中熔化为液体，而刀鞘却依然完整…… 　　以上由沈括记录在《梦溪笔谈》中的两起城市火灾，都是由于自然因素而引起的，这种“自然火灾”在宋代以前也有过，不过前代对此都没有形成沈括对这类“自然火灾”的精确的科学的认识。 　　宋代城市火灾，主要由前所述的五个方面原因造成。这些方面的原因，互相交叉，错综复杂，这就使宋代城市火灾，呈现出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状态。这是以往朝代城市中从未曾出现过的新问题，即城市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火灾的威胁之下。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似乎可以形象地反映这个问题—— 　　宋代内宫有一尊玉石雕成的“三清真”神像，起初把它供奉在真游殿，时隔不久，内宫失火，就把三清真神像迁到玉清昭应宫，可玉清昭应宫又失火，只好又把这神像迁到洞真宫。洞真宫又失火，只好再把神像迁至上清官，上清宫却着了一次焚荡无孑遗的大火，可是，三清真神像却保存下来了，宫人又准备将它迁至景灵宫。这尊神像在哪哪着火的事实，使宫司道官惊慌万状，他们不得不斗胆向皇帝上言，认为这尊神像放在景灵宫，景灵宫也会火劫难逃，希望把它迁往他所。于是，神像被迁往和火相克的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火灾遭遇，使三清真神像获得了一个“行火真君”的绰号。 　　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正是宋政府对火灾无可奈何心态的反映。市民对火灾还未找出多少有效的制止和抵御的方法，只能以这样的故事自嘲，聊以自慰。事实上，每一次火灾，无论大小，都给市民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 　　像仁宗当政时，一次皇宫夜间起火，大臣遍叩诸门都进不去，直到太阳高了，才敲开东华门入宫。这时，殿宇多被烧成灰烬，仁宗在升平楼垂帘升座，宰相吕夷简独不拜礼。仁宗问他为什么，吕夷简回答：宫中失火，中外震动，垂帘之下，看不清楚，万一误拜，怎么办呢？ 　　国家的中枢被一场火灾就搅得如此混乱，真是每当城市火起，就是一场灾难，连续起火，等于浩劫。火灾是最使市民胆战心惊的—— 　　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金蛇乱舞。咫尺不见，焰赤雾浓。烟迷轩宇，堂榭熏黑。六街成灰，三市如碎。华厦摧垮，驿馆塌颓。雕梁满地，画栋倾毁。呼啦啦天似崩，哗啦啦地如陷。房碰屋，瓦残垣断；楼压台，险象环生…… 　　男女老少，自相践踏。伤废市民，滚滚叫痛。燎坏军兵，咬牙硬橕。将军狼奔，文臣鼠窜。爷喊乳孙，妻离子散。皇帝弃了辇，宰辅扔了笏，歌妓焦了鬓，宫女烂了额，商贩丢了担，庖娘掉了刀，进士泼了墨，壮卒翻了车，尼姑失了帽，和尚倒了庙。鹦鹉撞了架，鹁鸽坏了笼。骏马散了缰，驴驮着了套…… 　　这种火灾场面，不止一次地在宋代城市出现过，它促使着城市的管理者，想方设法去预防和消灭火灾。要采取得力的消防措施，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表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