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扑 　　如果说踢气球是一种较为轻松的体育运动，迅速在市民中间得到推广的话，相扑则是一种较为激烈的强身健体的运动，也得到了市民的喜好和认可。宋代城市的相扑，和其他风行的争标、蹴鞠运动一样，最初也是起自军队—— 　　宋太祖在戎旅之中，就曾制定过一条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迁隶上军的“圣训之法”，这是非常明确的以相扑训练增强将士体质的措施。统一全国后，这条规定并未停止执行，皇宫经常从诸州解发强勇之人，训练他们成为专业的“相扑手”，并仍将其归为军队建制。在实行用相扑锻炼体质制度方面，以南宋军队执行为最佳。建炎中兴，当时有著名的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四将，以韩、岳兵最精，其精兵之源，主要得力于韩世忠、岳飞在部队中贯彻了“相扑”的练兵方法。韩世忠、岳飞常常在军中举行相扑比赛，倘若谁获胜，便将他另入一籍，每押队的“旗头”缺少了，就从此籍中选拔。又让他们互相比赛相扑，决出其中勇力出众的，封为副将。 　　韩世忠、岳飞还设置了亲随军，这支亲随军，又谓之“背”。顾名思义，选入此军中，能称得上“背”的，其体魄必是强硕无比，力壮如牛；形象也必是豪犷奇异，气势逼人，他们都是从优秀军士中选拔出来的。倘若一人被选为“背”，军内从统制官以下，都来馈送厚礼，大加犒赏，从而也就使军中以相扑为荣的风气大兴。由于“背”者勇不可当，每逢相遇坚敌，遣“背军”上阵，从来都是所向披靡，无不破者。 　　临安朝廷特别欣赏这一优中选优、精中拔精的严格选拔相扑能手的做法。内苑侍奉皇帝左右的“内等子”，即标准的相扑手，都是由诸军队中膂力强健者充应的，一次仅设120个名额。他们演练相扑，常至深夜。因为只有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对，下等八对，剑棒手五对，属于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管辖的正式相扑手，即皇帝身边的虎贲郎将，余者皆准备应，时间为三年一次。选拔制度如此严格，是为了充分保证相扑手优良的质量，三年期限一到，除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以下的“内等子”，都要呈试相扑。皇帝经常亲自主持这样的相扑升级比赛。 　　赵匡胤就主持过一次别开生面的相扑比赛。那是开宝八年（975）廷考，按殿试规则是以先交卷子，皇帝提问难不倒者为魁。可是应试的王嗣宗和陈识斋同时交了赋卷，怎么办？赵匡胤便命令王嗣宗与陈识斋当场角力，即以两两相当，分其胜负的相扑来争第一。结果王嗣宗胜了陈识斋，夺得了状元，并以此为骄傲，因而遭到了他人的讥讽：“岂与角力儿较曲直耶！” 　　此事虽有些荒唐，但反映了相扑在赵匡胤心目中的重要性。从此，由皇帝亲自主持相扑升级比赛已成惯习，以此来提倡这一强身健体的运动。像《宋史》所记的一次：绍兴五年（1135）三月，高宗阅看相扑手赵青等50人的角力，赛后，对这些力士转资、支赐了钱粮。由于在皇帝公卿面前，直接可以决定谁能上名入次入额，所以每当此时——相扑鬓发蓬松、相貌威狞的力士们，随着流星似的“急颭”音响，在宽敞的金殿上，拉开骇人的架势，奋力争交。飘舞的旗帜、阵阵击鼓声和相扑手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疑是啸风吟雨处，怒龙彪虎角亏盈”。以这样的诗句描绘他们，是再恰当不过了。 　　被选拔出来的相扑力士，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专为国家 　　庆典等活动助兴。在招待国外来使的庭宴上，相扑力士表演，成为必备节目。像内苑上寿隆重大宴行将结束之际，皇帝也是传唤号称“左右军”的京师坊市两厢的艺人集体进行相扑，似乎不如此，这次宴会就有失水准，正所谓“角抵罢时还罢宴”。 　　为了达到使人在杯觥交错之中出一身冷汗的效果，相扑力士要使出加倍的气力进行训练。拼尽全劲的喊叫声，不仅震动了屋宇，也冲出训练场地，直逼附近的栋栋房舍—— 　　终日袖手枯坐、埋头典籍的学士，也不能不被这强大喧嚷动摇，心绪不宁。常侍徐铉读不下去书，只得命小童子出外看看是谁呼喊得这么厉害。小童去探视，回来禀报说：是许多常侍在五龙堂练习相扑呢。徐铉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我的同行啊，可是我无法和他们共欢乐呀。徐铉与小童子的对话，间接地告诉了我们：相扑手可以任常侍之职，社会地位已相当高，起码属于宫廷中的一员。他们随时跟皇帝出行，但不像那些出谋献策的文士备皇帝顾问一样，而是以其强健的体魄，增添皇帝摄人的威仪。 　　因为相扑力士一个个无不是面孔粗大，怪眼圆睁，行走狰狞如猛虎，站立威严似门神，着锦袄顶帽，握拳顾望的他们紧卫在皇帝车驾两侧，倘有围观皇帝的人发出高声或骚动，他们给予一击，立刻会使人鲜血淋淋。由雄风凛凛、威武强壮的相扑力士担当重大礼仪侍从，这与唐代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唐代也有相扑力士，但多限制在“有力能扛鼎，则角抵可知矣”的水平。然而在北宋城市里，相扑力士不仅仅侍从皇帝，即使名门望族外出造访，也要带上相扑力士，让他们排列庭户，显示气派……　　 　　在宋代以前，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宋代这样，给予相扑如此之高的重视。宋初的调露子所着《角力记》中一段概括宋初东京相扑的面貌的话可以作证： 　　自唐灭，寂寞无闻，纵有其人，散投诸国乡。今东京自梁祖以来，恶少者无不丛萃其间。旧例屠羊、豕者，必隶相扑管辖焉，贵益其脂膏尔，此亦近人馔之意也。于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 　　更令人满意的是，调露子在理论上条分缕析，给相扑以“正名”。他开宗明义地提出： 　　夫角力者，宜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己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之教，男无勇之至，斯亦兵阵之权舆，争竞之萌渐。 　　调露子的观点与《晋书》“相扑下技”及唐代对相扑“且多猥俗”的看法大相径庭。调露子的理论，正是宋代城市中涌动的相扑春潮的回响，市民们已经将相扑当成不止于强身健体，而是兼求锻炼灵活、技击凶猛、自如应变的一种运动—— 　　吴兴有六名士子，去东京赴试，晚间走到汴河堤上，碰上数名挟枪持刀、气貌凶悍的强盗。士子中间有一高大勇健、精通相扑之术，号称“霍将军”的霍秀才，他立即让同行者止步，列立于后。这是在迎敌之前，先稳住“阵脚”，然后，霍秀才主动上前出击。由于他深得“扑倒”之精髓，用短棒击中强盗的膝盖，出手极快，转瞬之间，数名强盗一个个仆倒在地不能起来了…… 　　这一故事，是对调露子“击要终在扑也”理论的验证，也是宋代城市相扑已向较高深层次发展的一个征兆，市民对它的理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深刻得多。像小儿相扑、女子相扑，就是非常独特，均为宋代以前或以后所未有、所鲜见。 　　小儿相扑，据《识余》记载，大致是：两小儿表演时，俯首，双手支在地上，像牛一样用头相触，互相较力，颇像两两戴牛角相抵的蚩尤戏。四川邛窑出土的小儿相扑瓷塑，表现的则是另一形式：互相搂抱相搏，双腿拉开后支。这套瓷塑虽高仅6.4厘米，却十分传神。 　　小儿相扑在宋代城市中至少有两种形式。女子相扑，则和男子相扑形式一样，裸露颈项臂膀，乃至腰围，所以被人称为“妇人裸戏”。女子相扑，曾在东京最大的宣德门广场上，为皇帝与市民表演过，当时万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面使司马光犯颜直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从目前遗存在辽宁博物馆的赵佶所画的宣德门，与北宋钟上宣德门浮雕，不难想见宣德门之高大雄伟及其在宋代的重要性，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之而上书，至今读来仍有一股激愤之情了。尽管司马光提出了“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但提归提，并不妨碍女子相扑在城市体育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临安，以“女厮扑”闻名的就有张椿等十名之多。 　　“厮”含有互相之意，女子角抵不称“相扑”，而为“厮扑”，乃是取女性身单力薄之特点，含贬意。与“女厮扑”类似的还有“女颭”，它是正式相扑的前奏——临安女颭为数不少，有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女急快等。她们在男子相扑之前，使用类似“水流星”的利于急速展转的“颭”，打开场子，招呼观众，制造气氛，待市民围拢过来时，正式相扑开始，女颭便退下…… 　　这种现象在宋代城市是很普遍的，它表明相扑强身健体的本色在减弱，搞笑逗乐、极力迎合市民欣赏需要的成份在相扑运动中逐渐增强。如“戾家相扑”—— 　　“戾家”，是临安的常谚俗语，当时有“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的话，可见“戾家”一语，寓有不学、不内行的意思。张端义也曾用“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来嘲笑那些做事不行的文人才士。 　　称“戾家相扑”，不过是由于相扑手众多，不得不标新立异，自立贬语独为一家，用来吸引观众。既然以“戾家”自我标榜，在表演相扑时，自然就有引人发笑的戏耍性动作。这使相扑越来越耐看，常见的“乔相扑”就是这种类型的项目。 　　“乔相扑”是表演者隐藏在用稻草、棉花做成的两个偶人的衣服套子里面，表演者弯腰四肢着地，背负这对双手连接成互抱姿势的偶人，表演者的双手下面穿着一双靴子，作为一个偶人的双腿，自己的一双真腿作为另一偶人的足部，作互抱、互扭、前掳、后挂、搂腰、盘腿各种姿势，尽情展示相扑时的各种解数，看去和真相扑一样……但比较而言，还是两两相当的角力是城市相扑运动的主流，当时临安以相扑著名者就达44名之多，而以“乔相扑”著名者不过9名。　　 　　当时的著名相扑者有撞倒山、铁板踏、宋金刚、曹铁凛、周急快、杨长脚、金重旺、韩铜柱、郑排、广大头、黑八郎、盖来住、武当山、一拔条，等等，名字很能体现出相扑的急、快、狠、重等技术特点，可想他们本领端的不凡！ 　　还有唤张关索、严关索、小关索、赛关索的，显然是在刻意模仿三国武将关羽之子关索之神韵。据传：关索年少美容仪，故有“花关索”之称。他武艺高强，又有“英雄男子”之誉，真是美勇兼具。 　　到了宋代，龚圣从“病关索杨雄”生发，作出了“关索之雄，超之亦贤”的崇高评价，关索更是被市民奉之若神明。故余嘉锡先生认为：“盖凡绰号皆取之街谈巷语，此必宋时民间盛传关索之武勇，为武夫健儿所忻慕，故纷纷取以为号。” 　　北宋政府在金兵入侵的时候，怕城中善于相扑的“小关索”李宝闹事，将他和其他16人急捕入狱，后枭首示众。一个相扑手在宋政府眼中就可以构成这样可怕的威胁，这就比较容易理解，宋代城市中的相扑手为什么纷纷以“关索”命名自誉了。 　　遗憾的是，宋代的历史着作家并未记下“小关索”李宝的具体情况，这使我们无法了解到更为细致的相扑场景。在这方面，要求助于小说《水浒传》。基于二十余年不懈的考证，笔者坚认：《水浒传》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市民生活。在《水浒传》中所看到的相扑场景，比正史在《水浒传》中，相扑手和好相扑者很多，如蒋门神就是靠相扑本事夺了“快活林”，武松则又靠相扑的“玉环步，鸳鸯脚”，夺回了“快活林”。“闲汉”出身的高俅也会相扑，自夸“天下无对”。只一跤便摔翻了李逵的焦挺，则 　　是“祖传三代相扑为生”的职业相扑手，他们家是“父子相传，不教徒弟”…… 　　所有这些，都是对宋代城镇相扑运动真实的描写。最为精彩的是，《水浒传》中《燕青智扑擎天柱》一回，展现了宋代城市相扑的具体场景—— 　　这次相扑在山东泰安州的岱岳庙内举行，时值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降诞之辰，天下香客如风云聚汇。在此时此地相扑，是应“献圣”的美名，寄寓祭神礼佛的美意，这与东京市民每年六月六日，要举行相扑以祝贺崔府君的生日是一样的。 　　先是一位年老的“部署”，即相扑的裁判员，拿着“竹批”，即比赛时的指挥标示，走上相扑赛场——数根粗大柱子支橕起来的“献台”上。他先“参神”，然后才请今年相扑的对手“争跤”。 　　著名相扑力士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连续两年蝉联相扑冠军的任原，为他扬名的“两条红标柱，恰与坊巷牌额一般相似”。任原在客店教徒弟时是“面前遍插铺金旗牌，锦绣帐额，等身靠背”，俨然戏剧中的“霸王”。任原奔赴赛场时更是雄纠纠、气昂昂，“却早十数对哨棒过来，前面列着四把绣旗。那任原坐在轿上，这轿前轿后三二十对花胳膊的好汉，前遮后拥”，这排场不弱于出巡的高官。到了比赛场地，主持相扑的“部署”，要把他请下轿来，“开了几句温暖的呵会”，慰问一番，任原这才上台 　　献艺。 　　因为是为了祭神礼佛表演相扑，所以任原先“喝了一声参神喏，受了两口神水”，再摘了巾帻，脱下棉袄，露出一身这样的装束： 　　头绾一窝穿心红角子，腰系一条绦罗翠袖。三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主腰上排数对金鸳鸯踅褶衬衣。护膝中有铜铛铜裤，缴臁内有铁片铁环。扎腕牢拴，踢鞋紧系。 　　燕青则是： 　　除了头巾，光光地梳着两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蹲在献台一边，解了腿绷护膝，跳将起来，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了架子。 　　以上可见，相扑者，头发都要绾成角儿，要赤裸上身，下身似应脱裤，可能任原是多年冠军，身上可以佩戴些冠军标志的饰物，如今日日本相扑冠军身上悬挂的饰物一般。　　 　　明刊本《水浒全传》插图：燕青智扑擎天柱燕青和任原的相扑姿势，可和宋代笔记、出土文物互证。如《葆光录》所记：相扑者成双结对，披着银画衫子，唱啖而出，裸身相扑。山西晋城南社宋墓室南顶《相扑图》还可证明—— 　　四个相扑汉子，上身赤裸，下身短裤露腿，黑色头巾，穿靴，两侧各有一旁观者，中间两人则全力相扑，左边者头被右边者夹在臂下，右边者左腿却被左边者抱住，双方相持不下…… 　　从这幅《相扑图》观察，四位汉子身材均同，看来相扑是要有级别的。任原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约有千百斤气力，对手也应膀大腰圆，可燕青身材却瘦小，许多人加以嘲笑，嫌他分量不够。部署也制止燕青相扑，并从“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 　　这说明宋代的相扑，对什么样的人方可参加，有没有“保人”，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不许暗算”之类，已有明细规定。因燕青抱着“输了死，永无怨心”的念头，任原则“恨不得把燕青丢去九霄云外，跌死了他”，弄得部署无法，只好拿着竹批，两边分付已了，叫声“看扑”！ 　　献台上只有部署、任原、燕青三人，先是“燕青做一块蹲在右边，任原先在左边立个门户”。这是遵循“各占一半，中间心里合交”的相扑规则。而一旦相扑起来，“正如空中星移电掣相似，些儿迟慢不得”，一来一往，胜负只在刹那间。 　　所以，任原依靠着身大力壮，采取了“逼”、“拿”的相扑战术。燕青则借身材瘦小，灵活地在任原的左、右肋下钻来钻去，利用任原转身不便的缺点，扰乱他的步子。接着燕青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一共旋了四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做鹁鸽旋”。 　　燕青一连串颇有力度的穿、跃、抢、探、扭、顶、托等相扑动作，相当准确地表现出了宋代相扑运动的主要特点，这是富有历史价值的，并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果《水浒传》作者没有经过长期的对宋代相扑运动细致入微的追踪观察和研究分析，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对宋代城市相扑运动及其风俗的深入了解，是绝对写不出这样丝丝入扣、传神逼真的作品来的。如燕青与任原的相扑比赛，“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都助将利物来”。这一数字虽有些小说家的夸饰，但验之南宋临安经常举行的这样的有“利物”的相扑比赛，还是很真实的。 　　这种在露台高处的相扑，主持者以旗帐、银杯、彩缎、锦袄、官会、马匹等大宗财物为诱饵，使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的相扑高手来夺其赏。有夺得头赏者不仅能获得丰厚奖品，而且还可以补军佐之职。理宗时，就有一号为“温州子”的韩福，胜了所有相扑对手，得了头奖，授了军职。 　　这样的相扑比赛活动，是由政府支持开办的，其用意是活跃城市的体育运动，以引导市民参与到相扑中来。它与民间发起的燕青与任原的相扑比赛略有不同。不过，一政府，一民间，犹似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映衬得宋代城市相扑运动更加壮观迷人，商品化倾向亦越来越浓，人们的兴趣也多集中到相扑的“利物”上来。《水浒传》中燕青与任原的相扑图就可看出：露台下几位市民乘乱将手伸向“利物”，这不经意间之笔似乎在告诉人们相扑的含义已不全在力量的比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