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



　　道光帝、咸丰帝是平庸之君，似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这里不是要发出什么异议，而是希望通过他们召见官员张集馨和段光清的史实来认识他们的理政能力和个性。前面“雍正接见”文中说到清朝制度，中下级的地方文武官员上任，都要面见皇帝，聆听训示，这种活动叫做“引见”；若是地方高级官员的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的履新，则应请求皇帝给于当面指示的机会，皇帝同意了，就进京面君，是为“召见”。引见往往是多人同时进行的，只见一面，而召见则多属个人行为，系皇帝与被召见人单独交谈，即是密谈，而且可能多次见面。

　　张集馨（1800～1878），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六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咸丰元年（1851）、六年、九年先后八次被召见。段光清（1798～1878），安徽宿松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按察使，道光二十四年（1844）引见，咸丰九年（1859）召见。张集馨着有《道咸宦海见闻录》，段光清写作《镜湖自撰年谱》，记录了他们被召见的历史，下面所利用的历史资料就出自这两部书。召见关乎君臣双方，这里则将关注点放在君主方面，从他的提问、指令、表情，来看他关心的事情，处置政务的能力，为人与智慧状况。

　　道光帝、咸丰帝的召见张集馨、段光清，谈论中说到大政方针，但更多的是了解从封疆大吏到民间情况，太平军、捻军及少数民族战争情形，大员察吏的职责和方法，施政的细微原则，以及被召见人的家庭与生活，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里不必一一介绍，仅将我们有兴

　　趣的略陈于次：

　　安内攘夷的战略性思考

　　咸丰九年（1859）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在第五天咸丰帝问段光清：“方今夷人横强，粤匪扰乱，是天下两大患也。据尔看来，如何办理？办理宜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式，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

　　夷人扰害中国，今已二十余年，内有商贾，交易往来，已渐相安。当初若沿海地方，任其蹂躏，亦未必遂能深入内地；今则内地既深入矣，猝欲除之，势必不能。臣窃窥夷人之志，不过专心营利，未必遂有他志。且连年外而哦夷，内而属国，祸结兵连，习以为常。刚者必缺，自然之理，不久夷人当自虚弱。皇上为中国百姓忍辱含羞，天下自能谅之。目下粤匪到处掠人赀财，毁人庐室，淫人妻女，焚人诗书，每破城池，衙署尽烧，每逢庙宇，则神像俱毁，此万姓所切齿，而天理所不能容者也。皇上且振刷精神，命将出兵，奠安海内，以顺舆情。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他的看法很明确，第一先处理太平军之乱，办法就是用兵，武力消灭对方；第二位才是对付洋人，一则平定了太平天国，夷人见中国没有内乱就会老实一些，再则胜极则衰，夷人必然会败落，所以可以放到第二步来料理。咸丰帝当时没有表态，会见后就把段光清的意见告诉军机大臣，得到他们的赞同，九门提督穆某当面赞扬段光清“所言甚善”。安内、攘外的次第与方法的决策，本来是朝廷的事，咸丰帝竟然谋及并非疆吏的地方官员，是否病极乱投医其时清朝的形势确实是危机而难为的，太平军和捻军已搞得焦头烂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进行，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八年四月攻占大沽炮台，逼近天津，五月清朝被迫先后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十月又在上海与英法美三国签订通商章程，半年前的四月还同俄国订立了《珲条约》，清朝政府实际上采取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可是外国侵略者咄咄进逼，九年正月英国使臣坚决要求进京，朝廷一面下令严防海口，一面令海运漕船躲避夷轮。三月，俄国强行在乌苏里江、绥芬河建造房屋的奏报到京；英使兵船北上，不理睬直隶官员的阻止。就是这种形势逼着咸丰帝君臣再次思考安内攘夷的战略大计，所以才在召见中谋及地方官员，并且坚定了他们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

　　多方考察疆吏和领兵大员道、咸二帝在召见官员时，常常询问他们的上司——疆吏的优劣，因为那时战事多，也问及在地方上的领兵将帅。　　

　　张集馨将由四川按察使升任贵州布政使，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接受召见，道光帝问他近年来四川总督谁最优秀？张集馨一时不便回奏，道光帝就说琦善办事老练，又问裕成如何？张集馨奏称他“中正和平”，道光帝则说“嫌他太软”，不过无人可用，还是派他去做川督，并预料他，“大约整顿未能，亦未必敢坏地方公事”。第二天再见时，道光帝查问琦善带兵攻打中瞻对藏人的事情，起因是什么，用了多少兵饷，谁承办粮台？这是从具体事务考察琦善了。

　　咸丰九年三月，皇帝召见浙江臬司段光清，问他历任浙江巡抚谁最好？段光清对原任文熔、黄宗汉等四位巡抚一一作出评论，又为现任胡兴仁说了好话，但是咸丰帝仍然追问：“胡兴仁倒底何如？”这就使得段光清预感到胡兴仁将会碰到麻烦。果然，九月胡兴仁就离职了。道、咸二帝通过属员了解其主官，是皇帝的惯常手法。

　　施政指示

　　皇帝对召见的官员，总要根据他的职务给予一些既原则又具体的教导和指令，详细地说有下述诸方面：

　　用人原则。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帝对布政使张集馨说，用人不要有成见，做官的人不外来源于科举、捐班、满、汉四个方面，哪一方面都有人才！当然，捐班的人将本求利，操守难求，让人不放心。不预存偏见，就要根据属员的实际表现来使用，避免委屈优秀人才。胸中有数，全盘料理。咸丰帝于九年训饬行将就任闽省藩司的张集馨：“汝到任须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无为州县蒙蔽。”就是到任不要急急忙忙，还不了解多少情况，就拿主意，处理事情，而应对所有的事务有个通盘的认识，明了原委，有计划地去做，将不会受下属的蒙骗，把事情办理妥善。

　　考察属吏、不可徇情废法。这就涉及到明确各种官职的职责、考查方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参劾。道光帝于十六年（1836）告诫即将上任的知府张集馨，知府不能只是洁身自好，还要能够查察所属的州县官，办法是“明查暗访”。二十七年（1847）训饬川臬张集馨：臬司专管刑事案件，难免要判死刑，不要存怜悯之心，或杀人报应之惧，为情实罪犯减刑。又以自身为例，每年勾决人犯，并不惑于生死之说。又说臬司管理驿站，马匹紧要，可是盘查马匹时，州县官彼此挪借，查不出毛病，因此不必去查点，只看公文递送，如有迟缓的，即行参奏，就会收到实效。二十九年，道光帝对即将出任布政使的张集馨说：“理财固为藩司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道、咸二帝告诫长吏要善于御下，警惕被僚属欺蔽，故而道光帝对张集馨说，“不要听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说”；咸丰帝告诉张集馨，“无为州县蒙蔽”。

　　兢兢业业理政，要坚持不懈。俗谚“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是有一番作为，而后就疲沓了。咸丰帝深知官员有这种毛病，对新任闽藩张集馨说：“汝到任后，诸事自然要整顿，切不可初到整顿，久则因循。”要求他勤劳办事，持之以恒。张集馨、段光清身任藩、臬，系地方高级官员，各司民政钱粮、司法治安之职，道、咸二帝对他们的要求，在本职的主导方面之外，重在他们的任用和考核属员，以及始终勤勉供职。

　　获取知识，了解民情

　　在召见当中，道咸二帝会因着被召见人的经历、知识询问想知道的各种事情，有不懂得的也不隐讳，照问求知。这是私下会见，不是坐朝，不必显出天纵圣聪、无所不知的样子，所以交谈中，无论是职官制度，人丁钱粮，交通道路，水利水患，收成口粮，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少数民族，以及历史往事，皇帝表现出兴趣，臣下就尽心回答。

　　职官制度。官制中的重要内容，皇帝当然知晓，特别是道光帝中年继位，坐朝时间又长，知道得更多，但有些规则还是不了解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召见陕西粮道张集馨，问：“粮道自然管粮，不知管地方否？”回奏：“西、乾、鄜三属地方，归粮道统辖。”又问“哪个乾字”，回答“乾坤之乾”。于是道光帝获知粮道不仅管收钱粮，还兼管地方，陕西有个乾州。

　　人丁钱粮。人丁的掌握，钱粮的征收，是政府的命脉之所在，为皇帝高度关注。道光帝问张集馨四川库存有多少，每年田赋是否够本省支销？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询问式地对张集馨说：“各直省地丁，自然以贵州为最少。”张集馨回奏甘肃亦不多，咸丰帝遂连续问及甘肃、四川、河南、山东、福建的地丁钱粮，以及四川为什么赋税比其他省份轻，张集馨一一作出解说。

　　道路交通。道、咸二帝不像他们的祖先康、雍、乾三帝巡幸的地方多，地理知识多来自书本和臣下口述，因而常在召见中问及有关事情。咸丰帝因张集馨将赴福建之任，遂在九年五月召见中详细询问去福建的路程及交通情形，兹将张集馨的记录抄录于次：

　　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不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水利水患。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黄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懮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懮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

　　收成口粮。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张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道光帝又问起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

　　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噜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从而缓和下来。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官员的交谈情形和内容就介绍这一些，下面从召见活动中观察道、咸二帝的性格，以及所受清朝皇家家法的影响。

　　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潭求雨，未能正常办公。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谘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

　　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候，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宫，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　　

　　道光帝是有见识、有责任感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

　　关于道光帝的识见、性格，有学者认为他“犹豫不决，愚昧无知，气度狭小”。也有人评价他“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他们所论均有事实凭据，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同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而是谈一点想法。考察道光帝的识见有三桩事情可做依据。其一是继位之初的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然而刚一实行，遭到朝内外官僚的反对，他立即罢手，并将英和撤职。

　　其二是支持禁烟派，任用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是英国军舰一打，他又软了下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并惩办禁烟中坚人物。

　　其三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策试贡士的“制”文中云：“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一）。务实，这是道光帝的一贯主张。清厘陋规整饬吏治，严禁鸦片烟毒，是朝政

　　中的大局，是势在必行的，道光帝认识到了，抓住了，问题就出在不能紧抓不放上。在道光帝的意识里办理这类事情就是整顿，通统属于他不离口的“整顿”范畴。务实、整顿，说明道光帝是有见识的，也是有主见的，确实不是昏君，但是他不能坚持主见，反映了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似乎可以说道光帝能够察觉朝政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弊病，至于外国侵略者的汹汹来势之不能识及，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可以不作深论。要之，道光帝是有识之君，而没有坚毅的品格来支持他坚定自家的主见。

　　道光帝对国家的责任感之强烈，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六年（1836），他在召见中告诫张集馨，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中要求川臬张集馨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道光帝一口一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民人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继承的。

　　咸丰帝的好学与不成熟

　　对咸丰帝的为人，《清史稿》的评论是相当不错的，谓之“任贤擢才，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似是叡智善断之君，然而有的当代史家颇为恭亲王奕鸣不平，认为若他登基要比咸丰帝好，则是看不上咸丰帝了。从召见中看，咸丰帝是位遇事感觉新鲜，很有好奇心，乐于了解下情，希望获取治理经验的皇帝。他好问，下指令并不多。他20岁（实岁18）登基，应当说多少具有有为的年轻人的好学精神。咸丰帝希望得到的知识和兴趣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国家大政方针。如征求段光清对安内攘夷的意见。

　　（2）战争与战术。询问张集馨贼军何以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兵技艺如何，敌军木寨是怎么回事？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人，用兵劣如何，胜保打仗真是勇敢吗？张国梁战功多，必有用兵奇异之处，是个粗人，能懂兵法指挥调度吗？哪一省的营兵最为精锐？齐二寡妇以妇女而能御众打仗，过人处何在？

　　（3）官员相见礼仪。询问张集馨，两司见督抚是何仪注，督抚在什么情形下坐大堂，坐大堂时两司又如何相见，什么是庭参礼，督抚要站起来回礼吗？胜保是否待人傲慢，连提督、总兵、都统都不让坐？

　　（4）官员相貌与官兵是否接近女色、男色。问张集馨，胜保帐篷内是否“娇童林立”？向荣是否赳赳之气，是何相貌，是否在战斗中被削去半边脸？知道不知道江北兵勇私养女人，不肯打仗？

　　前面两点的谘询是完全必要的，对处理政务、战事必然有益。后面两点不能说全然没有价值，而咸丰帝的发问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试想向容、张国梁那样勇敢善战，是什么模样，也许有种想像，不如问一问。作为皇帝，自家坐朝的仪式当然清楚，督抚坐大堂与天子不能比拟，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好奇心驱使他发问了。如果有机会谈到知县坐堂审案，咸丰帝一定会饶有兴趣地听下去。人云咸丰帝好色，他问将领和军士是否好女色、男色，也许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时间、精力有限，有的事情是无须提出的。

　　咸丰帝记忆力可能不好，或者不善于记忆，他同张集馨在六年的谈话，到九年再见时，问了许多重复的事，如张集馨是怎样坠马受伤的，他在仪征老家的人有无在太平军进城时伤亡，张集馨在向荣江南大营是否管粮台、写奏折，张在北京有无住房。皇帝日理万机，那些琐事不会记得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咸丰帝丧失的记忆太多了，不便承认他是聪叡之人。说他洞察力很强，似乎根据并不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