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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官绅写照
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
官员和绅士到了晚年，早已功成名就，自宜于优游林下，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享受美好的人生。乾隆十五年（1750）中举的赵翼（1727～1814），在60年后（嘉庆十五年）因重赴鹿鸣宴自诩：
中岁归田，但专营于着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檐曝杂记·续》）
晚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笔者近日阅览了清朝人物的百余种年谱，再回忆以往读过的清人传记，感到赵翼式的优游林下者有之，而不安于此者亦复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则更多。如若把他们的晚景归纳分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醉心撰述
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着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着书立说，当作人生的追求，写出大量的着作。另外以行政事务为主的官员，科举出身的，本来有能力写作，晚年利用时间舞文弄墨而乐此不疲的也大有人在。
人们一提到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师，必定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着述等身， 年过花甲之后， 新着和总结以前的着作又出了一批。他是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到63岁（1672）时，将《姚江逸诗》15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从而辗转抄写，使之流传于世。
康熙十四年（1675）黄氏编辑成《明文案》，多达217卷，后被辑入《四库全书》。67岁将代表作《明儒学案》写成，这部巨着总括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自订《南雷文案》于71岁，并由门人校刊。到79岁，将《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修订，删汰三分之一，编成《南雷文定》。83岁得重病，应酬文字一概摒绝，力疾整理文稿，将平日读《水经注》的心得汇辑成《今水经》；适值《明儒学案》刻印校对，口述序文，由儿子代书。从这一年起，所作的文章，命名为《病榻集》。次年（1693），将《明文海》482卷选成，又从中择出尤须阅读的文章编成《明文授读》。86岁寿终正寝，殁前，犹作《葬制或问》、《梨洲末命》等文（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
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禛（1634～1711）成名甚早，然而终身时时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62岁，任户部侍郎，“部务稍暇，与同人、诸及门为结夏文字之会”，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并作《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余闻》，还认为自己写的诗少了，不如前次去四川作的多。66岁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上，撰成《古欢录》。康熙四十三年71岁结集《蚕尾续集》，同年因办案得咎，罢职回籍。73岁将当年写的诗集成《古夫于亭稿》，次年又将新作编成《蚕尾后集》。76岁新作《分甘余话》，辞世前一年的77岁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他的全集《带经堂集》92卷在他逝世后数月刻成。他自回籍即开始写作年谱，后来因病不能握管，口授由儿子代书，完成《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可知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王氏自订年谱》）。
以编刻《士礼居丛书》闻名于世的黄丕烈（1763～1825），一生访书、购书、借书、抄书、着书、出书，被世人视为“书淫”。60岁时家已贫乏，除夕那天出卖元版《国朝名臣事略》渡过年关，次年冬又出售元刻本《东坡乐府》。可是他还购进宋刻本唐人的《碧云集》、明抄本《李群玉诗集》，与友人石韫玉、尤兴诗等人结成问梅诗社，频频开展活动。每会必赋诗唱和，并坚持校书写记跋。辞世之年跋校本《封氏闻见录》，为顾秀野藏抄本《珩璜新论》连续三次作跋，为《李群玉诗集》写跋、再跋（江《黄荛圃年谱》）。金石学家、朴学家、日照人许瀚（1797～1866），着有《攀古小庐文》，64岁时因捻军战争，书版被毁。这时贫病交加，足不能行，但是“手未尝释卷”，朋友怜悯他，推荐到县书院主持讲席。他为增加收入，写信与吴重周联系，乐为吴式芬校订金石学着作《捃古录》。并要求将《金石汇目分编》一同校勘，结果如愿以偿，将《捃古录》20卷校定（袁行云《许瀚年谱》）。
南海人吴荣光（1773～1843），曾任湖南巡抚，68岁休致，次年作出《辛丑消夏记》，自订年谱亦写至这一年。70岁出版《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金石文字》，并开始撰着《历代名人年谱》。及至病笃，研究工作仍未停顿，不能执笔，请人代书。儿子们怕他劳神伤身，劝他歇息，也是不听。原来吴氏“无他消遣，依然手不释卷，是以精神消耗，虽日服参剂，竟未奏效”。不过，17卷书总是完成了，未留遗憾（《吴荷屋自订年谱》）。以上几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一是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像王士禛、黄丕烈等人，可能他们就是把研究、着述当作性命之所在，乐趣之所在，人生意义之所在，所以才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后人看来，没有学术研究，他们的一生将大为失色。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着书立说上，如吴荣光，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所谓“九老会”、“七老会”之类），但很难经常进行。可以出外观光，如吴荣光致仕后到广西就医，游览桂林山水，然而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允许他外出旅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
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许瀚即是如此。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或虽罢官家居，有处分在身，但通常的情形是不会再出事的。这两种人都可以说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乾隆帝有两个文字之交，一是苏州沈德潜，另一位是浙江嘉兴人钱陈群（1686～1774），前者身后陷入文字狱，后者则保持盛誉。钱氏于乾隆初充顺天学政，其母善绘画，将亲身经历的训子读书情景，绘成《夜纺授经图》。及其亡故，钱陈群奏明其事，乾隆帝特题诗其上，有句云：
嘉禾欲序贤媛传，
不愧当年画荻人。
钱氏官至刑部左侍郎，乾隆十五年（1750）65岁因病致仕回籍。乾隆帝为安慰他，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并赐以诗。乾隆二十五年赐其《乔梓图》，因为钱氏想献诗而不敢造次，乾隆帝说怕他老年心情不舒畅，故有此举。钱氏76岁进京庆祝皇太后七旬圣寿，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帝于二十七年、三十年的南巡，钱氏与沈德潜迎驾，乾隆帝赐诗云：
二老江浙之大老，新从九老会中回。
身体康强自逢吉，芝兰气味还相陪。
迎堤恭遇以为喜，出诗命和群应推。
更与殷勤订佳约，期颐定复登金台。
希望后会有期，同时关心钱氏年衰，特命汝诚归籍侍养。钱氏原来居室狭窄，至此另建新宅，父子家人朝夕团聚，得享天伦之乐。
钱氏又向乾隆帝进呈其父所刻图章，其母所绘图画，乾隆帝为之赐诗、作跋。乾隆三十六年，已经86岁的钱氏再次赴京为80岁的皇太后祝嘏，乾隆帝赏他紫禁城骑马，令汝诚扶掖出入内廷，又得参与香山九老会之荣，因进呈《恭和御制香山九老诗》，有句云“鹿训岩畔当童扶”，乾隆帝称赞他意境超逸，作图以赐。钱氏故后，赐谥“文端”，乾隆帝作《怀旧诗》，称赞他：
迎銮三于浙，祝厘两入京。
唱和称最多，颂中规亦行。
林下唯恂谨，文外无他营。
优游登大台，生贤殁亦荣。
诚如乾隆帝所说，钱氏享年89岁，荣宠逾常，但他遵守一条规则：“文外无他营”，即休致后不预政事，小心地与皇帝唱和，大约这也是得享大年的秘诀（《清史列传》本传、《文端公年谱》）。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68岁休致，并未居于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当其所造的北东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的时候，认为“浦中风俗日偷，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览杭州，遂举家出游江浙。因有有家而不能归之意，自云为“浪游”。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二十九年，遍历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
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梁氏到苏州，朋友约他观光嘉庆朝湖广总督、《续资治通鉴》主编毕沅经营的灵岩山馆，他曾经去过，但是以前来去匆匆，这次为“考悉其颠末”，欣然前往。细细欣赏，一面感叹毕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赏盛的机会，一面将过往没有留意的楹联抄录下来，以备补入《楹联三话》一书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虚矣”。到扬州，笔记写了一卷多，拜访其师、致仕乡居的大学士阮元，呈上《师友集》，阮元为之作序，誉为“他日必传之作”。游小玲珑山馆，请主人告知其来历，令后世读者亦能明了此园的建筑特色、名称由来和主家的更易（《浪迹丛谈》、《续谈》）。阮元的林泉生活，本书有关于阮元的专文涉及，这里不叙。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着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识。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老年官绅中有一批人热中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较多出现。
浙江海宁人查慎行（1650～1727），54岁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得康熙帝赏识。64岁引疾乞休。旋里后，应族兄之召入五老会，又举行真率会，“与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校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训子弟为己责，“待子弟严而有恩，有过虽成人不少贷”。教育之外，修祠堂，兴祭田。陈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的康熙六十年（1721）谱主72岁条写道：
（查氏）一切世故不与闻，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赎祭田，修祠宇，家虽贫，必竭力捐助，恒比丰厚者倍之。有时独立举行，虽困甚，弗顾也。为什么这么认真？原因在于他认为子孙的功名财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泽所给予的，只有追远报本，才能保持家族的兴旺（《查慎行年谱》）。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42岁东归，48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50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60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他辞世前一年，自撰楹联云：
时至即行，再休恋身外浮云、天边朗月；
知足不辱，问谁似殿前作赋、塞上从军。
是把一切都看开了（《啖蔗轩自订年谱》）。
晚年为家族而死的是享誉北方的桐城学者吴汝纶（1840～1903）。他做过幕客，多年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日本作过考察，学部大臣欲用其主持京师大学堂而不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安庆筹办桐城县学堂，因二十余年没有在除夕回乡祭祖，非要在腊月二十九日从安庆起程回乡间，次日黄昏到族人家（本身无家属及兄弟在农村）。这两日风雪交加，受了寒气，元旦上午祭祖过后，感到不舒服，还要到外庄探视本家，然因身体不能支持，遂将族人请到他住处议事，为其兄商定嗣子。事后，有族人说闲话，起纷争，吴氏极为生气，病情加剧，数日而亡，享年六十有四（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如若不是祭祖立嗣，不受风寒，不生闲气，吴氏应不会迅速辞世，而会给当地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67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数月后亡故（邓辅纶等《刘慎武公年谱》）。
坚持修身养性
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有一种理念，并以较强的自律能力去促成其实现，否则其成功是难于想像的。事情是有的人不能坚持，或不能全面地持之以恒，半途而废，放任自遂；而有的人却能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人生目标，愈有成就，愈加反省，老而弥笃。遗民、隐士可以说是后一种人的典型，在清代，这一类的人相当多，下面举两个人物的言行，以见其一斑。
明清之际的山西阳曲人傅山（1607～1684），诗文、书法、医学样样精通，成就卓着。青年时代向往清明政治，明朝灭亡，甘愿隐逸，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合作。顺治前期不幸吃了官司，事毕仍不改初衷。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要求官员推荐人才与试，给事中李宗孔等人荐举傅山。73岁的傅氏深知应试就是合作，就要做官，与己愿相违，故而称病拒绝。但是官府不放过他，催逼他起程进京赴考。县令戴梦熊派夫役强行抬着他上路，待到离北京城30里的地方，他拼死不让再走。这次特科，本为联络人才，收买人心，故而官员重视其事。见傅山不上圈套，不给皇帝面子，怎么得了。一个个为在皇帝面前买好，纷纷出动劝驾。首先是大学士冯溥屈尊拜访，百官跟进，傅山半躺在床上，声称有病，不能起床答所以史书云：“是时海内名士云集，高征君名，进谒者骈填户外，征君卧床蓐不起。”他的山西同乡、刑部尚书魏象枢，见这样僵持令朝廷下不了台，出面打圆场，奏称他实在老病，请求免予考试。康熙帝允准。冯溥又密奏，傅山虽然未试，给予一官，以收人望，遂命为中书舍人。冯溥强要傅山到庙堂谢恩，傅氏坚决不答应，官方就报告他已病危，难于正式行礼，把他抬来，到了望见午门的地方，他伤心得泪流满面。冯溥怕出事，就地强行扶他下拜，他则趁势倒在地上，魏象枢赶紧说好了好了，已经谢恩了。冯溥、魏象枢等人演了一出戏，圆了皇帝的面子，而傅山始终没有妥协。事后他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再不会有逼我做官的麻烦事了，又说元朝的刘因，以贤孝闻名，被征召就出来做官，后来以母病辞职，希望别人不要把他看作和刘因一样的人，否则死也不瞑目，表示他并未接受清朝的官职。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总之，傅山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竭力自持，坚守初衷，不与清廷合作，保持了晚节。
颜李学派的首要人物以卓越的修养传名后世。他们生活在农村，亲自耕作，讲求实学，注重践履。李塨（1659～1733）是学派的集大成者兼发展者。冯辰等人给他作的年谱——《李恕谷先生年谱》，反复记载他的“一岁常仪功”，强调他的严于自律，悔过迁善。从年谱的写作讲，不免招来内容重复的批评，但在保存史料上则令人知晓李氏的自持精神。《年谱》云，康熙四十六年（1707）谱主49岁，“仪功如常。去琐碎，戒暴怒，勿听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习恭一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杂，年已将衰而德不立，惭哉！同年，皇三子诚亲王允祉派陈梦雷征聘他。他以草野之人，不足供奉贵人辞谢。而前三年，朋友阎若璩应皇四子、贝勒胤禛之召进京。得病，李氏前往探视，劝他“老当自重”，即作为平民学者，或者说是隐逸，不应当与贵胄交游。李氏53岁时，惧怕倚老卖老，与友人书云：
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骄，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邃涵养，改过取善，雷行天复。不然，学且堕落，不唯愧负天下圣贤，亦吾师习斋之罪人矣。
70岁的冬天他得了类似中风的病，夜不能寐，然而还能做点事。至次年，每月《日记》的后面，仍然写着“小心翼翼，惧以终始”，自勉不懈（《李氏年谱》）。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史书有所谓“官龄”之说，即反映虚报年龄现象的严重。隐瞒，有的也无济于事，被强行休致。但也有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或者业已感到圣眷已衰，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颇有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乾隆初年，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有各立门户的嫌疑。几十年后乾隆帝说：“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进于骄者，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进于懦者。”（《清史列传·张廷玉传》）鄂尔泰对汉人大臣骄慢，也并非一点不知自禁。乾隆四年（1739）他六十大寿时不许做寿，作谢客咏怀诗云：
无然百岁便如何，二十峥嵘六十过。
官贵倍增惭愧事，恩深徒诵太平歌。
宾朋介寿思棠棣，儿女称觞感蓼莪。
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
有难言之隐，不敢张扬（鄂容安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七年即受到“交部议处，以示薄罚”的处分（《清史列传·鄂尔泰传》）；九年腊月得病，次年正月疏请解任调理，不准，四月亡故；10年后以胡中藻文字狱案而大被谴责。
蒋攸銛（1766～1830），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并死在山东平原县路途（《绳枻斋年谱》、《清史列传》本传）。
林则徐（1785～1850）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想去位而不可得。继续仕途，可能会出新错，也可能新账老账一块算，没有好下场，如同蒋攸銛；即使皇帝一时顾全大臣颜面，不加重罪，也让人提心吊胆，如同鄂尔泰。如此在职的老臣，晚年的生活怎么会是美满的呢？
安排后事
许多高龄官绅深知生老病死的不可抗拒，看得开，不讳言死亡，早早安排身后之事，以便子孙遵守，让后事也按生前的意愿实现。
写作脍炙人口的《圆圆曲》的吴伟业（1609～1672），明朝进士、左庶子，南明少詹事，顺治中受清朝征召，官国子监祭酒，三年后返回家乡，居于江苏苏州。这几年的仕清，以气节之玷污，让他遭受时人和后世的诟骂，他内心也相当苦恼。康熙十年（1671）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病中写《与子景疏》，实际是在作遗嘱。内容关乎四个方面：一是料理家事，主要是安葬双亲，托付两个弟弟和朋友办理。二是收集和保存着作，如《流寇纪略》（《绥寇纪略》）的一部分被人借去，必须收回来，此事由儿子和友人经纪。三是表述己身的思想感情，谓其“一生遭际，万事懮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偿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这大概就是气节问题困扰所产生的无法摆脱的痛苦，长期埋在心田，在此有所流露。四是身后丧葬处置：
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苏州）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即后事的办理原则是不事声张，不要排场，不提官宦经历；生前没有逃世，死后却与出世的僧衲相比拟，可能是为弥补仕清的前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做了不同于众的身后安排（冯其庸等《吴梅村年谱》）。
户部尚书、扬州人董恂（1807～1892），光绪八年（1882）以病致仕回籍，乡居10年，着述消遣，自撰《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光绪十七年对嗣子说：
我近年心甚伤，神气衰惫，恐不能久，有书成自挽匾联，将来悬我柩侧。其匾曰：“还读我书”，联云：“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
表现出看得开、放得下的达观心态，照常地活着，安然地等候死亡的来临。
陈澧（1810～1882）一生以教书和写作为务，72岁的冬月，患腹疾，仍校定《东塾读书记》一卷。次年正月病危，对儿子和门人说：
吾病不起矣。然年过七十，夫复何求！吾四十时，已洞明生死之理，生死犹昼夜，无所凄恋也。吾所着读书记，已成十余卷，其未成者，俟儿子与门人编录，名曰《东塾杂俎》，此书当可传也。
这些老人临终所思考的事情，不外是：家事的处理，自身的丧事，作品的整理和梓刻。这三事料理不清，大概会有死不瞑目的遗憾。念念不忘先人、家事和着作，希望处理得好，留名后世。顾忌身后的评说，也是终生修身养性的一个内容，表现出自律之严（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
综观清代官绅晚年生活，形成如下的印象：
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多寡，与其享年有相当大的关系。清人有一种观念，在青少年时代少写作，并对“少作”抱有不成熟的不安心情，往往不愿意让它传世。如黄宗羲编辑《南雷文定》，删削以前的三分之一作品；与此相对应的是重视老年之作。这样，文士越到晚年着作越多。今日检查清人的着述，凡是数量多的，大多享有高年，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士禛、赵翼等人。高龄多出成果，符合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法则。
老年人中真正能够颐养天年的并不太多，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因素和自身素养的配合，但一般很难具备这些条件。社会条件是个人难于创造的，自身的素质可以通过砥砺而提高。晚年生活得开心的，是注重养生而性格开朗的人。
老年人要想晚年生活得充实有趣，休憩的同时，伴以丰富知识的活动，可能更有意思。即如游山逛水，知山水的人文价值之所在，无疑会增加游兴和欢愉之情。俗云“观景不如听景”，表示观光的失望，也可能所看的自然景观变差了，造成这种心态；但是，不会欣赏，虽身临其境而实未入境的情形也不是不存在的，要之，还要提高自身的欣赏能力，才不辜负游历之付出，也才能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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