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道光朝的民困与民变



　　给事中黄爵滋在1834年《综核名实疏》里说，当时人认为：“邪教可虑也，会党可懮也，灾黎可悯也，荒岁可惧也，兵弁多无用也，海洋多莫测也。”（《黄爵滋奏疏》）确是概括了当时的民间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其时民间社会有五种普遍现象，就是贫困者众多，盗匪多，民众闹事多，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成员多。

　　贫困者众多

　　1825年江苏巡抚陶澍在奏折中说：“江（宁）、镇（江）、苏（州）、常（州）等处，小民生计，外虽见有余，内实形其不足。”（《陶文毅公奏疏》卷四）。江南是全国的首富之区，人民家计是外表富实，内囊空乏，日子并不好过，其他地方赶不上江南，民众维生的艰难自不待言。

　　游民，前文说过，他们大多数是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穷人，没有职业或从事的是当时人认为的非正当职业，游荡在社会，或者流徙不定，也有一些是有职业的人，不满意，不正经地乾。游民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也是贫民队伍的重要成分。嘉道时期举人张海珊在《小安乐窝集·聚民论》里说，当时“游手纷于镇集，技业散于江湖，交驰横骛，而上下之人不得问焉”。1849年川臬张集馨说“川省游民极多，每每三五成群，在集场滋事”。贵州盗匪有三种，其一叫“游匪”，是游民成群的表现（《清文宗实录》卷二十四）。

　　人民贫困的另一个表现是民众背井离乡，迁徙无常。1826年流亡到舒兰的就有14万5千多口（《清宣宗实录》卷一○○）。人民往往因为细小的缘故斗杀和自杀。1834年直隶乐亭小商人赵宗柽外出，妻子杨氏有病，把家里东西当光，自杀身死，陪伴及来探病的她的母亲王氏、杨氏女儿赵银姐、杨氏外甥女李阎氏也一同吊死（《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1847年浙江寿昌有两兄弟因贫穷偷砍人家的竹子，被发现，遭失主勒赔，其父羞惭喝卤水自杀（《镜湖自撰年谱》）。这些人死亡的触发点很简单，是自身或亲人有小的过失，甚至毫无污点，没有致死的理由，但是他们生活困苦，无法摆脱，这是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轻生的多，反映了人民普遍贫困的严重性。

　　遍地盗贼

　　广东学政戴熙进京陛见道光帝，说他沿路所见，“盗贼蜂起，民不聊生”（《清稗类钞·谏诤卷》）。1850年春季内阁侍读学士黄瀛山奏称“邪教、盗匪，在在皆有”（《清文宗实录》卷七）。道光朝盗贼横行，杀人越货，掳人勒赎，无时、无处不发生，从两广到东北，从东海岸各省到陕甘，在海洋、内河，没有不报盗案的，在各省的交界地区，一省的不同府州县的邻界处，由于是“三不管”地区，更是强人出没的所在。道光朝强盗的活动，形成下述特点：

　　有专门组织。河南有捻匪，其中张开运，设立大窝子，能指挥千余人，下设小窝子，每处数百人、数十人不等，散布在各个州县。整个捻匪活动在豫、直、鲁、皖、鄂各省。山东、江苏省有掖匪，四川有帼匪，都是百十为群，“置有旗号枪炮”（《清宣宗实录》卷四○八）。北京有把棍会，“十百为群”，天津府城匪徒聚会，名叫“锅伙”。漕船水手利用职业作掩护，有组织地抢劫，1836年上谕：“漕船水手等人类皆无业游民，犷悍成性，劫夺是其故技。”（《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道光十六年整理漕务史料》）

　　私盐贩团伙性强，江苏海州胡大成聚集党徒，私设“盐关”，保护盐枭，抽钱渔利。

　　作案情节严重。不仅掳掠平民，而且抢劫官员、衙门。福建漳浦盗首杨九千，纠众四五千人，在1830年4月一天内烧房百余间，杀死47人。广州土匪聚众数万，在1844年冬至1845年春夏之交的期间里，作案几千起，把香山司巡检鲁风林抓去，剃了胡须，勒赎。北京南苑是皇家苑囿，竟有盗贼敢去抢劫牲口。

　　拒捕伤官。盗贼有组织，人多，有的还备有武器，如刀、枪、鸟枪、火炮。他们作案，往往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敢于抗拒械斗，杀伤官员兵役。广西归顺州盗匪进入天保县作案，将带领兵勇前来捉拿的县令沈毓寅杀死。

　　道光朝盗匪活动危害民间，也起着破坏清朝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盗贼以抢劫为生，其虽有组织，抗官拒捕，但主要是为保障其打劫，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没有举行反对官府起义的意识，只是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才激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身于起义队伍。　　

　　民变频生

　　道光朝出现一些民变，主要是反对官府的横征暴敛，少数是反对富人的盘剥和长官的欺凌，运动的规模小，时间短，基本上不具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个别除外），目标单纯，但斗争形式多样，抗官拒捕，告状，聚众示威，张贴传单，结党谋图武装造反。详情请见下表：

　　道光朝民变简表

　　时间地区情节资料出处

　　1821江苏海州私盐贩千余人，刘三毛《清宣宗实录》卷十三　 立旗，上书“替天行道”

　　1821江苏嘉定王荣芳等结党闹漕，卷十八　 称八卦青龙党

　　1821江苏徐州铜山民向学政状告知县卷五十七　 铜山陈稷田，击伤之

　　1823江苏松江严海观等大闹松江府衙卷五十七

　　1823直隶大城水灾，村民向富户勒借，卷五十九　　状告知县

　　1824河南夏邑朱欲和号“重明大王”，卷六十五　　聚众欲起事

　　1824山西永济罢行控官卷六十二

　　1824安徽宿松乡民到城里向富户索食，《镜湖自撰年谱》　 曰“起挨”

　　1826广东嘉应佃户抗租，拒捕，京控《清宣宗实录》卷九十五

　　1826浙江仁和徐凤山领众闹漕卷一一二

　　1828山东黄县农民反对勒折闹堂卷一四六

　　1828直隶房山营兵闹衙殴官卷一四六

　　1828云南开化赵应陇、李映川刻大玺，卷一四一　　欲图造反

　　1830江苏新阳衿户抗粮闹堂卷一七○

　　1830广西浔州、乡民及游民百十为群吃卷一七九　　桂林大户、发揭帖

　　1831安徽桐城灾荒中民众禁米出境，卷一九六　　赶打知县

　　1832直隶通州饥民聚众，向铺户勒借钱谷，卷二一　 地方官通融

　　1832顺天府考试教习士子，抗不听点卷二一二

　　1832江苏桃源民众强挖官堤，捆缚巡兵卷二一九

　　1834江西龙南因粮价上涨，民众滋事卷二五三

　　1834甘肃固原固原镇兵丁齐队，反对卷二七七　　提督胡超克扣兵饷

　　1835直隶临榆两千农民祈雨，大闹山卷二六六　　海关副都统大堂

　　1838湖北蕲州童生与书役争闹，误伤知州卷三○七

　　1840江苏丹阳乡民抗粮捣毁县署，殴伤知县卷三三九

　　1841湖北崇仁钟人杰领众抗漕，杀知县，卷三六四　　占县城

　　1843湖南武冈州民阻米出境，戕官卷三九八

　　1843广东潮阳潮阳郑族与马族斗争，卷三九八　　戕杀署理县令

　　1844湖南耒阳千余人抗粮，攻城卷四○五

　　1844山西太原居民被人暗中剪掉辫发卷四○五　等地

　　1845浙江余姚佃农抗租，被充军卷四一七

　　1845浙江奉化罢考、抗粮、抗官卷四二一

　　1845甘肃甘藩报垦荒增税，数千《道咸宦海见闻录》　 农民至藩署哄闹

　　1845浙江钱塘重犯越狱七十余人《镜湖自撰年谱》

　　1846河南新乡乡民要求减少钱粮，《清宣宗实录》卷四二八　　闹堂伤官

　　1846江苏昭文乡民要求减少钱粮，《清宣宗实录》卷四三五　　闹堂伤役

　　1846湖南乾州石观保领导千余人光绪《湖南通志》卷八十五　　抗租

　　1847江西贵溪文童罢考，抗漕《清宣宗实录》卷四四七

　　1847四川资州犯人放火烧监《道咸宦海见闻录》

　　1848四川天全因官铜质次，商人《遭咸宦海见闻录》　　屡次罢市

　　1848浙江镇海渔户聚众毁关《镜湖自撰年谱》

　　1849河南涉县花户聚众抗漕，《清宣宗实录》卷四七　　拒捕伤官

　　1849江苏常州饥民强劫绅士，同上，卷四七○　　拒捕伤官

　　1849湖北饥民要求赈济不遂，同上　　捣毁办灾首事各家

　　1849安徽青阳灾民逃荒抗粮同上，卷四七四

　　1849江苏句容抗粮伤官同上，卷四七五

　　1850江西庐陵抗粮、捣毁征粮局《清文宗实录》卷六

　　1850顺天府宝元局匠役借工银闹堂同上

　　览表可知，从京城到十八行省，除贵州、陕西，时时发生民变，参加者有农民、商人、工匠、漕丁、兵丁、生员，而其内容则是抗粮、抗租、抗漕、抗暴敛，总之地域广阔，民众城乡复杂，性质是反对横征暴敛和高额地租。

　　民间秘密宗教活动绵延不断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活动，继元明之后，异常活跃，由于具有反政府的性质及举行武装暴动，不断遭到镇压，嘉庆间的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暴动失败，秘密宗教元气大伤。

　　民间宗教符文符书但是民间宗教有个特点，即它生根在贫苦群众中，一个地区的一个组织被消灭了，它的教义、教仪仍会传下来，会以另外的组织名称在另一个地区重新出现，教徒也极其顽强，一部分遭到屠戮、充军，有幸存留者会继续传教，所以秘密宗教在嘉庆末一度消沉之后，道光间又活跃起来。道光帝在1832年说：“习教传徒，久乾例禁，近来匪徒故态复萌，实堪痛恨，必应密速查拿，以期净绝根株。”（《清宣宗实录》卷二○八）表明秘密宗教活动的频繁，是统治者头痛的事情，这时在“邪教出没之薮”直隶巨鹿任知县的黄育楩特地着作和刊刻《破邪详辨》一书，希图从思想上清除民众对秘密宗教的信仰，以便化解它，这是一种梦想，然而表明当时秘密宗教活动的严重。

　　现就《清宣宗实录》所载的被破获的组织列出《道光朝秘密宗教活动简表》。

　　道光朝秘密宗教活动简表

　　时间地区情节资料出处

　　1821山东观城张书笏传播“邪教”被破获卷十二

　　1821直隶天津、河间民间有“看香”、“学好”等教卷二十二

　　1822河南新蔡朱麻子、邢名章起义卷三十九

　　1822广东拿获吃斋教徒卷三十二

　　1822河南虞城卢照常等传教被破坏卷四十六

　　1823山东平原周天明传大乘教，卷五十七　 计划在临清起事

　　1823直隶东明王二大嘴与山东卷五十七　　菏泽人王景元从路宗染习教

　　1823山东历城一炷香教徒活动卷六十

　　1823直隶东安石三为掌教，组党活动卷六十

　　1824山东临清马进忠的乾卦教预备起事，卷六十四　 被破获

　　1826直隶容城张俭、胡之机等以治病传卷九十五　 教徒

　　1826直隶承德徐学宽传教失败卷九十七

　　1827安徽阜阳王会陇传教失败卷一一七

　　1827山东禹城冯大坤传一炷香教失败卷一一八

　　1827毛金一、麻汝清立仁源教卷一二五　　失败

　　1827山东邹县李成文等传教败卷一三二

　　1827直隶献县孙荣传教失败卷一三二

　　1827四川华阳青莲教被破坏卷一三七

　　1827陕西徐继兰等习教被捕卷一四○

　　1828浙江处州处州帮水手信奉老安教、卷一四一　　潘安教，自相残杀，被破获

　　1831直隶清河尹老须传白阳教，自称卷一九三　　南阳佛，传教有年

　　1831直隶巨鹿曹老尤传大乘教，卷二○四　　张贴匿名揭帖

　　1831直隶传白阳教，又创旗门卷二一○

　　1831顺天大兴李二传混元会卷二○三

　　1831同上孟六等传红阳会卷二○四

　　1832安徽（？）张义法等教徒被官方逮捕卷二○八

　　1832江西黄钧传大乘教，至福建崇安活动卷二一四

　　1833直隶南宫、陈恭传一炷香教有年，卷二四一　　奉天辽阳远赴奉天辽阳

　　1833直隶，山东一炷香教在直隶故城、卷二七九　　山东德州等处均有传人

　　1833直隶唐县戴汉传天竹教有年卷二四六

　　1834直隶玉田、王平诺、王进和等传红阳教，卷二四九　　奉天开原活动至奉天开原

　　1835山西赵城曹顺传先天教，聚众杀知县卷二六四

　　1835山东东昌从建等传离卦教于河南卷二六八

　　1836直隶直隶人到山西传五荤道，卷二八四　　暗相封授

　　1836顺天通州张秀传红阳教卷二七九

　　1837山东潍县马刚传添柱教，被捕，卷二九三　　信徒闹衙

　　1837奉天盛京陈喜等习红阳教卷三○四

　　1838山东章邱教徒于九月十五日集会，卷三○九　　曰“走坛”（无生老母教？）

　　1838山西凤台王贵等人习清茶门八佛香火会卷三一一

　　1838河南汲县河南有无生老母庙39个，卷三二○　　各地群众每年正月十八日去汲县朝拜

　　1839山东高密滚单会卷三二一

　　1839湖北襄阳黄起能（顺？）传牛八教，卷三二六　　活动至豫、直、川、鄂

　　1840湖南、广西以《性命圭旨》为经典的组织，卷三三二　　信徒断荤腥

　　1845陕西、甘肃夏长春等传青莲教卷四一五

　　1845四川李一原传青莲教卷四一六

　　1845湖北朱立中为湖北青莲教卷四一六　　总教主

　　1845山东滨州、崔金伯至热河平原传卷四一九　　热河平原黄莲教

　　1845湖南衡州、周灿传金丹大道，信徒卷四四九　　传至云南、四川

　　1847山东魏际云等传根华教卷四四九

　　1848江西董言台等先入金丹教，卷四五四　　后改天地会

　　1848陕西刘振麟等习教被破坏卷四五八

　　上表似乎揭示，1839年以后民间秘密宗教活动大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鸿胪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为民众礼拜无生老母庙事上书的附片中说：“所有邪灯花教与清军作战图教二字，竟为一时地方官所深讳，而传说中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画像办理邪教一事，更为今日官吏所恶闻。”（《黄爵滋奏疏》）

　　原来山西赵城令杨延亮查禁先天教，被曹顺等杀毙，山东潍县令逮捕马刚，激起事变，地方官从中吸取教训，不敢与秘密宗教明显对敌，因而也不敢报告上司，所以“实录”难于再有多少关于它的记载，这不等于说它的活动减少了，前述侍读学士董瀛山

　　说的邪教“在在皆有”，才是历史的真实。应该说，道光朝民间秘密宗教活动不绝如缕，屡破屡兴，它表明民众为争取幸福生活，反对清朝腐败的政治活力及其坚韧性。　　

　　民间秘密结社的盛行

　　秘密宗教大多发生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北方省区，而南方则是秘密结社盛行，民众组织会党最主要的是天地会、三合会，发源于福建，传播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西、浙江、江苏、台湾，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倡言“反清复明”，幻想真主出现。

　　1831年5月广东籍御史冯赞勋奏报广东三合会活动情况，6月两广总督李鸿宾奏称当地没有三合会，7月新总督卢坤与前任相反，在奏折中承认有三合会的活动，这说明天地会的活跃，地方官已无法掩饰。道光帝在1836年就此指责地方官，指出“莠民中惟会匪之惑人最甚”，然而“近来不肖州县，非但不肯查拿，更复多方掩饰，即访出会匪名目，该督抚意存消弭，遂令匪徒有恃，滋生厉阶”（《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一）。会党在许多地方都有活动。浙江嵊县有钩刀会，聚众一二千人，每年七月十二日聚会。赣南有添刀会，入会者烧香结盟，与私盐贩联合行动。宜黄有天罡会、新天罡会。福建永安有一字教，建宁、邵武等四府双刀会、铁尺会、天地会活动频繁。湖北江陵、潜江各有郑老鼠、段么组织的会党。湖南人李金保等组织三合会，1832年失败被害。新田王棕献聚众拜会，造旗帜、器械，拒捕伤兵。闽浙赣交界处有“花子会”，又名“巴会”，每年五月十三日聚会（《清宣宗实录》卷二七八）。会党在道光朝的发展，表现为进行武装暴动，有的已超出隐蔽活动的范围。道光十一年末至次年初发生的湖南江华赵金陇领导的起义，道光帝就认为是“会匪”参加的，新宁李源发在1849年起义前，先成立“把子会”，结拜兄弟，动员、组织了群众（《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

　　道光朝的五多现象，表明它是动荡不定的社会。那时，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太多，涉及的社会层面广泛，有纳税的农民、工匠、商人、渔户、监生、秀才、纳租的佃农、城镇的平民，士兵、吏役本来是政府的工具，它在鱼肉人民之外，因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有反政府的某些自发倾向。清朝政府的腐败政治，把广大的民众驱赶到它的对立面，迫使他们从事违法的以至反政府的活动。游民、盗匪、民变，以不同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游民盗贼也是秘密团体成员的主要来源，有更大的破坏力。从社会正常秩序来说，人民的贫困和无出路，是社会不稳定的主因；人民没有正常职业和不事生业，因细小的缘故而轻生，是社会不稳定的征兆；人民广泛参加非法团体，进行了反抗斗争和组织准备，预示社会矛盾激化的到来；频繁出现的各种民变，是人民破坏社会秩序的演习。所有这些现象，揭示道光朝社会处于大动荡的前夜，预示太平天国运动的必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