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国”故事的平话，最早产生在元代。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字畏斋）撰《列国志传》，以烽火戏诸侯开篇，分节不分回，每节随事立题。明末冯梦龙加以改编，凡余邵鱼疏忽或遗漏的地方，都根据史书作了订正，艺术上也有显著的提高，改名为《新列国志》，共108回。清代乾隆年间，秣陵（今江苏南京）蔡元放（名界，号七都梦夫、野云主人）又作了一番修改，并加了序、读法、详细的评语和简要的注释，改名为《东周列国志》。本文采用的是顾全芳进一步点注的版本。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末年（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秦汉前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了。这部书的通俗之处，正是将那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好智愚，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也是他们对后人的贡献。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历史小说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无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事为人的标准和榜样。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如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与这些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入情节的进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