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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卡萨布兰卡——安法郊区——罗斯福总统抵达卡萨布兰卡——艾森豪威尔将军与亚历山大将军参加会议——希望攻取的黎波里——我于1月18日首次向战时内阁报告会议情况——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联合计划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意见——我和埃克将军谈论飞行堡垒问题——他说服我转而支持他们的意见——邀请戴高乐——他抵达卡萨布兰卡——严肃的谈话——对戴高乐将军的赞颂——我于1月20日向战时内阁续报会议情况——“无条件投降”——全部经过——“引文要确实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关于会议的最后报告——“1943年作战方针”——1月2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总统和我驱车前往马拉喀什——泰勒别墅——总统于25日拂晓启程归国。
我于1月12日动身前往北非。在我的这次空中旅行中发生了一桩小小令人不安的事。为了使这架C—46型飞机温暖如春，在机上装有一架汽油引擎，这架引擎能够产生出热气，使机上的各个暖气片达到极高的温度。这天清晨两点钟，正当我们飞在大西洋上空，离任何地方都有五百哩之远的时候，一个暖气片烤痛了我的脚指头，把我烫醒了，我看这个暖气片好像很快就会烧到炽热程度，把毯子烤着了。因此我就爬下了床铺，把坐在下面舱中的一把椅子上打盹的彼得·波特尔唤醒，让他看看这个非常热的暖气片。我们巡视了机舱，发现还有两个暖气片好像也同样地都快烧到炽热程度。后来我们就到后边的炸弹舱去（这架飞机已改装成为轰炸机），我们发现有两个人正在拼命地使这架汽油加热器烧得旺旺的。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汽油暖气片可能引起一场大火，而周围的汽油就会立刻爆炸。波特尔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决心宁可挨冻，也不愿被烧死，因此便下令把所有的暖气设备都关掉，然后就回去在八千呎的高空里——为了飞在云层之上，不得不飞这么高——在冬季袭人的寒气之中哆嗦入眠。我得承认，这使我感到极不愉快。
当我们抵达卡萨布兰卡时，我们发现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在安法郊区有一所大旅馆，房间很多，足够全体英美参谋人员居住，还有宽敞的会议室。在这所旅馆的周围有几座别墅，是留给罗斯福总统、我、吉罗将军以及戴高乐将军的，如果他来的话。整个地区四周围上了铁丝网，并由美军严密警卫。我和我的参谋人员比总统先到两天。我和庞德还有另外两位参谋长在岩崖和海滩上作了几次愉快的散步。惊涛拍岸，卷起大片大片白云样的泡沫，这使人难以相信竟会有人能从海上登上滩头。没有一天是风平浪静的。高达十五呎的巨浪以山呼海啸之势冲击着巨大的岩崖。难怪有那么多的登陆艇和小艇连同艇上人员被弄翻了呢。
我的儿子伦道夫由突尼斯前线来到了卡萨布兰卡。需要加以思索的事情也不少，因而两天转瞬即逝。在此期间，参谋人员每天都举行长时间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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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于14日下午到达。我们的会晤极其热烈而友好，这块被征服或解放了的土地，是这位伟大的战友和我不顾他的军事专家对他的劝告所获得的，我能在这块土地上与他会晤，至感欢欣。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在次日于经历了一段危险的飞行后到达卡萨布兰卡。他急于想知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准备采取何种方针，并想与他们不断取得联系。他们的职权是在他之上，而且高出很多。一两天后，亚历山大也到达卡萨布兰卡，向我和总统汇报第八集团军的进展。总统对他的印象极佳，并对他本人和他所带来的关于第八集团军不久即将占领的黎波里的消息极感兴趣。他解释了情况，说拥有两个强大军团的蒙哥马利，如何将一个军的车辆全部交给另一个军使用，使这个军得以不断前进，而且强大得足以将隆美尔从的黎波里一直赶到马雷特边境防线。马雷特防线是一道非常严重的障碍。这一消息使大家为之欢欣鼓舞，亚历山大的平易可亲的态度也使大家为之倾心。他的那种自信，虽然并未说出来，却感染了别人。
我向国内报告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及战时内阁 1943年1月18日
三军参谋长每日单独或与美方同僚共同举行两次至三次会议，对整个战局系按各个战场逐个加以研究。金海军上将自然认为太平洋应首先成为全力以赴的目标，美国的陆海军当局则渴望在缅甸能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以便帮助中国，并在今年年底以前逐步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安纳吉姆”〔缅甸〕战役。马歇尔将军对此颇为热衷，但除此而外，他似乎强调主张牺牲地中海战场，从事“围歼”作战计划〔或〕“痛击”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
反过来说，我感到满意的是，总统极为赞同给予地中海战场以优先地位。他似乎还日益倾向于“哈斯基”计划〔西西里〕。昨夜他向我提议，这个计划应称为“腹部（Belly），我建议把它叫作“女战神”（Bellona）．虽然由于参谋人员会议尚未作出明确的决定，我们彼此也尚未达成明确的协议，但我深信在基本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无疑是一致的。
同时，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也可看出，美国人日益倾向于西西里岛，而不是撒丁岛。金海军上将甚至说如果决定进攻西西里岛，他可以找到必要的护航舰只。
地中海战局已因沙漠集团军的节节胜利而显然改观。已经到达此间的亚历山大，在总统于15日召开的会议上清晰、准确、充满信心地叙述了他的进展与意图，给所有到会的人士以极良好的印象。他希望能在26日攻占的黎波里，到3月中能用六师之众进攻马雷特防线。较少数的师可以及早调动。
因此，加上安德森的四个师，我们可以期望，将有第一集团军及第八集团军的十个师英军，可供进行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最后决战之用。
由于届时美国在突尼斯的兵力至多不会超过两个师，而且法军配备不良，英军在此战场将占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目前正已在进行中的争夺的黎波里的战事进行得极为顺利，并且清理的黎波里海港也并不费事，沙漠集团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到突尼斯战场，将是有决定意义的。英军增援人数之众多，显然将使我们在最高统帅部有更大发言权。昨天晚上，我根据帝国总参谋长的意见，提议在适当时机，应以亚历山大来补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之缺，因为克拉克已被任命为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官了；总统对此提议反应良好。如任命一名英国将领来统率全突尼斯的部队，可能会与法国人发生龃龉，而这样做，就可不致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能在此间会晤，并且亚历山大将军也能参加这次会议，诚属幸事。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对斯法克斯发动一次极为大胆、果敢的进攻，因为他想据守该地，并部分仰仗马耳他供应他的给养。这一战役显然必须与亚历山大的进攻行动一致，否则正当沙漠集团军在的黎波里按兵不动，重新补给汽油、给养、并且需要仰仗港口的情况之际，在斯法克斯的美军将要受到德军的猛攻。
因此我把亚历山大与艾森豪威尔拉在一起，他们两人不论是单独举行会谈，或是与帝国总参谋长及马歇尔一起举行会谈时，都相处得非常好。其结果是他们彼此有了很好的了解，并约定在必要时互相拜访。艾森豪威尔如释重负，因为他认识到亚历山大的部队很快就可到达，并且是拥有十分雄厚的力量，而且，他现在已不再是孤军作战来维持局面，而是能够利用一支的确相当强大的联合兵力来作战了。这四个人一致认为，在突尼斯，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一定可操胜券。
我个人对于局势这样发展感到极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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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总统均未出席参谋人员会议，但是他们每天都把整个会议情况报告给我们，我们每天也和我们自己的军官商谈。
会上的分歧倒并不是英美两国之间的分歧，而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联合计划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我个人坚信，下一目标应为西西里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但是联合计划委员会，还有蒙巴顿勋爵，却认为应当舍西西里岛而先打撒丁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前三个月；蒙巴顿极力向霍普金斯以及其他人游说这项意见。我一直坚持己见，并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我的坚强后盾，坚持先打西西里岛。联合计划委员会彬彬有礼但顽固地说，这在8月30日以前是办不到的。这时我便亲自同他们一起核算了一下数字，然后，总统与我便下令，将进攻之日期定在7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里，或者如有可能，是6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里。结果，空降部队于7月9日晚间出动，7月10日早上开始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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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举行会议的1月份里，驻英国的美国空军部队司令埃克将军要求谒见我。我们讨论了美国人的用装甲飞行堡垒对德国进行白昼轰炸的计划。我个人对此法颇抱怀疑。我当时对花那么多功夫在白昼轰炸上感到可惜，并仍然认为如果美国人集中全力进行夜间轰炸，将远较白昼轰炸所投的炸弹为多，并且由于有科学的方法，会逐渐做到十分准确，像我们后来已做到的那样。我把这几点告诉了埃克，他知道我的看法，并且深感不安。他极其诚恳动人地为用飞行堡垒进行白昼轰炸作辩护，他指出，已为此在英国作了多么浩大的准备工作——把许多飞行堡垒中队由美国调来，聚集人力、物资、零件等，而且，飞机场现在也终于准备好了。
我在回答时指出，眼下已经是1943年初了。美国人参战已经有一年多了。他们一直就在英国建立一支空军，可是到现在为止，从没有用他们的白昼轰炸方法对德国投过一颗炸弹，大概只有那么一次，在英国战斗机的掩护下，曾进行了一次为时甚短的白昼轰炸。去年，在华盛顿，我们就上了当，还以为不出四五个月，美国飞机一定会向德国投掷大量的炸弹，结果是耗费了浩大的人力物力，一颗炸弹也不见掷下去。
但是，埃克却巧妙而固执地为自己辩护。他说，诚然，他们的确还没有给德国人以打击，但是只要再容他们以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一定投入战斗，而且规模有增无减。
鉴于美国为这件事已经耗费了浩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时他们又是如此地不肯割爱，我决定支持埃克和他的主张，因此我便转了一百八十度，撤回了我反对用空中堡垒进行白昼轰炸的所有意见。这使他大为高兴，因为他担心，他的政府对白昼轰炸方法的信心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强了。在1942年下半年，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庞大的部署和工作，竟不见任何成果，甚至连一颗炸弹都没有对德国掷过，这也的确是太说不过去了。当时部署在东英吉利的，绝不下于两万人和五百架飞机，但是看来一直毫无动静。不过，当我改变立场，对原来穷追到底的那个致命问题不再追究时，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美方的计划从此没有遭到英方的批评。他们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并且不久就收到了成果。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如果当初他们把钱花在夜间轰炸上的话，对德国轰炸的高潮原可早日到来，埃克将军事后曾多次表示，我在飞行堡垒即将大显身手之际，及时拯救了它们，使之不为美国政府所放弃。如果此话属实的话，那么我之救了它们，只是因为我消极地不再反对它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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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产生了戴高乐的问题。我在当时很希望他到卡萨布兰卡来，总统基本上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并且还请总统发电邀请戴高乐前来。这位将军十分傲慢，数次拒绝了总统的邀请。于是我就叫艾登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甚至对他说，他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将力主由别人来接替他那设在伦敦的法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总统的那位公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那本书里把这段事情描叙得非常出奇。他在该书中仓促地记下了他在饭桌上听到的心腹话。他原是由他父亲带去吃饭的。他似乎在暗示，总统怀疑我在力阻戴高乐前来，并且反对叫他来；其实，我是在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促他前来。这种无稽之谈长期以来流传甚广。下列的电报当可永远驳斥这种无稽之谈。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月18日
若你认为相宜，请将我下列电报转交戴高乐。〔开头〕我受权通知你，邀请你前来此地的是美国总统和我本人。
吉罗将军已经到达此地，他只带了两名参谋军官，他现在正在等待你前来，我尚未将你拒绝前来一事告诉他。我认为如果你坚持拒绝的话，其结果将对你和你所领导的运动不利。首先，我们即将就北非问题作出安排，我们极愿就此问题与你磋商，但如迫不得已，就必须在你缺席的情形下作出安排。英国及美国将支持此种安排。
我认为，你拒绝出席拟议中之会晤一事，将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恰好成为对你指责的最好的话柄。如果你现在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最近的将来你希望被邀请访问美国一事，自然也化为泡影。我为弥合你所领导的运动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而作的努力亦将显然失败。在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之际，我显然无法再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如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则英王政府亦将重新考虑它对此运动所持的态度。如你竟坐失良机，我们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尽力与它搞好关系。现在门还是开着的。〔结尾〕你可根据你认为合适的意见，自由地修改这封信，只要不有损它的严肃性即可。麻烦的是，为了保密之故，我们无法越过他直接向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呼吁。这些天以来，我一直在为戴高乐而争，并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各派法国人言归于好。倘若他拒绝目前所提供的机会的话，我将认为只有他不再领导自由法国运动，英王政府始能继续支持此运动。我希望你能根据你自己的意见，适当地对他说明这点。你对他应极严厉，这也是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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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戴高乐终于到达了。他被带到他的别墅，这座别墅就在吉罗别墅的旁边。他拒绝去拜访吉罗，在我们费尽了唇舌，过了几小时后，他才被说服了，同意与吉罗会晤。
我和戴高乐作了一次极严肃的谈话，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他仍然加以阻挠的话，我们将断然和他彻底决裂。他彬彬有礼，昂首阔步地走出了别墅，跑到了花园里。最后他终于被迫同意与吉罗会谈。这次会谈历时两三小时之久，对双方来说想必都感到极为愉快。当天下午，他去见总统，使我感到欣慰，他们两人出乎意外地相处得很好。总统被他那“聪慧明亮的眼神”吸引了，只是简直无法使这两人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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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这一部分，我根据当时的事件记下了与戴高乐将军关系中的种种严重情况。我的确不断和他发生过争执，并且和他有过多次激烈的争吵。但是在我们两人的关系中，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不能认为他是一个降敌受辱的法国的代表，的确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自由决定自身未来的法国的代表。我知道，他对英国并无好感。但是，在他身上，我却一直看到贯穿在史册中的“法兰西”一词常常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信念。他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虽然使我感到不快，但是这种态度却是我可以理解，并且感到钦佩的。他是一个逃亡者，一个在本国被判处死刑而亡命国外的人。他之得有今日，完全仰仗着英国政府——现在还加上美国政府——的好意。德国人征服了他的祖国。他实际上已是无处可以立足了。尽管如此，他却毫不在乎，傲视一切。甚至在他表现得最为傲慢的时候，在他身上似乎也体现出了法兰西——一个有着高度自豪感、权能和雄心壮志的伟大的民族——的性格。有人嘲笑他说，他自命为当代的圣女贞德，因为据说他祖上曾有一位是圣女贞德的忠实的追随者。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可笑。据说他还自比为克雷孟梭，虽说克雷孟梭是一个比他更明智而且更有经验的政治家，但是这两人却都给人以法国人不可征服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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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向战时内阁报告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及战时内阁 1943年1月20日
“Q”海军上将〔总统〕和我于今日下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会上汇报了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
此次会议令人极为满意。我认为，经过了五天的讨论并显然有过不少分歧的意见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1943年的作战基本方针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最后报告虽尚未写成，但帝国总参谋长在会上代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作报告的要点可报告如下。双方同意，应首先将我们的联合力量用于保障海上交通的安全方面，并重申必须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这一原则。立即开始以全力进行攻占西西里岛的准备工作，以便尽早实现这一作战计划。我们还希望在今年年底能使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上马。美方已答应，〔后者所需的〕部队运输工作与登陆艇大部由他们负担，这些舰艇将由美方人员驾驶，还答应担负一部分海军掩护力量。在我国本土，我国将尽快进行“波利乐”计划，以便一旦德国在今年内出现明显的崩溃的迹象时，能发动类似“痛击”作战计划那样的军事行动，或者倾全力打回欧洲大陆。在太平洋方面，旨在攻占拉包尔与扫荡新几内亚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便保持主动并牵制日本。至于以后是否将这一军事行动推进至特鲁克，将在本年年底决定。
“Q”海军上将与我对上述诸要点的意见完全一致。
2．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讨论期间，美方代表曾表示担心一旦德国被击败后，我方会退出战争；在获悉此情况后，我认为要用明确的言辞来表示，此事不但与我国利益有关，且与我国的荣誉有关，英国议会与英国人民在击败德国后，将尽全力击败日本的决心是无庸置疑的。我认为这样表示是应当的。我还表示，我坚信战时内阁完全愿意就此问题与美国签订正式协定或条约。“Q”海军上将没有理会这个建议，他说他深信美国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一心一德的。但他又说，如果可能的话，倒是应与俄国明确约定——必要的话，可以是秘密的——在一旦德国战败后，他们将参加对日作战。
3．在大原则上达成协议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将在以后十日内研究方式与方法。有大量的细节工作需要完成，因此我认为在未来这几天内他们应当一直在一起。无论如何，不出六个月，还必须举行一次同样性质的会议。马歇尔将军特别强调有此必要。
4．我在全体会议上提出，在适当时机，应由亚历山大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司令，因为我认为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好机会。马歇尔将军与金海军上将对此意见极为欢迎。空军司令这一难题正在积极考虑中，我深信将得到圆满解决。
5．马歇尔将军对坎宁安海军上将在盟国在北非的作战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深表钦佩，并要求将此意见列入正式记录，此事应让战时内阁知道。坎宁安领导海军的才能是杰出的，他的智慧与意见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帮助。
“Q”海军上将也热烈赞扬了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美方人士现在已把他看成是在军事方针上美方参谋长和英方参谋长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
6．我们正预备起草一项有关此次会议的情况的声明，以便在适当时机对记者发表。我们打算在此项声明内宣称，美国与大英帝国决心将战争毫不容情地进行到底，直至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不知战时内阁对此有何意见，希能见告。文中不提意大利，是有意促使三国早日散伙。总统赞同这一作法，因为它将鼓舞我们在各国的朋友。
7．在会议结束时，还须起草一份致斯大林总理的声明。
我们认为在此项声明中应申述英美两国的共同意图，但不应带有任何允诺。
8．上述情况，系伊斯梅将军根据我的指示写成的，尽管它所描述的是会议目前的情况，并且，正如诸位阁员所知道的那样，是和我们的共同意愿完全符合的；但也必须承认，与英美两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力量相比，我们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合在一起，其规模还是微不足道的，要是和俄国所作的巨大努力相比，就更藐小了。我觉得总统也会有同感，因为霍普金斯在昨天还向我谈过这件事，他说，“还可以，不过不够。”
尽管把我们在海空两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考虑在内，我仍然对此深有感触，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我们必须致力于使我们的打击更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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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当注意上列电文中的第六段，因为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无条件投降”这句话，而这件事曾引起了争论，这些争论在本书中还要出现，而且人们也还必然会长期争论不休。无论是在英国或美国，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句话拖长了战争，正中独裁者们要迫使德日两国人民和军队决一死战的下怀。我本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其理由在本书中将要谈到。由于我个人已经发现，我的记忆力在某些事情方面已出现了毛病，因此最好还是根据我的记录来如实地叙述。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书中声称，总统是在一次晚餐席上用了这句话的。据他说，我当时“想了一下，皱了皱眉，又想了一下，最后脸上泛出微笑，终于说‘这句话好极了’”，还说我那天晚上喝最后一杯酒时的祝词是“无条件投降”。我丝毫也不记得这些私人间的、非正式的交谈了，因为当时的谈话是随便而不拘形式的。但是，在我和总统的正式会谈中，无疑是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的。不然怎么会有第六段呢。
战时内阁的记录表明，这个问题是在1月20日那天下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会议所讨论的，似乎还不是“无条件投降”这一原则，而是是否应将意大利除外这一问题。因此战时内阁便在1月21日发出了下列电文，我当然马上就收到了。
副首相及外交大臣致首相
内阁一致认为，如将意大利除外，恐有不利，因为那样的话必然会在土耳其、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各地引起疑虑。我们还认为这样做对意大利也并不会起什么么好作用。如果让他们知道大难即将临头，反倒更会使意大利的士气产生对我们有利的影响。
因此，毫无疑问，我的确曾将当时正在起草中的联合声明里的“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告诉过战时内阁，他们也绝未对此表示任何反对。正相反，他们只希望意大利不应排除于这范围之外。我并不记得，手头也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表明，在我收到内阁的电文以后总统和我曾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很可能这是因为事务繁忙，特别是吉罗与戴高乐的关系问题以及和这两个人会谈之故，所以我们两人没有再提及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我们的顾问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忙于起草正式联合声明。这是份字斟句酌、措词十分严谨的文件，是由总统和我两人审阅和批准的。大概是由于当时我不赞成将无条件投降适用于意大利，所以以后我才没有再向总统提起这个问题，总之，我们两人的确一致同意我们和我们的顾问们所拟定的公报。在这项声明里，并未提及“无条件投降”。这份声明曾呈交战时内阁批准，战时内阁就照这个样子批准了。
当我听到总统在1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要迫使所有敌国“无条件投降”时，我感到有点惊讶。我自然还以为双方一致同意的公报已代替了以前任何的交谈。伊斯梅将军也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深知我的思路，并且在起草这项声明时，出席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各次会议。我在继总统之后发表谈话时，当然支持他，而且同意他所说的话。在这种场合和这种时候，如果我们两人有一点分歧，即使是一时疏忽所致，也会破坏甚至危及两国的作战努力。对这件事，我无疑要同英国战时内阁共同负责。
但是总统对霍普金斯所说的下列这段话却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为了使这两位法国将领在一起费了那么大的劲，以至使我感到简直就像使格兰特和李①两人言归于好那样困难——后来，突然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温斯顿和我都没有时间准备，我突然想起了人们把格兰特叫作“老牌无条件投降”的，于是我就知道我说过这话。②。
①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时北军总司令；李，南军总司令。——译者②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96页。
我认为，这段坦率的谈话，绝不会因为那句话出现在他所宣读的发言稿中而减弱其力量。
对战争的回忆也许还历历在目，但是在未经核对以前是绝对不可靠的，尤其是事件的先后。对于“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我就显然多次发表过不确实的谈话，因为我当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还以为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并没有查看记录。记错了的还不止我一个，在1949年7月21日，贝文先生向下院作报告时说到，由于“无条件投降”政策，他在战后重建德国问题上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他曾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就此政策同他或战时内阁有磋商过。我当场就也和他一样不正确和坚信不疑地回答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在卡萨布兰卡的记者招待会上，由总统那里听到的。等到我回家查了一下档案后，我才发现事实是如本书所述那样。
这使我想起了那位教授，在他临终时，他的忠心的弟子想听取他的遗教，他说，“引文要确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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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条件投降”一词，虽在当时大受欢迎，但以后却一直被各种权威人士说成是英美战时政策的严重失策。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据说它拖长了战争，并使战后的恢复更为困难。我认为并非如此。1943年6月30日，我借着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的机会说：
我们这些同盟国，要求纳粹、法西斯以及日本的专制政权无条件投降。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说必须彻底粉碎它们的抵抗意志，它们必须完全听任我们的处理。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具有远见的措施，以保证不使世界因为它们的那些处心积虑的阴谋和凶暴的侵略，而再度陷于动荡，再度遭到破坏和再度被战火所烧毁。这并不意味着，也绝不可能意味着，我们将由于不人道的行为或仅是出于复仇狂而使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武器沾上了污点，或是我们不打算安排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国人民都可以享受美国独立宣言把它们美好地称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12月24日也说过：
同盟国无意奴役德国人民。我们希望他们能获得正常的机会，作为一名有用的、受尊敬的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在和平中发展。但是我们坚决强调“受尊敬”一词，因为我们意欲彻底肃清他们身上的纳粹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还有他们是“优秀种族”这一可能引起一场大难的狂妄的想法。
不断有人力主宣布别的媾和条件，我一直反对这种主张，其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如果三个伟大的盟国坚持，而且舆论也会迫使它们坚持某些具体的投降条件的话，这些条件要远比“无条件投降”这一泛泛的名词更为德国国内的媾和运动所不能接受。我还记得，曾经数次试图起草能够使征服德国者解恨的媾和条件。在写出来后，它们是如此的骇人，并且，事实上也绝办不到，以至于如将它们公布，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它们写出来实际上也只能成为废纸。
1944年1月14日，正当俄国人在德黑兰向我们表明了态度以后，我曾就此问题写了如下一份备忘录，送交内阁中的同僚。
所谓“无条件投降”，是意味着德国人绝对没有·权·利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例如，大西洋宪章就不能作为·权·利·问·题应用在德国人身上。反之，战胜国是否遵守人道与文明上的义务，则由它们自己决定。
问题在于，我们在目前是否应当提得更具体一点，我认为，恐怕应当先看一看德国实际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然后再断定公布更具体的投降条件是否会促使他们投降。
第一，他们将彻底被解除武装并全部剥夺重新武装的能力。
第二，他们将被禁止使用各类航空工具，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还将被禁止学习飞行技术。
第三，大批被断定犯有暴行的人将被送交他们在那里犯过罪行的国家受审。斯大林总理在德黑兰曾经说过，他深信至少需要四百万德国人为他工作好多年，才能重建为德国人所破坏的家园。我深信俄国人将坚持要求大量的德国机械设备，以便绰绰有余地补偿被德国人所破坏的全部机械设备。很可能别的战胜国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鉴于大量的法、意、俄籍战俘和被拘留者所受到的严酷的待遇，这种要求似乎并不是不公正的。
第四，据我所知，英、美、苏三国政府已一致同意，德国将被断然分割成几个独立的国家。东普鲁士和奥德河以东的德国领土将被永远割让，当地的居民将被迁走。普鲁士本身将被分割与缩小。必须将鲁尔和其他重要产煤产钢中心置于普鲁士控制之外。
第五，作为德国军队核心的总参谋部必须彻底解散，恐怕俄国人会要求将德军总参谋部的大量人员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我本人原希望公布一张名单，上列五十名到一百多名罪大恶极的坏蛋的名字，以便将大多数人民与将被盟国判处极刑的人区分开，并避免发生任何像大屠杀之类的事情。这势必会使普通的德国人感到放心。但是这些建议在德黑兰被认为是过于宽大而被轻蔑地加以拒绝了，可是我并不知道斯大林元帅的这一部分谈话究竟是否认真说的。
无论如何，上面所述足可表明，一项关于德国未来遭遇的坦率的声明，并不一定会使德国人民安心，说不定像“无条件投降”这种骇人的但更含糊其词的词句还能使他们更安心一点，何况它们在总统所发表的那些声明里已变得得缓和了呢？
最后，我在1944年2月22日对下院说道：
“无条件投降”一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将受到奴役或灭亡。但是它却意味着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例如，并不存在大西洋宪章理所当然适用于德国的问题，也不存在敌国领土不得转让或调整的问题。我们绝不承认像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说的那一套论证，说什么他们投降是因为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可自由行动，它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可以横行霸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把德国从欧洲的国家中抹掉。如果说我们是受着什么义务约束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负有义务。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在战争的末期，在德国对此没有任何误解，这一点是无可置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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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项主要问题进行了十天的研究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总统和我每天都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并对他们的工作一致表示同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我们应当使用沙漠集团军和英方所有的兵力，还有艾森豪威尔军队的一部分兵力，集中全力打下突尼斯；同时决定亚历山大将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官，并实际负责指挥一切战斗。此外，由坎宁安海军上将和特德空军上将分任海军与空军的作战指挥官。显然，如果第八集团军能够将它的六七师兵力运抵该战场的话，这些兵力，再加上安德森将军所率领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的四五个师，英方就将拥有十二个师左右，而美方因为其余的兵力都用于驻防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他们只能出三个或四个师的兵力参加突尼斯决战。两年后，马歇尔将军曾在马耳他对我说，他当时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惊讶，就是虽然英方在突尼斯作战的兵力要比美方多得多，可是竟没有提出将艾森豪威尔的兵权转交给一位英国指挥官。这件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这和总统与我两人合作的整个基础是背道而驰的。关于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关系，在以后还要提及。这两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人，彼此以诚相待。艾森豪威尔把作战指挥权全部委交给了亚历山大。
这时我们已快要结束我们的会议了，我们和参谋长们在1月23日举行了最后一次正式全体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向我们两人递交了关于“1943年作战方针”的最后报告。这份报告可概述如下：
同盟国的物资仍必须首先用于击败德国潜艇。必须尽量向俄国运输供应品，以便支援苏联军队。
在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将按照下列目标进行，即在1943年内，使用同盟国可能用于对德作战的一切兵力，击败德国。
采取攻势的主要作战方针如下：
地中海方面：
1．攻占西西里岛，目的是——
（1）使地中海的交通线更为安全。
（2）减轻德军对俄国前线的压力。
（3）加强对意大利的压力。
2．设法制造一种局势，以使土耳其能加入我方，成为一个积极的盟友。
联合王国方面：
3．对德国进行最猛烈的空中攻势，以打击德国的作战努力。
4．根据现有两栖部队之兵力，发动局部攻势。
5．尽量集中空前强大的兵力，随时待机而动，以便一旦德方的抵抗减弱到适当程度时，即可重登欧洲大陆。
在太平洋及远东方面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其目的为维持对日本的压力，并能在一旦德国战败时，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认为，这些军事行动须以不致影响同盟国在1943年内待机彻底击败德国的能力为限。在不影响此计划的前提下，可拟出在1943年内开始收复缅甸的计划〔“安纳吉姆”计划〕，并为此作好准备，在不影响“安纳吉姆”计划的前提下，如尚有多余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可拟出进攻马绍尔群岛及加罗林群岛的计划，并为此进行准备。
这个作战方针是我们两人同我们的专家顾问们逐步拟定的，在批准这项方针时，总统和我还分别给自己本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写了如下这样一封信：
在欣然批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对各种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之后所拟定的报告之际，总统及首相愿强调指出在一切准备工作中，均应随时注意下列诸点：
（1）必须寻求各种办法，使开往俄国的W·J·①运输船队即使在进行“哈斯基”作战计划期间也不致中断。
①温斯敦－约（Winston－Joe）的缩写。
（2）急需以飞机增援在中国的陈纳德将军的部队，并物色人员，使此项飞机能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3）在6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到来以前，作好进攻西西里岛的准备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如在夏季按兵不动，对我方利益的严重危害性。
（4）为了能及时利用8月间的大好天气，发动某种形式的“痛击”作战计划，必须在联合王国加快建立一支美军攻击力量。为此目的，不仅应重新彻底审查所发的作战装备与每月供应，还应根据在发动进攻日可能出现的作战形势，调整由美国运至英国的作战物资与人力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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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24号早晨，我们两人出席了记者招待会。我们强使戴高乐和吉罗两人与总统和我交错地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并且强使他们两人当着记者与摄影师的面前握手。他们照办了，甚至在当时那种悲惨的日子里，看到这些照片，都令人不禁感到好笑。总统和我两人在卡萨布兰卡一事，一直严守秘密。因此当记者们看到我们时，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的眼睛，而当他们听到我们在此间几乎已达两星期之久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能相信他们的耳朵。
在举行了这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告促成的强迫婚姻或“持枪逼婚”（美国人这么说）之后，总统便对记者发表了演说，我支持了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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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准备动身。但是我对他说，“你不远千里而来，要是不逛逛马拉喀什就回去的话，那就算是虚此一行。让我们到那儿去玩两天吧。我一定要同你共赏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的落日。”我也用同样的话怂恿哈里·霍普金斯。恰巧在马拉喀什有一所非常可爱的别墅，是美国副领事肯尼思·彭达先生从一位泰勒太太——一个美国人——那里租来的。我以前根本就不知有这么一所别墅。这所别墅可供总统和我居住，外面还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我们的随行人员。于是我们便决定一起到马拉喀什去。罗斯福和我同车在沙漠中——在我看来，沙漠已经开始变绿了——行驶了一百五十哩后，到达了这块闻名的绿洲。我把马拉喀什称之为“撒哈拉的巴黎”，因为好几百年以来，中非各地的商队宁愿在一路上向山中部族缴纳重税，并且甘愿以后在马拉喀什市集上受人欺骗，也想享受一下该城的放荡生活，包括算命的、玩蛇的、大量的吃喝，还有就整个非洲大陆来说是最大的、组织得最完善的妓院。这些都是古今闻名的。
我们两人商定，由我准备午餐，因此汤米便主持其事。一路之上，我一直与总统同车，一共是五小时的路程，总统一路大谈公事，但是也谈了一些题外话。沿路驻扎了好几千名美军，以保护我们，不致遇到任何意外，飞机则在我们头顶不断回旋。我们在傍晚抵达那所别墅，受到了彭达先生的殷勤款待。我领着总统登上了别墅的塔顶。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由人把他抬上去，他坐在那里饱赏了白雪盖顶的阿特拉斯山的日落美景。在吃晚饭时大家——一共是十五六个人——兴高采烈，都唱了歌。我唱了一首歌，总统也加入了合唱，并且一度想要独唱一曲。可惜有人拦住了他，因此我就从来没有听到总统的歌声。
我的这位孜孜不倦的战友定于25日清晨动身，开始他的长途飞行，他飞经拉各斯和达喀尔，然后越过大西洋到巴西，再飞到华盛顿。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就已经告过别了，但是他在第二天早上去机场时到我这里再次跟我话别。我当时还没有起床，但是我不肯让他一人去机场。因此我便跳下了床，穿上我那件拉链衣，除了一双拖鞋以外，别的什么也没穿，我就这样一身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打扮，同他同车前往机场，然后我就登上了飞机，照料他舒舒服服地坐好，一面对他这样行动不便的人竟有这样的勇气感到钦佩不已，一面为他所冒的危险而担心。在战争期间，乘飞机旅行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我仍视之为畏途。幸亏总统一路平安无事。后来我就回到了泰勒夫人的别墅。我又在那里呆了两天，给战时内阁写信，告诉他们我今后的动向，还在塔顶上画了一幅画，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时期唯一的一幅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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