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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为1942年和1943年制订一致行动的计划——“合金管”：原子弹——我在6月16日给国王的信——飞往华盛顿——在海德公园的一次颠簸的降落——与总统同车出游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原子裂变的早期历史——6月20日与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的会谈——“重水”和一无所成的危险——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我对于总战略计划的笔记——托卜鲁克的陷落——患难之交——关于未来战略的一次会谈——同艾森豪威尔与克拉克的初次会见——我把横渡海峡进攻的文件交给他们——又举行了几次晚间会谈——6月22日报纸上的醒目标题——6月24日参观杰克逊炮台——对美国陆军组织工作的赞颂——奥金莱克的来电——我对他的再度保证——6月25日又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平安飞回国内。
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1942—1943年的作战行动达成最后的决定。一般的美国当局，特别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都急于立刻在某些计划上作出决定，从而使美国能在1942年同德国在地面上、在空中大举进行交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三军参谋长就有认真对“德国第一”的战略考虑进行根本修改的可能。另一问题也使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合金管”问题。“合金管”是后来称之为原子弹的密码代号。
我们的研究和试验现在已经达到必须同美国订立明确协定的地步；人们认为，只有我亲自同总统商讨，事情才能成功。战时内阁竟在沙漠大战方酣之际，决定我应当在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的陪同下离开祖国和伦敦，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对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严重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重视。
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事态紧急，危机四伏，我于是决定由空中而不是由海道前往。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二十四小时得不到充分的情报。为了使消息能从埃及立即转来，为了使所有的报告及时发出，迅速译出，我们已经作了各种有效的安排，以免在预计或事实上要采取决定时，发生有害的贻误。
在习惯上，首相往往不向国王正式提出自己的继承人，除非他被要求这样做。因为，这是战争时期，为了回答国王在最后一次每周例行的谒见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向他发出下列的信件：
唐宁街十号，白厅
1942年6月16日
陛下：
我假若在即将开始的旅程中遭到不幸，请求陛下恩准我的建议，将组织新政府一事委托给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下议院最大政党和我所荣幸主持的联合政府中一位杰出的大臣。我深信，他能以当前这危险时期所需要的果断、干练、才智来处理陛下的事务
你的忠实的臣仆
温斯顿·丘吉尔
我虽然在此时已了解到1月间从百慕大飞回时曾冒了危险，但我对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和他的波音水上飞机非常信任，因此，我特地要求他来负责这次空中旅行。我的一行人中还有：陆军部计划局局长斯图尔特准将（他后来从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飞返国内时遇难）、查尔斯·威尔逊爵士、马丁先生和汤普森海军中校。我们在6月17日午夜前不久离开斯特兰拉尔。当时圆月当空，天气良好。我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两小时有余，欣赏着光耀的海洋，思索着我的那些问题，也考虑到令人担心的战役。我在这个“新房”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我们到达甘德的时候。我们原本要在此处加油，但是，由于无需加油，就向机场打了招呼后，继续前进了。在阳光之下飞行，日子显得很长。我们在相隔六小时的时间里，吃了两次午餐，并打算在到达目的地后再吃晚餐。
最后两小时是在陆地上空飞行的；大约在美国时间七点时，我们飞近了华盛顿。当我们向波托马克河逐渐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它有五百五十多呎高，同我们的飞行高度大致相等。我提醒凯利·罗杰斯上尉说，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目标中竟然撞上了这个纪念碑顶，从而结束了我们的故事，那真是不幸中的特大不幸了。他向我保证，他当特别小心，注意避开它。这样，我们在经过了二十七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安全而平稳地降落在波托马克河上了。哈里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几名高级官员在这里欢迎我们。我到英国大使馆去进晚餐。那时天已太晚，来不及飞往海德公园去了。我们读了所有最近的电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然后，愉快地在露天进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建立在高地上，那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在这一点上，同白宫比较起来是令人非常喜爱的。
第二天，19日的清晨，我飞往海德公园去。总统已经在当地的飞机场上，看着我们在我所经历的颠簸最厉害的情况中着陆。他极其热忱地欢迎我，并亲自驾驶汽车，把我送过赫德森河，到巍峨的断崖绝壁之处，他在海德公园的家庭住宅就在那儿。总统为了让我观看海德公园的优美景色，驱车同我驶遍公园各处。在这次驱车出游中，我有许多时刻陷于沉思之中。罗斯福先生素患残疾，不能用脚使用车闸、离合器或加速器，但是，他的臂腕却特别强而有力，能敏捷地应付一切情况。他要我试试他的膂力，说一位著名的优胜拳击师也对之非常羡慕。这是使人放心的；但是，我承认，有几回汽车在赫德森河那一边的悬崖处，在草地边缘调动车身或倒车的时候，我真希望汽车的机械或车闸不会出毛病。我们一直在谈论公务；虽然我注意不使他在驾车时分心，但我们在谈话中所取得的进展，也许比正式会谈的收获更大。
总统听说我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青年时代，总是兴趣倍浓。总统的父亲曾经在海德公园款待过布鲁克将军的父亲。罗斯福先生因此对这位已经达到这样高地位的父辈友人之子会见，显出热切的兴趣。两天后会面时，他以最大的热忱来接待他，而布鲁克将军的人格和风度也对他形成了一种几乎亲密的情谊，这对事务的进行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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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将我所要达成决议的种种要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由他转告总统，以便先行准备，使总统对各个问题心中有数。在这些问题中，“合金管”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并且，如后来所表明的，也是绝对重要的问题。
我最好引用我在1945年8月6日广岛中了一枚原子弹而成为废墟之后所发表的声明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到1939年这一年，由原子裂变而放射出能的可能性已为各国科学家广泛地承认了。不过，在这种可能性变为实际的成就之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形形色色并且是大量的，而且，几乎没有科学家在当时敢于预言：到1945年时会有一枚原子弹制造成功，可供使用。虽然如此，这个计划的潜力是这样大，以致英王陛下政府正确地认为，尽管对于我们科学界的人材有着许多不同的要求，研究工作还应当继续进行。在这一阶段，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大学里进行的，主要的大学是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
在联合政府成立之时，由飞机生产部负责工作的联系和推进，而由乔治·汤姆森爵士所主持的，由主要科学家们所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顾问。
同时，根据当时普遍的协议，大学进行科学情报的搜集，在联合王国和美国进行此项工作的科学家之间，也充分交换了意见。
到1941年夏季，已经达到这样的进展：乔治·汤姆森委员会已能够报告说，在他们看来，在大战结束以前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已经完全有可能。在1941年8月底，负责使我不断掌握所有这些和其他技术发展情况的彻韦尔勋爵报告说，我们正获得巨大的进展。当时的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全面负责各个技术委员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考虑到我们最近已准备充足的普通高级炸药的效果），我在1941年8月30日以如下的备忘录向参谋长委员会提到这项问题：
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我个人虽然对现有的炸药感到十分满意，但我觉得我们不应阻碍这方面的改进，因此，我认为，应该依照彻韦尔勋爵所建议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且，负责此事的内阁大臣当是约翰·安德森爵士。
我愿知道参谋长委员的意见。
三军参谋长建议，在极其优先照顾的条件下，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因此在科学和工业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来指导这项工作，而卜内门公司也同意调出W．A．艾克斯先生来负责这个我们为保密的原故而称之为“合金管局”的工作。约翰·安德森爵士在不担任枢密院长之后，转任财政大臣，我要求他继续主管这项工作，因为，他对此项工作特别能胜任。在他的主席职位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他的顾问。
1941年10月11日，罗斯福总统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应当联合进行。因此，英美双方所有的工作都联合起来了，而且，一些有关的英国科学家到美国去了。到1942年夏季，这个扩大了的研究计划也以更确切、更广泛的基础肯定了早一年的各种大有前途的预言，而且，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是否着手建设大规模生产工厂的决定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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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总统在海德公园相会时，我们已接触到这一问题。
我随身携带有文件，但是，由于总统还需要从华盛顿获得更多的情报，讨论还是得延迟到次日，即20日举行。午餐后，在楼下一间突出的小小的房间里，我们举行了会谈。这房间阳光照不到，非常阴暗。罗斯福先生安坐在像房间那么大的书桌旁边。哈里在其背后坐着，或者立着。我的这两个美国朋友似乎不介意这种酷热的气候。
我对总统大致说明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的情况，而且，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肯定地确信，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前就可以产生出成果来。他说，他们这方面的人们也有进展，但是，在全面进行试验以前，无人能说是否会碰到什么实际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深深感到会有一事无成的危险。我们知道，德国人在以怎样的努力来获得“重水”的供应——“重水”是一个可怕的、罪恶的而又不寻常的名词，它已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我们的秘密情报中出现了。假如敌人先于我们获得一枚原子弹，将是怎样的情况呢？无论人们对于科学家的断言如何怀疑，这些断言在科学家们之间也争议纷纷，而且用外行人所难于理解的行话术语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令人可怕的活动范围之内，总不能冒落在别人后面这个致命的危险。
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立刻搜集所有情报，在平等条件下共同工作，如果获得任何结果，要平等地分享。于是，关于研究工厂应建在何处的问题又产生了。我们已经知道必须担负的巨大费用，以及随之必须从战时工作其他系统方面大量地调拨资源和人才。鉴于英国正遭受频繁的轰炸和敌机的不断侦察，似乎不可能在英伦三岛上建立所需要的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工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至少也和我们伟大的盟邦同样地先进，而且，当然工厂也可建设在加拿大。加拿大通过自己积极采集的铀的供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一个在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都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既要花费数百万英镑，更要占用宝贵的作战能力，真是难于作出决定。
尽管如此，如果美国人不愿从事冒险，我们当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拿大继续前进；如果加拿大政府持有异议，那么就可以在大英帝国的其他部分设立工厂。不过，当总统说出他认为美国决心要建设工厂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于是共同作出了决定，达成了协定的基础。我将在后一卷中继续叙述这件事。但是，与此同时，我深信不疑，正是我们把我们在英国所取得的进展和我们科学家对最后成功的信念告诉了总统，使他作出了重大而决定命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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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我将下列关于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战略决定的照会提交给总统：
·秘·密 1942年6月20日
1．海上船只接连不断地大量沉没，已成为我们最大的、最迫切的危险。为了减少除实际战斗中必然会遭受的损失以外的船只沉没事件，现在有什么进一步措施可以采取？护航制度何时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实行？有无应当减少的不需要的货运？我们是否应当减少商船吨数来建造更多的护航舰只？如果如此，要减少到何种程度？
2．我们必须坚持准备“波利乐”作战计划，如果可能，可在1942年执行，但肯定要在1943年执行。这项计划的全部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进行安排，准备在9月初以六个或八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不过，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人处于何种境地，这对他们都没有帮助，而且会连累到法国人，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报复；加之，还会严重地推迟1943年的主要战役。我们坚决认为，除非我们将在法国呆下去，今年在法国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登陆。
3．除非德军完全丧失士气（这一点还没有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负责的英国军事当局能够制定出有成功希望的1942年9月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将对哪些地方进行攻击？什么样的登陆艇和舰只可供使用？谁是准备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军官？需要英国出什么军队，给什么样的援助？假如能够找到一种适当的而有成功希望的计划，英王陛下政府将热诚地欢迎它，并当充分地分担美国战友的危险和牺牲。这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致的政策。
4．但是，如果制订不出任何负责当局均有极大信心的计划，因而1942年9月在法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我们还应当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在1942年期间听任大西洋战场无战事吗？是否我们应当在“波利乐”计划的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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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深夜，总统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华盛顿。我们在严密的护卫之下，到达白宫。我又被安置在览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30°，比白宫其他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我在那里舒适地居住着。我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过道里找到哈里，然后到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伊斯梅将军与我同来。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的手中。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写着：“托卜鲁克投降，二万五千人被俘。”这是令人惊异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我于是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询问。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下列来电带来了：①
①5月31日，哈伍德海军上将继坎宁安海军上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
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①
①哈伍德海军上将因为亚历山大港此时会遭到在战斗机掩护下的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才作出这种决定。
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
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这是痛苦的时刻。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什么比我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更可珍贵的了。他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出什么不逊之言。罗斯福说：
“我们将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呢？”我立刻回答道：“尽可能地将你们能够拔出的‘谢尔曼’式坦克给我们，尽快地把它们运到中东去。”总统派人去请马歇尔将军来。几分钟之内马歇尔将军来了，总统就将我的要求告诉他。马歇尔回答道：“总统先生，谢尔曼式坦克只是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已经分拨给我们的装甲师了，在此之前他们只好安于陈旧的装备。要从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为难的事。尽管如此，假如英国急于需要，我们自当设法；此外，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为了把这件事说完全，我必须做这样的声明，美国人的行动是胜过言辞的。发动机还没有安装好的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和一百门自行火炮装上六艘美国最快的船只，开往苏伊士运河去了。一艘装有所有坦克发动机的船只，在百慕大附近为潜艇击沉。不用我们说一个字，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把另一批发动机装在另一艘快船上，并让他们去赶上运输船队。“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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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久，布鲁克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与我们一道开会，商讨未来的战略问题。伊斯梅将军关于军事上的结论保存了一份记录。
1．关于1943年“波利乐”作战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的规模愈大愈好，要极迅速地全力推进。不过，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应当准备在1942年采取攻势。
2．1942年在法国或低地国家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作战行动产生更大的战略上与政治上的收获。关于这一战场的各种计划和准备方案，应当以各种可能的速度、力量和机智来推进。还必须以最坚决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行动中显著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可能订出健全而明智的计划，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反之，如果经过详尽的检查表明，即使竭尽全力，胜利也未必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另一个计划。
3．关于法属北非（“体育家”作战计划）战役的可能性，将要仔细地、有意识地进行审查，而且，各种计划应尽可能早日具体完成。用于“体育家”作战计划中的军队主要可以从尚未离开美国的参加“波利乐”作战计划的军队中物色。在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斗行动的可能性，也应由联合参谋部仔细加以考虑。
4．计划“波利乐”作战行动一事仍集中于伦敦。计划“体育家”作战行动则集中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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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当我们在午餐后闲坐无事时，哈里对我说：
“总统很希望你会见两位美国军官，因为他们在陆军中、在马歇尔和总统本人那儿都极受重视。”于是，在五点钟，艾森豪威尔少将和克拉克少将被带到我的有冷气的房间里来了。我立刻对这两位杰出的但以前一直不认识的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都从总统那儿来。他们都是初次会见总统。我们谈论的几乎完全是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事。这件事当时被称之为“围歼”作战计划，而他们的思想显然集中在这一方面。我们很愉快地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使他们相信我个人关心这个计划，我把我在出发前两天，即6月15日写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在这份文件中，我提出了我对于这样一种战斗行动的方法和规模的初步想法。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份文件的精神感到很满意。当时，我认为1943年春季或夏季是攻击的时期。我认定，这两位军官将要在这次战斗中起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他们所以被介绍和我相识的理由。因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历经战争的成败，我极其满意地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个月以后，在英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急于考验我的热忱，问我是否愿意把我那个文件送一份副本给马歇尔将军。我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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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九时三十分，我们在总统室内举行另一次会谈。美国三军参谋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谈。讨论了有关海军形势和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惊人消息。我极力主张，金海军上将应当立刻把护航制度扩展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他完全同意，但认为最好等到他有了可供使用的适宜的护航船只的时候。
夜晚十一时三十分，我又和总统举行了一次会谈。马歇尔、金、阿诺德、迪尔、布鲁克和伊斯梅都参加了。会谈集中地围绕着中东局势的恶化上，以及继派遣受过沙漠战争特殊训练的第二装甲师之后，再派遣大批美国军队到那个战场去的可能性问题。一致同意关于这种可能性要特别结合航运形势加以仔细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经过总统的完全同意，我当通知奥金莱克将军，他在8月间可望得到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有“谢尔曼”式和“李”式坦克装备的美国装甲师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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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托卜鲁克的投降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22日，我和霍普金斯在总统房间里与他共进午餐。不一会儿，战时情报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挟了一束纽约报纸来了。这些报纸刊载着令人注目的标题，什么“英国一片愤怒”，“托卜鲁克的陷落可能导致政府改组”，“丘吉尔将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马歇尔将军已邀请我去参观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美军兵营。我们将在6月23日晚上和他以及史汀生先生同乘火车出发。戴维斯先生严肃地问我，鉴于国内的政治局势，我是否还认为应该履行原先经过精细安排的访问日程。当非洲和伦敦都发生了如此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时，我如果在美国检阅军队，是否会引起误会？我回答说，我肯定要进行计划中的检阅，而且，我怀疑我是否能够激怒二十几位议员到议会来在信任问题上反对政府。事实上，这正是对政府不满的人们最后终于凑集的大致数字。
于是，我在第二天晚上乘火车到南卡罗来纳去了。下一天早晨，我们到达杰克逊炮台。火车停在空旷的平原上，而不是停在车站上。这一天天气酷热，我们下车后直向检阅场走去，这使我回想起炎热气候下的印度平原。我们先走到一个凉篷下，去检阅美国装甲兵和步兵的分列式。然后，我们观看跳伞演习。他们很令人感动，也叫人信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千人同时在空中跳伞。他们给我一个“报话机”让我背着。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样一种方便的工具。下午，我们观看大批美国师进行实弹野战演习。结束时我对伊斯梅说（关于这一件事的叙述，我当向他致谢）：“你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用这些军队来对付德国军队，真是叫他们去送死。”
对此我回答说：“你错了。他们是特殊的材料，很快就能学会的。”不过，对于我的美国主人，我始终强调说，培养一个兵需要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我们在南卡罗来纳所看到的那些军队，两年以后，他们的举止肯定会同老兵一样。
我必须在此处记述一下我在战后1946年所说的话。那时我以一个在野的私人身分受到正在华盛顿五角大楼开会的美国三军长官们的接待。
我对美国军队的组建方式极为钦佩。我认为这是组织工作的奇迹，即兴之作的奇迹。一个强大的国家愿意筹建大批军队，由于有金钱、时间、纪律和忠诚，能够建成大批军队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是，战前不久美军只有几十万人，在这样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的基础上，建成一支几百万人强大的军队，这种速度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奇迹。
两三年以前，我来到美国，曾经同马歇尔将军参观在南卡罗来纳训练的美国陆军军团，在那里我们看到你们也许会称之为“大量生产”的各个师的情景。它们在大规模而迅速地轮训中组成，并且进一步向完善的阶段前进。我见到这支强大军队的建成——从原有人数很少的基础之上，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建成这支强大的军队，他们在各个战场对敌作战中总是战无不胜。这是每个国家的军人都应当永远怀着钦佩而羡慕的心情来学习的一种成就。
但是，那还不是全部经历，甚至还不是其经历的最大部分。建立大批军队是一回事；领导和管理他们则是另一回事。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尚无法解释的奥秘，那就是，美国在平时只保持着很少的军事工作人员，怎么能够不但建立各种陆军和空军部队，而且能够选出领导人和大批工作人员，凭这些人员就能管理大批军队，还能把他们调到比战前这些军队到过的更远的地方，调动得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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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下午，我们飞回华盛顿。在那儿，我收到各种报告。
有一封是奥金莱克将军的来信：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24日
在这样危急的时期，由于我所指挥的军队遭到严重的溃败，使你受到沉重的打击，对此我负疚实深。除了敌人现在已占领托卜鲁克之外，我恐怕现在的情势和我在一年前接任司令时相同；而托卜鲁克对敌人说来是非常有用的，这不仅是从供应方面来说，而且也由于敌人无须再派军队去牵制这个地方了。……
在解释他的部署之后，他又说道：
对于你和美国总统，我们深为感激；因为你向他建议给我们以慷慨的援助，而且，你还正在安排把它们尽快地送给我们。正如同“格兰特”式坦克和“李”式坦克将从印度调出那样，美国第二装甲师的确是受欢迎的援军。你保证印度步兵师和印度装甲旅现在无须调回印度，这大大减轻了我在伊拉克和波斯方面，特别是在产油地区治安问题方面的困难。
特德空军中将通知我说，调拨飞机到这个战场，将无限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我个人衷心地感激你在去年给我的帮助和支援，并且，对上月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深表遗憾。我对此应负全部责任。
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我使奥金莱克确信我对他完全信任。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25日
我通知你，美国总统曾建议将美国第二装甲师拨给你，而且，该师将于7月5日左右调往苏伊士运河区。我们觉得在下个月内运送这个师，存在着极大的困难。马歇尔将军于是提出了一项建议，而帝国总参谋长认为，从你方面考虑，这项建议更为有利，因为，你将得到大量最现代化的装备，同时，你从英国所得的增援也不受影响。我们因此接受了下列的建议。
美国人将运送三百辆“谢尔曼”式（M4）坦克和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榴弹炮到中东，作为一种紧急的行动。这些装备将在7月10日左右用从哈瓦那运糖船队中拨出的两支海上辎重船队运往苏伊士运河区；其航行速度分别为每小时十五海里和十三海里，而且尽可能加速开行。少量的美国必需人员将护送这些坦克和大炮。……
切勿对国内事务的发展稍存顾虑。不管我在战争是怎么打的、或者是否应当更早一些打等问题上有些什么看法，你都获有我充分的信任，我也充分分担你的责任。……
请告诉哈伍德，我对于亚历山大港方面过分的沮丧和惊慌的气氛，以及海军急于撤往红海等报告，颇为不安。虽然可以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号应该尽早出坞，但我相信应该保持一种坚定而有信心的态度。总统从罗马得到的情报说，预料隆美尔在可能猛攻马特鲁阵地之前，可能要拖延三四周之久。我想，拖延的时间或许要更长一些。
我希望这次危机将会促使在尼罗河三角洲所有的军事人员和一切可以作战的忠诚的人力鼓起最大的战斗精神。你在中东领军饷的人已超过七十万。凡能作战的男丁都应培养成为不怕死的、为胜利而战的战士。没有理由不派几千名军官和后勤人员去增强各营与各工作部门的实力，以使防守马特鲁阵地的各个部队得到增援。你现在的处境正如我们在万一英伦三岛遭到侵犯时的处境一样，而且，应当充满着同样紧张而果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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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我会见我们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们，并且出席了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那天晚上，我到巴尔的摩去，我的水上飞机停泊在那儿。总统在白宫热情地和我告别，哈里·霍普金斯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来送行。那条狭长的而且有遮盖的通到河里的临时跳板，由美国武装警察严密地护卫着。似乎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警官们神态严肃。在我们起飞之前，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值班的便衣人员被逮捕了；这个人手指摸弄着手枪，口中喃喃地说他要“干掉”我，还说了些其他不好听的话。警察向他猛扑过去，将他逮捕了。后来，发现他是个疯子。疯子在公职人员看来特别危险，因为，疯子对叫“走开，走开”是不理会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巴特伍德降落加油，在饱餐一顿新鲜的龙虾之后又起飞了。此后，我在想吃的时候——那就是，在正常两餐之间的时间里——吃了点东西，而且，什么时候能睡就睡。在飞过北爱尔兰之后，黎明时临近克莱德河，那时我就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飞机安全地降落了。我的火车在等着。我的私人秘书之一，佩克也在那儿；还有一大堆箱子和四五天的报纸。一小时内，我们又出发到南部去了。由于在莫尔顿选举中的彻底失败，我们丧失了一个补缺选举的席位。这是托卜鲁克的副产品之一。
这似乎是我的一个倒霉的时期。我躺在铺上，随便翻阅了一会儿公文，然后睡了四五小时，一直睡到伦敦。睡眠是多么幸福啊！战时内阁人员在月台上欢迎我。我很快就回到内阁办公室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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